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四川兵工厂

广元是川北门户，位居中原入川要道。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东、华北、华南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敌占区一大批工厂如大华纱厂、陇海机器厂、西北制造厂、交通部汉口航政局江西造船分厂、雍兴酒精厂、民生和利民打米厂等纷纷迁来广元。其中，以从太原迁到广元的西北制造厂最为神秘传奇。

阎锡山统治山西长达38年，与他创办太原兵工厂（西北制造厂前身）为其制造兵器弹药，进而招兵买马，扩大势力有直接关系。

到1927年1月，该厂月产轻重炮、迫击炮135门，机步枪、冲锋枪3915支（挺），炮弹2.4万发，子弹420万发，成为民国三大兵工厂之一。阎锡山凭借这些武器装备，使晋军发展到30万人。1934年9月，为抵制蒋介石“收归国有”的企图，阎锡山将太原兵工厂及其18个分厂悉数划归西北实业公司。1936 年 10 月改名西北制造厂，阎锡山亲兼公司总理，张书田为总办，职工7000多人。

抗战爆发后，山西是日军南下进攻武汉的必经之地。1937年 9月，日机频繁轰炸太原，阎锡山着总办张书田策划兵工厂搬迁，指令同蒲铁路局每日拨给西北制造厂最少20节车皮。张一面派技术主任马开衍飞重庆转香港，将由德国订购的25万吨钢材由香港转运重庆，一面部署工厂搬迁。搬迁计划分三步进行，先迁至风陵渡，再渡过黄河迁往陕西，然后入川。由于处在战时，只能择要而迁，先将车床、铣床、钻床、刨床、插床等轻型精密贵重机床及重要的原材料搬迁。笨重机器如水压机、蒸汽锤、大型熔铁炉等则缓搬。

风陵渡位于晋、陕、豫交界处，黄河在此由北转向东奔腾而去，水流湍急，没有码头，仅有一简易渡口。要将数千吨的机器运过黄河，其难度可想而知。张书田和职工历尽艰难，建成了临时码头，并在附近扣留民船30余艘专运机器、材料，成千职工在黄河两岸苦战数月，直到入冬才搬运过河。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西北制造厂落入敌手。日军将该厂未搬走的18个分厂的切削设备、化工设备、冶炼设备、锻压设备、动力设备计4000余部（台）拆卸一空，运往东京、大阪和伪满的沈阳、大连，他们利用这些设备组织生产军火和军用物资，以战养战。

南迁的西北制造厂由于处于战争环境下，只得化整为零，步步设厂。其先后在陕西褒城、城固、留坝及四川广元等地设了4个分厂。其中城固分厂有机器设备145台，职工800 名，生产步枪、轻机枪、手榴弹、掷弹筒。中部分厂有机器设备30台，职工400名，生产步枪、手榴弹。留坝分厂有职工100名，生产弹壳。

经过一番艰难的搬迁，1938年9月，西北制造厂终于在四川广元一带安顿下来。

1939年4月，西北制造厂在下西坝姜家湾征地121.2亩，修建厂房200余间，其余开挖地基，以备扩充军火制造之用。后因奉令缩小规模，于是又在广元城内东山脚下即三元宫（今东街福音堂对面）购地12.71亩，在禹王宫购地6.5亩。5月，西北制造厂用一台500马力的蒸汽火车头作原动力，在广元的三元宫第一次发出了电。

10月29日，西北制造厂致函广元县政府：“敝厂为国家制造军火工厂，直属第二战区长官部，毫无收益目的，业由太原绥靖公署分电军政部及四川省政府证明，并请免缴粮税杂款在案。其中城内东山脚下之六亩五分地，现拟移归第二战区阎长官自用，照章缴纳契税，其余概系公用，按照四川省契税章程第二条之规定，请免征粮税契税为荷！”后获得四川省政府核准。为了工厂建设需要，西北制造厂在河西乡设砖瓦分厂，有员工百余人，其砖瓦除供给该厂建设外，还大量对外销售，逐渐成为广元当地最大的砖瓦生产厂。

西北制造厂、大华纱厂等企业迁到广元后，市场燃料需求激增，煤炭奇缺，煤价猛涨，高出战前3倍，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为了解决内迁工厂的用煤之急，1941年11月广元煤矿问世，整合了杨家岩、张家山一带5座小煤窑，经技术改造，加宽巷道，月产量增至2000吨。大华纱厂亦开办了大兴煤矿，日产煤10多吨，基本满足了内迁工厂用煤。

然而由于搬迁急迫，设备只运出很小一部分，西北制造厂面临设备、原料、技术力量等问题。到1939年底，仍出不了产品，连职工的工资也成了问题，厂长急得团团转，张书田无奈之下，只好找阎锡山求救。

