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地区史前时代靠崖式窑洞初步研究

河套地区史前时代靠崖式窑洞初步研究

唐博豪

【关键词】河套地区；史前时代；靠崖式窑洞；灶址

【摘要】河套地区史前时代发现的靠崖式窑洞建筑遗址多达19处，居址数量达400多座。文章根据这些居址的形制特征，将其分为三型、两个阶段，通过对房屋形态、门道、房屋面积、地面墙面的处理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进行分析，认为史前时代窑洞演变的核心是对安全性和舒适性的不断改善，是对黄土认知不断深入、不断完善的结果。此外，文章还通过对窑洞内灶址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了窑室内部空间的使用。

本文中所指的河套地区大致包括内蒙古中南部、陕北以及晋中北地区，是黄土高原的主要分布区。窑洞式建筑是指人工横向开凿的居穴，是该地区史前时期最重要的居住形式之一，根据修建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以及独立式窑洞。靠崖式窑洞，其建造主要依靠山崖或山坡进行修整，形成崖面，然后横向构建窑室。下沉式窑洞，即平地下挖，人工形成一个地域下沉地面的窑院和窑洞。独立式窑洞是一种掩土的拱形房屋，有土墼土坯拱窑洞，也有砖拱石拱窑洞，是仿照窑洞修建的地面式房址的一种。河套地区发现的史前窑洞绝大多数属于靠崖式窑洞，从遗迹现象上推测，下沉式窑洞仅见于山西的太古白燕[1]、五台阳白遗址[2]两处地点，计量较少，而独立式窑洞与地面居址区分相对困难。由于下沉式窑洞和独立式窑洞在河套地区发现的特殊性，本文暂不予以讨论。

一、河套地区史前时期靠崖式窑洞的发现

河套地区史前时代的靠崖式窑洞遗址共发现19处，数量近400座，皆位于黄土高原地下水位较深的梁、峁地带。

陕北地区共发现有7处遗址，数量在154座以上。分别为：199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清涧县李家崖村长峁梁遗址发掘3座靠崖式窑洞，出土器物较少，仅见陶罐残片，通过对出土的白灰面进行年代测定，为距今4600—4400年，与龙山时代早期阶段相当[3]。199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府谷县郑则峁一期遗址发掘1座靠崖式窑洞，同期出土器物有豆、敛口钵、直腹瓮等，年代与龙山时代早期阶段相当[4]。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榆林市靖边县五庄果墚遗址发掘9座靠崖式窑洞，出土器物有尖底瓶、鼓腹罐、折腹钵等，年代为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阶段[5，6]。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榆林市横山县瓦窑渠寨山遗址发掘靠崖式窑洞建筑6座，出土器物有罐、斝、甑、盆等，年代为龙山时代早期阶段[7]。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榆林市横山县杨沙界遗址发掘靠崖式窑洞32座，同时期出土有喇叭口尖底瓶、鼓腹罐、直壁缸等，年代属于仰韶晚期阶段[8]。2013—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寨峁梁遗址发掘靠崖式窑洞109座（组），出土器物有斝、鬲、罐等，器物特征与内蒙古园子沟、老虎山遗址出土器物有一定的相似性，年代应当属于龙山时代晚期阶段[9]。此外，石峁遗址经过2011—2015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发现、发掘了一些靠崖式窑洞建筑，包括韩家圪旦、东城门等地点，由于详细资料尚未公布，数量不明，年代范围不会超出龙山时代至夏纪年之外[10]。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中南部的岱海地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发掘，其中有6处遗址发现有靠崖式窑洞建筑，房屋数量超过228座，年代皆为龙山时代晚期阶段。其中园子沟遗址发掘84座，老虎山遗址发掘68座，面坡遗址发掘19座，西白玉遗址发掘23座[11]，板城遗址发掘34座[12]。此外，1978年发掘的二里半古城梁遗址的房址中有一部分应当属于窑洞式建筑，数量不明，年代大致为龙山时代晚期[13]。

晋中北地区发现有6处遗址，共48座靠崖式窑洞建筑。1982年，晋中考古队在汾阳市杏花村遗址四期遗存中发掘靠崖式窑洞1座，同期出土器物有鬲、斝、罐、瓮、大口尊等，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14]。1980—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在石楼县岔沟遗址发掘19座，东庄遗址发掘1座，出土器物有侧装双鋬手鬲、直腹罐、折沿罐、杯、豆等，年代在龙山时代晚期阶段[15]。200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岢岚县乔家湾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靠崖式窑洞16座，出土器物有侧装双鋬手鬲、斝、直腹罐、折沿罐，距今约4200年，属于龙山时代晚期阶段[16]。2009—2010年，山西大学在河曲县坪头遗址发掘5座靠崖式窑洞，保存状况较好，出土器物有斝、侧装双鋬手鬲、单耳罐、甑等，与乔家湾遗址相似，年代相近[17]。201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偏关县楼沟遗址发掘5座靠崖式窑洞，遗址破坏严重，地层堆积简单，出土可辨别年代的器物较少，年代属于龙山时代晚期阶段[18]。

