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四川兵工厂

广元是川北门户,位居中原入川要道。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东、华北、华南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敌占区一大批工厂如大华纱厂、陇海机器厂、西北制造厂、交通部汉口航政局江西造船分厂、雍兴酒精厂、民生和利民打米厂等纷纷迁来广元。其中,以从太原迁到广元的西北制造厂最为神秘传奇。

锡山统治山西长达38年,与他创办太原兵工厂(西北制造厂前身)为其制造兵器弹药,进而招兵买马,扩大势力有直接关系。

到1927年1月,该厂月产轻重炮、迫击炮135门,机步枪、冲锋枪3915支(挺),炮弹2.4万发,子弹420万发,成为民国三大兵工厂之一。阎锡山凭借这些武器装备,使晋军发展到30万人。1934年9月,为抵制蒋介石“收归国有”的企图,阎锡山将太原兵工厂及其18个分厂悉数划归西北实业公司。1936 年 10 月改名西北制造厂,阎锡山亲兼公司总理,张书田为总办,职工7000多人。

抗战爆发后,山西是日军南下进攻武汉的必经之地。1937年 9月,日机频繁轰炸太原,阎锡山着总办张书田策划兵工厂搬迁,指令同蒲铁路局每日拨给西北制造厂最少20节车皮。张一面派技术主任马开衍飞重庆香港,将由德国订购的25万吨钢材由香港转运重庆,一面部署工厂搬迁。搬迁计划分三步进行,先迁至风陵渡,再渡过黄河迁往陕西,然后入川。由于处在战时,只能择要而迁,先将车床、铣床、钻床、刨床、插床等轻型精密贵重机床及重要的原材料搬迁。笨重机器如水压机、蒸汽锤、大型熔铁炉等则缓搬。

风陵渡位于晋、陕、豫交界处,黄河在此由北转向东奔腾而去,水流湍急,没有码头,仅有一简易渡口。要将数千吨的机器运过黄河,其难度可想而知。张书田和职工历尽艰难,建成了临时码头,并在附近扣留民船30余艘专运机器、材料,成千职工在黄河两岸苦战数月,直到入冬才搬运过河。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西北制造厂落入敌手。日军将该厂未搬走的18个分厂的切削设备、化工设备、冶炼设备、锻压设备、动力设备计4000余部(台)拆卸一空,运往东京大阪和伪满的沈阳大连,他们利用这些设备组织生产军火和军用物资,以战养战。

南迁的西北制造厂由于处于战争环境下,只得化整为零,步步设厂。其先后在陕西褒城、城固留坝四川广元等地设了4个分厂。其中城固分厂有机器设备145台,职工800 名,生产步枪、轻机枪、手榴弹、掷弹筒。中部分厂有机器设备30台,职工400名,生产步枪、手榴弹。留坝分厂有职工100名,生产弹壳。

经过一番艰难的搬迁,1938年9月,西北制造厂终于在四川广元一带安顿下来。

1939年4月,西北制造厂在下西坝姜家湾征地121.2亩,修建厂房200余间,其余开挖地基,以备扩充军火制造之用。后因奉令缩小规模,于是又在广元城内东山脚下即三元宫(今东街福音堂对面)购地12.71亩,在禹王宫购地6.5亩。5月,西北制造厂用一台500马力的蒸汽火车头作原动力,在广元的三元宫第一次发出了电。

10月29日,西北制造厂致函广元县政府:“敝厂为国家制造军火工厂,直属第二战区长官部,毫无收益目的,业由太原绥靖公署分电军政部及四川省政府证明,并请免缴粮税杂款在案。其中城内东山脚下之六亩五分地,现拟移归第二战区阎长官自用,照章缴纳契税,其余概系公用,按照四川省契税章程第二条之规定,请免征粮税契税为荷!”后获得四川省政府核准。为了工厂建设需要,西北制造厂在河西乡设砖瓦分厂,有员工百余人,其砖瓦除供给该厂建设外,还大量对外销售,逐渐成为广元当地最大的砖瓦生产厂。

西北制造厂、大华纱厂等企业迁到广元后,市场燃料需求激增,煤炭奇缺,煤价猛涨,高出战前3倍,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为了解决内迁工厂的用煤之急,1941年11月广元煤矿问世,整合了杨家岩、张家山一带5座小煤窑,经技术改造,加宽巷道,月产量增至2000吨。大华纱厂亦开办了大兴煤矿,日产煤10多吨,基本满足了内迁工厂用煤。

然而由于搬迁急迫,设备只运出很小一部分,西北制造厂面临设备、原料、技术力量等问题。到1939年底,仍出不了产品,连职工的工资也成了问题,厂长急得团团转,张书田无奈之下,只好找阎锡山求救。

