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东部考古遗址考察记

内蒙东部考古遗址考察记

文 图/安成邦

西拉木伦河及河道中饮水的马群

因为承担的科技部基础性专项课题的需要，我们于2019年7月22日起对内蒙古东部的考古遗址进行了15 天的考察。

锡伯河畔的文化

赤峰、通辽等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自成体系，按照年代先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有小河西文化与兴隆洼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有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哈民文化，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青铜时代有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红山文化因最早发现于赤峰市东北郊英金河畔的红山而得名。14C测定红山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红山文化先民农牧兼营，既种植粟黍等作物，还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并涉及渔猎。夏家店文化晚于红山文化，可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经济生业也是农牧兼营。

我们早晨从赤峰市区出发，沿锡伯河北行，先到达架子遗址和马架子遗址。这两个遗址年代不同，但所处的地貌部位却很相似，都位于河谷中平缓丘地的前缘。架子遗址位于平顶的小山包上，两边都是冲沟，山包前缘坡度较陡，山坡上散布着夏家店文化的陶片。山包的平顶上陶片更多。未见到灰坑等遗迹。

我们在这个遗址发现的陶片大多陶质粗疏，以夹砂灰陶、泥制灰陶居多，偶尔能见到泥制红陶和泥制黑陶。纹饰主要是绳纹、刻划纹和附加堆纹。

相比较而言，马架子遗址延用时间很长，早可至新石器时代，下至三代，经汉魏，直至辽金，一直有人类在这里定居。这里和架子遗址遥遥相对，地貌部位类似，位于小山包上，并沿着地形，在山地的前缘南北延伸5公里多。这个遗址有房址、灰坑等，房址在地面上有序排列成三行，这些聚落遗存属于小河西文化。小河西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敖汉旗境内的小河西村而得名。这种文化类型比兴隆洼文化的年代更久远，在距今8500年左右。小河西文化的房址是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均有门道。小河西文化的器物特征十分明显，陶器均为夹细砂陶。我们在马架子遗址的地面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灰陶片，制作较粗糙。

架子遗址地表散落的陶片

与架子遗址不同的是，这个遗址下伏的是石质山地，估计这也是遗址沿着地形带状延伸的主要原因：更高的山地都是裸露的巉岩，缺乏植被，也缺少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

架子遗址的景象

下午，我们沿着谷地继续东行，很快就到了恩州故城。唐宋之交，契丹人先后征服奚、回鹘、室韦和渤海等，统一了北方草原的大部，尤其是将燕云十六州并入版图之后，国力大增，在草原上修筑了许多城池。恩州城应该是这个时期所筑造。北宋沈括《熙宁使虏图抄》中记载，“过中京五十七、八里，东侧可望见恩州”，其后又记“经小坂，自路曲东出七、八里，望之可见，曰恩州”，可知恩州应该在当时的主要交通要道上，今天的国道306也从古城旁经过。

这是个四四方方的古城，南北长约 260米，东西长约280米，位于今天喀喇沁旗恩州村和苏和营子村之间。据当地居民介绍，在30多年前，四面的城墙都很完整，目前只有西、北两面的城墙可以看出轮廓，其他两面仅余墙基。残存的城墙高大，普遍在2—3米，最高处有7—8米，夯土层隐约可见。城内城外都是玉米地，机井源源不断抽出地下水，灌溉着玉米田。我们调查了一小时，找到了一些辽代的陶片和粗白瓷片等。

从羊肠河到西拉木伦河

7月23日清晨，我们来到了翁牛特旗羊肠河畔的北山村西遗址，该遗址位于和缓起伏的丘陵的半坡上，地势相对平坦。遗址破坏严重，已经无法确知遗址的具体范围和面积，地面上偶尔可以捡到黑色夹砂陶片，也有少量的石英质地的石核。有考古资料说这里属于小河西文化。和当地的农民交谈得知，他们祖籍是山东登州，在解放前来到这里。以前主要种植苦荞、绿豆、糜子等，这些年玉米种植面积最大。想想数千年前古人就在这里种植糜子，传统延续至今，真是神奇！