张书田让秘书写了份工厂成绩的报告，又带了一批礼物，风风火火赶到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对阎锡山说：“咱厂要是赶一赶，一个月可以造3000条步枪，半年就能造出2万支枪。”阎锡山似信非信地说：“你不是怕我愁，拣好听的说吧，果然能像你说的，半年就能造出2万支枪来？”张书田看到阎脸色已缓和，有了笑颜，便拍着胸脯保证。阎倾刻来了几分精神，忙问：“你估计用多少时间可以补上这个数目？”“我一定尽一切力量，不出半年造出2万支枪来。不过，造这么多枪需要一些钱，长官若能拨给一些经费……”

西北制造厂是阎锡山的命根子，闻知它陷入困境，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自然不会坐视不管，立即拨出100万大洋，让张书田带回救急，这笔钱让西北制造厂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1940年，前方战事吃紧，急需补充军需，阎锡山多次来电催要军火。经过艰难筹备，西北制造厂终于开工生产。

当时，西北制造厂有员工600人，设备70台，主要生产步枪、轻机枪、毛瑟半自动手枪，月产达500余支，1940年至1941年，共生产了1.2万支。1941年至1947年间，改产捷克式轻机枪，月产150-200挺，7年共生产1.3万余挺。1942年至1945年，投产日式50毫米掷弹筒，4年共生产4500余具。1945年，西北制造厂官兵增至1179人，设备增至120余台，年造枪支1500余支（挺）。

按照阎锡山和四川军阀邓锡侯达成的协议，西北制造厂还专为二战区修理枪械，一批批在抗日前线损坏的枪炮经工人们精心修理后，又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

总办张书田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编写了工厂管理教材，举办了培训班，并亲自讲课。他还开展成本核算，建立了生产统计、产品检验、器材使用、工务记工制度和各种工艺操作规程，生产过程实行定额管理。兵工劳动报酬除基本工资外，按技术等级评定津贴标准，以调动员工生产积极性。“隔一段时间，兵工厂的人就会到广元东山上去校枪。校枪员一般都由枪法好且懂得校枪知识的老兵担任，即用一支枪瞄着靶子不停地射击，装完了打，打完了装，还要记下当天的气温、风向、风速和消耗子弹的数量。校枪结束，有人挥动小旗帜表示警戒解除，我们一帮小朋友便会跑去捡子弹壳，拿回来换糖吃。”老广元人刘寅说起童年趣事记忆颇深。刘寅回忆说：“西北制造厂厂长叫冯绍堂，长得高高大大，曾留学德国和日本，后来他当了大华纱厂的总工程师，解放后还担任过广中高中的数学老师。”据大华纱厂老工人杨孝发回忆：“那时我还小，经常路过东街西北制造厂，看见有一班全副武装的哨兵在门口站岗，一般人不准接近。”

广元是四川北大门，抗战中成为日机空袭的重要目标。1941年，12架日机曾连续两次轰炸广元，目标是大华纱厂、西北制造厂、西北公路局、飞机场、国民党新九师师部等。据民国广元县政府快邮代电防参字第75号记录：为了应对日机轰炸，广元县成立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组建了消防救援队，其中有大华纱厂消防队、西北制造厂工务队、广元县防护团及民间团体组建的消防组织。在日机轰炸的1941年6月22日和8月29日，西北制造厂工务队不避艰险，救火救伤及掩埋炸毙百姓，奋勇抢救群众财产，广元县防空指挥部指挥长杨晒轩奖励其国币100元，以资嘉许。

抗战胜利后，西北制造厂本部及设在川、陕的广元、城固等县的各分厂，因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没有迁回太原，仅有少数技术骨干回到山西。1948年，西北制造厂由国民党军政部第三十一兵工厂接管，更名为广元制造所。解放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1949年12月迁往重庆，共计机器设备约700台。厂长冯绍堂、电焊专家袁世锦等人进了大华纱厂，少数回了山西，部分工人则去了重庆。据广元县（今广元市）原县长杨清林回忆：“广元临近解放前夕，胡宗南为了加强对广元的控制，委任‘红帮大爷苏文华、‘青帮大爷姜东为反共救国军司令；并派张云林任广元警察中队长职务。谋图在解放前夕屠杀进步人士，破坏西北制造厂、大华纱厂等重要工业设施。终因解放军进兵神速，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暗中策划起义，拟在广元迎接解放而告失败。”

至此，西北制造厂这个在广元生存了十年且为抗战做过重要贡献的兵工厂，终于消失在历史尽头，为广元人民留下了一段难以忘却的民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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