张书田让秘书写了份工厂成绩的报告,又带了一批礼物,风风火火赶到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对阎锡山说:“咱厂要是赶一赶,一个月可以造3000条步枪,半年就能造出2万支枪。”阎锡山似信非信地说:“你不是怕我愁,拣好听的说吧,果然能像你说的,半年就能造出2万支枪来?”张书田看到阎脸色已缓和,有了笑颜,便拍着胸脯保证。阎倾刻来了几分精神,忙问:“你估计用多少时间可以补上这个数目?”“我一定尽一切力量,不出半年造出2万支枪来。不过,造这么多枪需要一些钱,长官若能拨给一些经费……”

西北制造厂是阎锡山的命根子,闻知它陷入困境,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自然不会坐视不管,立即拨出100万大洋,让张书田带回救急,这笔钱让西北制造厂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1940年,前方战事吃紧,急需补充军需,阎锡山多次来电催要军火。经过艰难筹备,西北制造厂终于开工生产。

当时,西北制造厂有员工600人,设备70台,主要生产步枪、轻机枪、毛瑟半自动手枪,月产达500余支,1940年至1941年,共生产了1.2万支。1941年至1947年间,改产捷克式轻机枪,月产150-200挺,7年共生产1.3万余挺。1942年至1945年,投产日式50毫米掷弹筒,4年共生产4500余具。1945年,西北制造厂官兵增至1179人,设备增至120余台,年造枪支1500余支(挺)。

按照阎锡山和四川军阀邓锡侯达成的协议,西北制造厂还专为二战区修理枪械,一批批在抗日前线损坏的枪炮经工人们精心修理后,又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

总办张书田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编写了工厂管理教材,举办了培训班,并亲自讲课。他还开展成本核算,建立了生产统计、产品检验、器材使用、工务记工制度和各种工艺操作规程,生产过程实行定额管理。兵工劳动报酬除基本工资外,按技术等级评定津贴标准,以调动员工生产积极性。“隔一段时间,兵工厂的人就会到广元东山上去校枪。校枪员一般都由枪法好且懂得校枪知识的老兵担任,即用一支枪瞄着靶子不停地射击,装完了打,打完了装,还要记下当天的气温、风向、风速和消耗子弹的数量。校枪结束,有人挥动小旗帜表示警戒解除,我们一帮小朋友便会跑去捡子弹壳,拿回来换糖吃。”老广元人刘寅说起童年趣事记忆颇深。刘寅回忆说:“西北制造厂厂长叫冯绍堂,长得高高大大,曾留学德国和日本,后来他当了大华纱厂的总工程师,解放后还担任过广中高中的数学老师。”据大华纱厂老工人杨孝发回忆:“那时我还小,经常路过东街西北制造厂,看见有一班全副武装的哨兵在门口站岗,一般人不准接近。”

广元是四川北大门,抗战中成为日机空袭的重要目标。1941年,12架日机曾连续两次轰炸广元,目标是大华纱厂、西北制造厂、西北公路局、飞机场、国民党新九师师部等。据民国广元县政府快邮代电防参字第75号记录:为了应对日机轰炸,广元县成立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组建了消防救援队,其中有大华纱厂消防队、西北制造厂工务队、广元县防护团及民间团体组建的消防组织。在日机轰炸的1941年6月22日和8月29日,西北制造厂工务队不避艰险,救火救伤及掩埋炸毙百姓,奋勇抢救群众财产,广元县防空指挥部指挥长杨晒轩奖励其国币100元,以资嘉许。

抗战胜利后,西北制造厂本部及设在川、陕的广元、城固等县的各分厂,因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没有迁回太原,仅有少数技术骨干回到山西。1948年,西北制造厂由国民党军政部第三十一兵工厂接管,更名为广元制造所。解放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1949年12月迁往重庆,共计机器设备约700台。厂长冯绍堂、电焊专家袁世锦等人进了大华纱厂,少数回了山西,部分工人则去了重庆。据广元县(今广元市)原县长杨清林回忆:“广元临近解放前夕,胡宗南为了加强对广元的控制,委任‘红帮大爷苏文华、‘青帮大爷姜东为反共救国军司令;并派张云林任广元警察中队长职务。谋图在解放前夕屠杀进步人士,破坏西北制造厂、大华纱厂等重要工业设施。终因解放军进兵神速,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暗中策划起义,拟在广元迎接解放而告失败。”

至此,西北制造厂这个在广元生存了十年且为抗战做过重要贡献的兵工厂,终于消失在历史尽头,为广元人民留下了一段难以忘却的民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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