离开北山村西遗址，我们来到西拉木伦河边。西拉木伦河为西辽河的北源，西拉木伦河流域不仅养育了灿烂的红山文化，也是建立契丹族的发祥地。辽国称西拉木伦河为潢水，他们建立的大辽国的国都临潢府就因临近该河而得名。当地正在修路，从劈开的剖面上，可以看到风沙形成的斜层理，显然，在地质历史时期，这里曾经是风沙分布区，但现在都被草地覆盖。

恩州古城残存的城墙和墙内外的玉米地

河畔的白音长汗遗址和前面两个遗址一样，也位于半山坡相对平缓的小台地上。遗址面积很大，从考古发掘后留下的一排排深坑仍然可以看出遗址的规模。这个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被发现，随后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发现有房址、灰坑、墓葬、聚落围壕等遗迹。遗址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南台子类型、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类型、赵宝沟文化赵宝沟类型、赵宝沟文化西荒山类型、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其中兴隆洼文化类型的遗存最为丰富，白音长汗遗址最早的小河西文化遗存年代距今8200年。地面基本不见陶片，考察组的杨帆女士发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石英质的石核。

傍晚时候，我们到达了饶州古城遗址。这里距西拉木伦河不远，西边有山，地势可谓是依山傍水。古城是辽代饶州治所，《辽史·地理志》记载：“饶州，匡义军节度，本唐饶乐府地，贞观中置松漠府，太祖完葺故垒。”

遗址分东、西两城，东城大，西城小。两城都是长方形，城墙残高 2—3 米，夯土层不很明显，东西各有两门，其他建筑已不可分辨。大小城相依而建，是辽代的特点。辽代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体现在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上，即将契丹人和其他民族的居民分别置于分隔开的两座城中。我们在考察中发现了布纹大瓦、灰砖块等，没有其他发现。

白音长汗遗址见到的石核（杨帆 摄）

这一天的行程，植被从疏林草原变成了草原。小河西文化主要分布在相对平缓的坡地上，遗址的选择非常注重视野，背山面河；辽代城池选择在水土肥美之地，显然和史前时期的遗址在选址上有不同的考虑。

从林西到巴林右旗

塔布敖包遗址位于小河北岸的小山包上。山包顶部是当地村里的敖包。中间是石砌的三层结构的敖包堆，周围排列着一圈圆圆的石堆，当地人说共有50个石堆。当地的习俗，女性不能接近敖包，考察组里的女士都留在山脚下，只有两位男士上去考察。夏家店文化不仅农牧兼营，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青铜冶炼技术。在塔布敖包遗址的山坡和山脚下，不仅可见夏家店文化时期的陶片，有半球形鬲的空足，还有冶炼活动留下的炉渣，偶尔能见到铜矿石。山下的村子里，都是白墙蓝顶的新房子。遗址和现代村庄相伴，很让人有种“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感慨。有研究认为，该遗址的铜矿石来自于十多公里外的大井铜矿。

塔布敖包遗址近景及在遗址发现的炉渣（刘露雨 摄）

离开遗址，经过80多公里的车程，我们被历史时期契丹人创造的建筑杰作震撼了。这个杰作就是辽庆州塔。辽是一个崇信佛教的王朝，尤其喜欢建造佛塔。庆州白塔是这个时代佛塔的代表作。这是一座仿木结构的楼阁式塔，非常逼真地以砖模仿出柱、枋、斗拱、出檐、门、窗等结构造型。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塔本名“释迦佛舍利塔”，八角七级，通高73.27米。塔身洁白，轮廓挺拔，建于高台，直插蓝天。塔身遍饰各种精美的浮雕，七层出檐上挑挂着2240个生铁铸造的风铃，随风而鸣；铜制鎏金的刹顶及塔身嵌装的几百面铜镜，在蓝天白云下，熠熠生辉。塔内中空，每层均砌有塔室，无楼梯、塔心室彼此也不连通。1989年维修古塔时，发现600余件辽代珍贵文物。

