2、试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
试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摘要：中国文化传统具有优秀的民族文化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多种学说相生相成，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民族文化特性;二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天道、人道、文道三者的统一来解决文化方向问题;三是道与德相统一的特性;四是继承性与时代性相统一。关键词:中国文化传统优秀特性中华民族从春秋战国时候百家争鸣到战国末年已开始形成了一套以民为本的文道与德行相统一的优秀的文化思想体系，后来在不同的时代、有所损益，有所侧重，有所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以下几个优秀的民族文化特性:一、多种学说相生相成，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民族文化特性“以民为本”的民族文化特性的形成，是由先秦“百家争鸣”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五霸七雄，先后争雄称霸，战祸连绵，赋役苛重，视人命如草芥，人民要求个人的生存、安全与社会的和平稳定，各诸侯国则要求保全江山社樱，不致被别国消灭，并进而要统一天下。这么多的问题怎么解决?各诸侯国广罗人才，研究对策;具有见识的知识分子，或聚徒讲学，培养传道治国人才，或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并由此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主张以“仁义”治国，以“亲民”、“惟民所止”、“止于至善”为德。道家学说是“天道自然”、“天人合一”，主张“爱民治国”、“无为而无不为”。法家则主张改革，实行耕战政策，富国强兵。墨家反对说空话，要“察百姓耳目之实，观其对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穷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务争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其它还有纵横家、军事家等等。“百家争鸣”有一个共同点，主张“尚贤”、“爱民”，因而都各有自己的先进性。到战国末年，就进人了取大同、存小异，进行全面总结的阶段，形成了“以民为本”、文道与德行相统一的民族文化体系。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一个是《吕氏春秋》，另一个是《礼记・礼运》篇。《吕氏春秋》以儒、道为主，取先秦各家之长，加以继承和发展，为当时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思想武器。《吕氏春秋》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凡君之所立，出乎众也”，是大众推出的。“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而后可举”。要“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如何?利而勿利”(利人而勿自利)。“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为君者，要“贵公”、“去私”、“行义”，“先道而后德，故德莫盛焉”。“治天下及国，莫若以德，莫若以义”。《吕氏春秋》把法家的耕战政策和孟子“以至仁伐至不仁”之论，加以发展，认为“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并提出《义兵》说。“义兵”未出，要宣布若干恤民、安民措施，使“义兵”到处“民归之若流水”、“望之若父母”、“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吕氏春秋》的政治理想是:用“以民为本”作为思想基础，以“义兵”统一天下，天子“无为”于上，贤臣分治于下，先道而后德，以德治国，建立太平盛世。另一篇代表性的文献是《礼记・礼运》篇，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根据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的纪录整理而成。其中对儒家人道主义理想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了纲领性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 己(财货天下共之，不据为私有)，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亲身尽力，不为自己)。是故谋闭而不兴(公有制下，不需要相互争斗的计谋)，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本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纲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康有为、孙中山的影响很大。二、以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人道、文道三者的统一，来解决文化方向问题天道、人道、文道三者统一的世界观，是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理论基础。《老子》把道看作“先天地生”的一种“物”。然后才产生天地、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既相反、又同和，道又被看成是阴阳之气运动变化的自然规律，提出了“天道自然”、“爱民治国”的思想。儒家则把《老子》的学说进一步展开，荀子的天道观:“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架亡”。这里讲的天道也是客观的、自然的必然性。在儒家经典《易传》中，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礼记・乐记》篇则进一步把夭道、地道、人道与文道统一起来。和顺于天地人之道是正气、正道，逆天地人之道是邪气、邪道。文道之务就是:一要顺应天地、阴阳、刚柔变化之道，与天地之道“同和”;二要宣扬人道即仁义之道，“仁以爱之，义以正之”，“返归人道之正”。儒家的文道观是“和顺”于天地人之道，宣扬正气、正道。达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具体到对文化艺术的要求是“情深而文明(不是文晦)，气盛而化神”(正气盛而感人至深)，“和顺积中”(善)、“英华发外”(美)、“不可以为伪”(真)，可见《礼记・乐记》是真、善、美的统一。三、道与德相统一的特性儒家以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来论证人的德行。认为天道之“气”，区分为阳刚之气与阴柔之气、正气与邪气、顺气与逆气、清高之气与低浊之气等等。天道如此，人道法天道，形成了五种基本的道德精神。1.重阳刚雄健之气，“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主张居安而思危，日日新，又日新，自强不息的精神。2.扬阴柔敦厚之气，中正和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己及人，与人为善的精神。3.明辨正邪，正气浩然，行仁义之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4.明辨顺逆，顺天道、顺民心，除恶扬善，见义勇为的精神。5.扬清高之气，淡泊名利，“利人而不自利”的精神。此五种基本的道德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最可贵的五种民族精神，是应该继承弘扬的。不同的社会关系，各有其特殊的道德规范。这就是:1.在君臣关系上，“君臣有义”，为君者要英明仁德，尚贤尚同;为臣者要尽忠报国，勤政爱民，也可弃暗投明。君臣关系在儒家看来是道义关系，不是主奴关系，“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孟子》)。2.家庭关系上，“亲亲为大”，尊老爱幼，父母慈爱，子女孝敬;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夫妇有别、相敬如宾。3.在师生关系上，尊师重教。“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吕氏春秋》)。4.在社会道德上，还有诚信为本，敬老尊贤，等等。尽管儒家用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来论证人道之德，但可贵的是这种关系不是机械的，而是强调修身养气，认为浩然正气是可以自觉修养而成的。总之，儒家的道德传统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大事，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行为总则。四、继承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孔孟时代，儒家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种显学。到了战国末年(一说秦汉之际)整理成书的《易传》“十翼”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礼运》、《乐记》等篇儒家的代表作，则是后期儒家取各家之长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出现三个被史家广为称道的“盛世”。第一个是西汉初年，为医治战争创伤，行黄老之学，休养生息，出现“文景之治”。第二个是唐代开国之后，以隋朝之亡为鉴，惟欲清静，任贤治国，注意休养生息，尚节俭以息人，使百姓得安乐，推行均田制，发展科举制度，选拔治国人才等。这就是把儒道墨法的学说都用上了，出现了“贞观之治”。第三个则是从康熙二十五年到乾隆末年(1686一1795)出现康乾盛世。康熙平定三藩之后，集中精力治国。在思想文化上是以儒家学说治天下，以求社会稳定。在经济上实行发展政策，鼓励开荒，三年不纳粮，五年后成为“永业田”。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内外贸易和城市的发展。儒家文化对18世纪的欧洲，也起了积极作用。当时的欧洲，虽经文艺复兴运动，也未能冲垮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统治，欧洲大陆没有出现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吸取了中国儒道文化的理性原则和人文精神，中西文化互补，有益于他们的革命。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起草的《人权宣言》，把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道德界限”写进了宣言。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新三民主义，首先是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中“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思想;鉴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经济发展是资本、土地为少数人所垄断，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私人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又鉴于“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他的民族主义也是吸取俄国的经验，提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并明确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总之，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也是继承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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