该塔系辽兴宗耶律宗真为其生母章宣皇太后而建。动工于辽重熙十六年（1047），竣工于重熙十八年（1049）。章宣皇太后萧氏是个普通宫人，为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和耶律重元两个儿子，长子宗真被当时无子的齐天皇后收养。萧氏颇有心机，在圣宗去世、耶律宗真即位的关键时刻，藏匿了立齐天皇后为皇太后的遗诏，自封为章宣皇太后并把持朝政。重熙三年（1034），辽兴宗在朝臣支持下发动政变，掌控了局面，将章宣皇太后送到庆州城圈禁起来。重熙八年（1039），辽兴宗与生母和好，后来在母亲当初被幽禁的地方敕令修建了这座佛塔。

我们离去的时候，湛蓝的天空中正风起云涌，庆州白塔洁白的塔身岿然屹立在苍翠的大地上，天上的“云动”与地上的“塔静”的对比，反而让人心里一片宁静。从史前到现代，人类对于技术和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每一件遗存，都是当时技术与审美的结晶。

走向浑善达克

辽代庆州白塔

巴林右旗的天气总是很凉爽。7月25日首先考察的是两个红山文化的遗址，古日古勒台遗址和苏达勒遗址。两个遗址相距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但地貌位置相似，都位于视野开阔的和缓山坡上。从遗址四望，周边的动静尽收眼底。苏达勒遗址的山坡顶部是飘扬着彩色布带的敖包，在半山相对平缓的地方，地面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陶片，多数是素面的红陶和灰陶。在古日古勒台遗址，杨帆女士采集到一枚典型的石核，系灰绿色结晶岩质地。其他石器类型没有发现。

午后，我们奔向黑河州古城和松山州故城。这两个故城都是辽代大州治所，城池的规模应当不小。可惜，几个小时的奔波，一无所获。这两个故城所在地，满是郁郁葱葱的玉米，据当地上了年纪的人说，两个城已经在数十年前就平毁了。遥想大城雄姿，看着眼前了无痕迹的玉米田，让人一时无语。适逢天气突变，狂风大作，豆大的雨点敲击在车顶上发出啪啪的声响，我们谁也没有说话，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情绪里，多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从开鲁到通辽

7月26日早晨，我们首先来到开鲁县城的白塔公园。公园位于县城内东南，园内建有革命烈士纪念碑、开鲁博物馆，可惜博物馆没有开门。这个公园应该得名于矗立在公园中间的白塔，在碧蓝晴空的映衬下格外洁白。走近白塔，塔基为须弥座形制。塔身为八角形，塔身13层，自下而上渐次收缩。塔顶由圆盘和宝珠合成。白塔整体造型挺拔俊秀，外形轮廓跟兰州白塔山的塔有些相像。塔下有介绍说白塔建于元代，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是长城以北仅存的元代塔式建筑。

离开开鲁县城，我们沿着从开鲁到通辽的国道，一路考察了辽代的墓葬和古城遗址。辽代的墓葬和古城遗址都在农田的包围中，保存不太好。例如七家子辽墓群处在农田中间的一小片荒地上。通辽市科尔沁区的福巨故城位于农田中央隆起处，浑圆的轮廓线很像低矮的沙丘。在遗址西北角有一段约200米的呈东西走向的城墙遗迹，其他地面建筑已经荡然无从，随处可见的砖块、陶片和琉璃瓦提醒我们这里曾经有过的繁华。

下午我们来到了科左中旗舍伯吐镇境内的哈民遗址，这里已经建成了遗址博物馆。遗址年代距今5500—5000年，已探明的核心区面积17万平方米。2010年开始发掘，已发掘82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81座、灰坑61座、墓葬14座，出土石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等2500多件，出土碳化的黍、粟、大籽蒿、大麻等种子80多万粒。遗址被评为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遗址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两点：一是整齐排列的房屋和倒塌在房屋中的建筑木结构，可以清楚看出当时房屋的建造形式；二是大量凌乱的人骨遗骸，特别是仅18 平方米的40号房址内有不少于97具人骨遗骸，真是触目惊心。哈民遗址的年代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见证了那个时段科尔沁草原史前文化的蓬勃发展。

晨光中的开鲁白塔（夏敦胜 摄）

哈民遗址房址中散落的人骨和木构件

从通辽到双辽

吐尔基山契丹贵族墓地位于科尔沁左翼后旗一个村庄旁边的台地上，墓地处长满蒿草。墓前有文物部门立的碑，简单介绍了发掘出土的文物。契丹人在立国以前是不土葬的。随着他们从游牧部落走向北方大国，中原的各种礼仪渗透到了辽国的各个方面，厚葬的风俗在辽代贵族中尤其盛行。厚葬不仅没有给逝者带来安息，反而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盗墓者，所以辽墓很多都被盗墓贼光顾过。吐尔基山契丹贵族墓地是罕有的完全没有被盗过的辽墓，出土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其中精美的文物如錾花鎏金银壶等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墓主人应该是皇室成员或者高级贵族。墓葬在发掘后已经回填，地面上看不到任何建筑，只有文物部门立的碑石，向来访者讲述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辽金时代的遗址在科尔沁到处都是，我们接下来考察的科尔沁左翼后旗步日顺古城和大金山古城都是辽金时代所建。只是世事沧桑，千年的风雨已经湮没了昔日高高的城墙，两个城址只余下了玉米地中略微起伏的残基，地面散落有瓦片和砖块。这两座城址都位于新开河与西辽河之间，当时的地理位置应该相当重要。但这个地方的环境极其脆弱，仅仅在10多年前，由于风沙肆虐，古城所在处基本都在沙地中，这些年在政府的大力管控下，植被逐步恢复。在布日顺古城的南部，有数个已经完全固定的沙丘，沙丘表面都已经变成青青的草地，一路上看到了很多悠闲地吃草的牛群。古城所在处被开辟为玉米地，都是在政府的资助下，利用机井抽水，滴灌种植，玉米长势正旺。

从双辽到奈曼旗

库伦旗的查干朝鲁台遗址同样位于半山坡上，山坡很平缓，山下有条小河。遗址位于玉米地当中，上下是两排杨树，山风拂过，发出哗哗的声响。在地面上可以找到石核等石器和夹砂陶片。陶片不仅有红山文化的黑红彩陶，也有夏家店文化的鬲足，可见这个遗址应该存在了很长时间。

库伦旗境内的灵安州城址正处于科尔沁沙地与辽西山地过渡地带，城池依山坡而建，北高南低。古城呈四方形，西面城墙最为显眼，坍塌以后的墙基宽达35米，其他几面墙基毁损严重，北墙残存的几座马面和瓮城仍然隐约可辨。城内都被辟为耕地，这里曾出土“灵安州刺史印”一方。我们的考察队员不仅找到了条纹砖块、布纹瓦片，还发现了铁片和一枚“开元通宝”铜钱。

在查干朝鲁台遗址发现的石核

灵安州古城所见“开元通宝”（杨帆 摄）

灵安州古城西城墙内外的景象

从科尔沁沙地到兴安盟草原

7月29日临近中午，我们才找到了翁牛特旗境内的永州古城。此“永州”是辽乾亨三年（981）所置，《辽史·地理志》说：“东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号永州。”潢河与土河即今日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永州的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翁牛特旗东北部、奈曼旗西北部、开鲁县西南部。史书记载，州东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东南有广平淀，为冬捺钵所在，可见辽代永州地位之重要。我们所见永州古城为南北向的土筑方城，已经被当地文物部门保护起来。城墙隐约可见，残高1米左右，城门、马面等已不可分辨。我们在城中找到了散落的砖块、铁片等遗物。

离开永州古城，我们来到扎鲁特旗境内南宝力皋吐遗址。遗址分为聚落房址区和墓葬区，总面积32万平方米。根据测年数据，遗址年代距今4500年左右，略晚于红山文化。承当地文物工作者的美意，我们概略地看了一遍遗址出土的遗物，不仅有精美的玉璧、玉璜，也有刺猬形陶器、人形孕妇陶壶等造型别致的陶器。既有石刀、骨锥、纺轮等生产工具，也有五角星形石器、骨冠饰等礼仪用品。五角星形石器呈黑色，煤晶石质地，在上面以浮雕的形式叠加了一个小的五角星，小五角星的尖角正对着大五角星两个尖角之间。两个五角星的中心是圆形的孔，可以装木柄，这很可能是类似于权杖头之类的礼仪用品。

南宝力皋吐遗址出土的五角星形状物件和陶器

南宝力皋吐遗址的房址平面形态和哈民遗址的很像，也是“凸”字形，面积一般为10平方米左右，为半地穴式，墙壁和居住面涂有白色黏土，发现的作物主要是黍谷之类。在聚落之外，有成片的墓地，目前已经清理墓葬400余座。当地正在建设遗址博物馆，预期不久的将来，这些珍藏将能够被大众所欣赏、认知。

呼伦贝尔草原之一

团结墓地位于呼伦贝尔海拉尔区团结村一块平整的草地上，周边被文物部门设置的铁丝网围绕着。2006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陶器、铁器和牛骨等。发掘者根据文化内涵，认为该墓地与鲜卑相关。拓跋鲜卑源自大鲜卑山，现在一般认为大兴安岭即大鲜卑山，所以，呼伦贝尔草原是鲜卑民族的起源地。鲜卑自汉代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并逐步南迁，深刻影响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的进程。

离开了团结墓地，我们奔向室韦墓葬遗址。室韦是古代东胡一支，在《魏书》中见于记载，多次遣使朝贡北周、北齐，在唐武德年间（618—626）遣使向唐朝贡。唐末，中原大乱，唐王朝无力北顾，崛起的契丹乘机多次出兵征伐室韦，致使室韦诸部要么被契丹征服并吞，要么西迁南徙，其中的一部蒙兀室韦约在10世纪初由额尔古纳河以东向西迁移，最后到达斡难河（今鄂嫩河）发源地不儿罕山（今肯特山）。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金末演变为蒙古。呼伦贝尔作为室韦最早的游牧地，这里发现的室韦墓葬，自然格外值得关注。我们从谢尔塔拉镇沿着新修的乡村公路，西行十多分钟，就在道路的北侧看到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镌刻着“蒙古之源”四个大字，我们知道，目的地到了。我们于次日见到了发掘出土的遗物，既有游牧生活中常用的杯盘之类，也有他们驰骋马上的马鞍马衔，当然少不了铁马金戈的刀枪弓箭。根据出土遗物的14C测年数据，遗存年代正与文献中蒙兀室韦的年代相当。

浩特陶海古城平面基本呈方形，每边长400多米，南城墙有明显的瓮城，墙外有明显的城壕。站在南墙北眺，城中有一明显的高台，其上可见瓦片砖块，也可见到辽代的篦纹陶片。辽代农牧并举，非常重视在水丰土肥之地筑城开垦。浩特陶海古城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筑成。可惜历经千年的风雨侵蚀，至今只留下了荒草萋萋的城墙遗迹。在铺满阳光的草地中，几匹枣红马悠闲地走到城中吃草，让人觉得分外安宁。

呼伦贝尔草原之二

建军节的早晨，阳光明媚。我们首先来到呼伦贝尔市东20公里的哈克遗址博物馆。该馆位于村庄边的台地上，海拉尔河从南边蜿蜒流过。进入陈列厅，共有“石器顶峰”“远古玉魂”“民族摇篮”3个展厅，在哈克遗址不仅出土有精美的石器和玉器，还发现了彩陶，是呼伦贝尔草原首次发现，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分布最北的一个出土地点。因其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呼伦贝尔境内的同类型遗存被统一命名为“哈克文化”。哈克文化以哈克遗址和辉河水坝遗址最为典型，代表了距今7000—4000年间呼伦贝尔草原文化发展面貌。哈克遗址揭露出房址1处、墓葬4处、灰坑7处、祭祀址1处。石镞是哈克遗址的标志性器物，从石镞到骨镞，青铜镞到铁镞，可以看作是草原地带技术进步的标志。

谢尔塔拉墓地遗址

辉河水坝遗址位于鄂温克自治旗境内，地面上到处散落着石片和石叶。从两个柱状的残留原始地层来看，上部是现代的草皮，其下是0.5—0.6 米厚的黄色粉砂层，再往下是1.5米左右的黑色的粉砂——古土壤层，石器主要出现在这一层里。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共出土文物2000多件，有石叶、石片、陶片、石核等，还发现了2处灰堆，灰堆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这里可以看作是哈克文化的石器加工中心之一。这些石器制作精良、外形美观，显然是精心加工而成，代表了当时呼伦贝尔草原石器加工的最高水平。

浩特陶海古城中的景象。远处隆起的就是残存的城墙

辉河水坝遗址景象，图中厚层黑色地层是石器主要出现的地层

辉河水坝遗址所见石器

新巴尔虎左旗

昨日的行程基本在呼伦湖以东，今天我们到了呼伦湖以西。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塔拉研究员正带队和当地博物馆共同发掘石板墓。从新巴尔虎左旗出发，西行十多公里，这是一块台地的前缘，坡度较缓，墓地所在地就是一个小沟的两岸。

墓的结构是以巨大的天然石板砌成长方形墓圹，大者5米多长、5米宽，小者3米长、2米宽，大致成东西向。小墓往往成行排列，大墓较少，墓前立有墓碑状天然石板，上无文字，亦无刻画。这里下伏地层就是严重风化的花岗岩或者变质片麻岩，墓葬所用石板都是就地取材。石板厚0.1—0.2米，长0.3—1.5米，宽0.4—1米。这些巨石板立着埋入地下，上部露出半截，砌成长方形墓圹。墓中心看不出明显的棺状结构，唯有几座似乎被盗过的墓中间的石板虽然凌乱，但大致仍然可以看出呈长方形排列。这种类型的石板墓在草原地带比较多见，时代从青铜时代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据塔拉老师和博物馆的同志介绍，他们已经调查发现了大大小小的类似墓葬90多处。草原青青，牛羊隐隐，石板墓静静地躺在山坡上，见证历史的风云变幻。

长方形的石板墓

黑山头古城

黑山头古城位于额尔古纳境内，从满洲里出发，一路向北，基本伴着国界线前行。在临近黑山头的时候，左边远处影影绰绰可以看到的建筑就是俄罗斯的边境城市。在平坦青翠的草原上，整个古城坐北朝南，规模宏大，气势不凡。外城、内城、内城中高高的建筑台基层次分明。外城基本呈方形，外、内城的城墙外都有护城河的痕迹。城墙的拐角处有高大的角楼突出于城垣。内城位于外城的中间稍偏西北，呈长方形。内城的宫殿处瓦砾散乱，花岗岩的柱础排列有序，至今尚余两个完整的柱础，也可想见曾经的辉煌。据《元史译文证补·太祖诸弟世系》和施拉特《史集》记载，蒙古汗国时期，额尔古纳河流域为成吉思汗大弟弟拙赤·哈撒尔的封地，古城为哈撒尔时期所建城池。

拙赤·哈撒尔是有名的神射手，铁木真曾说自己的霸业之建立多赖“哈撒尔之射、别勒古台之力”。铁木真正式称成吉思汗后，哈撒尔受封四千户，在诸兄弟中受封最多，但远远不及成吉思汗诸子的封赏。弟兄们难免有些怨言。这也就给通天萨满阔阔出提供了某种机会。阔阔出说，长生天说了，不知是该让铁木真当首领还是让哈撒尔当首领。事情虽然以阔阔出被杀了结，但成吉思汗仍对哈撒尔产生了戒心，夺走了哈撒尔的大部分封赏，只给他留下一千四百户。1213年，蒙古大军攻金，哈撒尔受命统率左翼军自中都东进，连克蓟、平、滦及辽西诸州，与中、右军会师包围金中都。1214年春，金宣宗献公主求和，哈撒尔随成吉思汗撤回蒙古高原。同年，成吉思汗把斡难河下游、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及阔连海子（今呼伦湖）以东的草原分封给了哈撒尔、帖木格。其中哈撒尔的封地在北。世事无常，哈撒尔虽然受到成吉思汗的压制，但他的子孙枝繁叶茂，几乎遍及整个内蒙古地区，恐怕是成吉思汗所始料不及的。

黑山头古城与俄罗斯境内的康堆古城和吉尔吉拉古城成鼎足之势。在吉尔吉拉古城还发现了迄今所知最早的回鹘蒙古文石碑——移相哥石碑。移相哥是哈撒尔的次子。

从黑山头古城中的宫殿区南眺，可以清晰地看到内外城城墙

黑山头古城遥感影像（王晓云 影像处理）

结束考察，已经是夕阳西斜的傍晚，草原上的牛羊在牧人的指挥下缓缓而归，有一个旅游营地上有人在摔跤，周边围满了兴高采烈的观众。宁静而美丽的草原，是如此生机勃勃，让人不忍离去。带着依依惜别的情绪，我们回到了满洲里，结束了内蒙东部15日的考察。

感想

内蒙古东部是一片美丽的草原，连这里的沙地也脱去了西北大漠的粗犷之气，多了几分灵秀。山是和缓温和的，没有高山峻岭的严酷与冷厉。这里正处在农牧交错带上，新石器时代就广为种植的粟黍在今天很多地方都能见到，当然，玉米已经成为现今作物当中的大宗。农牧兼营的生产特征古今皆然，随着自南向北，降水量和气温逐渐降低，农牧混合经济中牧业成分逐步增加，农业成分逐步减少，至呼伦湖西岸，很少能见到农田。和同纬度的蒙古高原其他区域相比，内蒙东部要湿润得多，年积温同样要稍高，更加适合农牧兼营的生产方式。

具体而言，在以呼伦湖为核心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早期的哈克文化，到后期的以石板墓葬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主要的生业方式是畜牧，兼有渔猎和农业。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核心的通辽、赤峰等地，农牧俱兴，从早期的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时期就有聚落分布，经过赵宝沟文化时期的集聚，聚落分布开始趋于集中，到红山文化时期得到了大发展，到了夏家店文化下层、上层时期聚落和人口分布达到了鼎盛，出现了大规模聚落，也有了青铜冶炼等活动。概而言之，内蒙东部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一是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时期，二是鲜卑时期，三是契丹时期。所以，这三个时期的遗址，在内蒙东部随处可见。仰韶文化在中原勃然而兴的时候，哈克文化、红山文化等在内蒙东部与之相辉映，它们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比如它们之中共同的玉器传统，代表着相同的文化要素，陶器、生产工具等又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历史时期，鲜卑和契丹再次在这里掀起发展的高潮。鲜卑在呼伦湖畔发展壮大以后就南下到今日的科尔沁草原等地，进一步厉兵秣马，统一了北方。鲜卑的一支后裔契丹在占据燕云之地之后，征伐乌古部，筑城垦殖，盛极一时。蒙元也在这里留下了许多遗存，但还不及契丹时期。

内蒙东部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从呼伦湖畔到西拉木伦河流域，没有地理障碍。到蒙古发展壮大以后，呼伦湖草原是蒙古进击金国的前进基地之一，从这里击破平滦诸州，就可以威胁金国的都城。明代元祚，成祖北伐就从北京等地北上，在呼伦湖畔击败北元大军。明末清初，清采用合纵之策，首先收服科尔沁等诸部蒙古，从北方包围北京，把明廷重金打造的山海关防线甩到了身后，多次绕行蒙古高原，进犯北京。甚至在日军侵华期间，东施效颦，师清初之故智，妄图分化蒙古诸部，扶持德王等汉奸主持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时至今日，这里不仅是内蒙的经济重镇，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远离了历史的金戈铁马，和平年代的草原分外妖娆。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整治环境，兴建新农村，一栋栋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民居代替了蒙古包，成为农牧民的新家园。

（作者为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师）

原载《大众考古》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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