不可回避的是，河套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窑洞建筑顶部保存不易，这给辨识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许多窑洞被误判为半地穴式房屋也在所难免，本文所统计的窑洞数量仅包括报告中明确指出为窑洞式建筑的房址，另外，由于笔者能力所限，资料搜集不全之处还请方家见谅。总之，靠崖式窑洞的发现数量应该比笔者统计的要大。

二、靠崖式窑洞分类及演变

靠崖式窑洞依地理环境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天然断崖进行直接掏挖，构筑窑室，并通过门道与门外的院落相连，多为单室结构；另一种是在无断崖可以利用的山地缓坡带，需要先修建窑洞的外间、院落等部分，使之形成一个人工的断崖，然后再横向掏挖窑室。根据形制特征，可以将河套地区史前时代靠崖式窑洞分为三型。

A型窑室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少数为圆角（长）方形，门道较长，多在100厘米以上，两侧斜直，多呈梯形。进门处多夯筑或石块垒砌以缩小门宽。

如陕西清涧李家崖遗址的长峁梁F2B。居室平面呈椭圆形，直径455厘米，进深326厘米，穹窿顶结构，居住面至顶高220厘米。门道为二次修筑，长297厘米，宽136厘米，门前端采用石砌结构缩短门宽。门宽65厘米，残高174厘米。室内有两处火烧面，一处位于窑室中部偏前，另一处位于门道右壁处。室外左壁有一处壁灶（图一）[3]。

B型窑室呈圆形或圆角（长）方形，门道较短且窄，长度在50厘米以下，有生土掏挖、夯筑和石砌等多种修建样式。

如内蒙古园子沟遗址F2004。由窑室和外间组成，窑室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间宽295厘米，进深350厘米。火塘位于房址中部，形制不清。门道东向，长35厘米，宽95厘米，门槛高于主室地面7厘米，与外间活动面相平。外间呈长条形，残长445厘米，宽225厘米，左壁拐角处掏挖出一处壁灶，附近有几块石头，推测是壁灶的组成部分（图二）[11]。

C型窑室呈“凸”字形，前部弧状内收，后部以圆角（长）方形居多，少量为圆形或梯形，门道较短且窄，长度在50厘米以下。

如山西石楼岔沟遗址F3。窑室整体呈“凸”字形，后部略呈椭圆状，长径415厘米，短径310厘米。前部弧状内收。短门道，宽80厘米。居室中央有一个圆形火塘，直径123厘米。门外有一片院落，院落西侧有一个壁灶（图三）[15]。

图一 陕西清涧李家崖长峁梁F2B（A型靠崖式窑洞）

图二 内蒙古园子沟F2004（B型靠崖式窑洞）

A型靠崖式窑洞见于陕西的五庄果墚、长峁梁、杨沙界、郑则峁一期，以及山西杏花村等遗址，除杏花村H118年代属于龙山晚期外，其余皆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阶段。B、C型分布特征不明显，在内蒙古的老虎山、园子沟、面坡、西白玉遗址，山西的岔沟、东庄遗址，以及陕西的寨峁梁遗址都有发现，年代皆为龙山时代晚期阶段。由此可将河套地区靠崖式窑洞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主要特征为：窑室以（椭）圆形为主，少数为圆角（长）方形；门道较长、较宽，进门处多采用夯土或石砌结构；火塘多位于房址中部，为浅盘状；地面处理较为简单，但样式较多，有夯实地面、火烧地面、白灰地面、草拌泥地面等；墙面处理多用细泥或草拌泥涂抹，少数使用了白灰面墙裙。晚期主要特征为：窑室呈圆角（长）方形和“凸”字形的房址发现较多，（椭）圆形房址相对较少；门道变短，火塘位置与早期相似，但多为地面式，一些灶面上铺有较大的石板；地面处理更为复杂，先用细泥夯实或涂抹草拌泥，再抹白灰面；墙体保存较好的可见白灰面墙裙，一般高度在80—100厘米，墙裙下为草拌泥或细泥涂层。此外，早晚两期窑洞面积也有较大变化，已公布资料中可以确定窑室面积的共有136座，属于早期窑洞的13座，平均面积16.3平方米，属于晚期的123座，平均面积仅为10平方米。其中晚期的B型窑洞103座，平均面积11.1平方米，C型窑洞18座，平均面积8.4平方米。由此可以看出，早晚两期窑洞的窑室面积出现了减小的趋势，不同形式的窑洞也存在着面积差异。

图三 山西石楼岔沟遗址F3（C型靠崖式窑洞）

A型靠崖式窑洞的出现明显早于B、C型靠崖式窑洞，主要集中分布在陕北地区，B、C型靠崖式窑洞出现年代较晚，在整个河套地区皆有发现。整体而言，B型与C型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特点不明显，尚未发现有明显的演变关系。由此可以推测，内蒙古、晋中北地区靠崖式窑洞的发生、演变应当与陕北地区的窑洞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靠崖式窑洞形态特征的初步分析

靠崖式窑洞的出现实际上是一次建筑理念的革命。以往居址无论是地上式建筑还是半地穴式建筑都与地面垂直建造，可以归为竖向建造类，窑洞则属于横向建造，有学者指出，其建筑灵感很可能与出现更早的横向掏挖的窖穴或陶窑有着密切的关系[19]。

与其他类型建筑相比，保证居住安全的技术条件是窑洞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条件，窑洞的建造对土质的认知要求更强，一旦选址错误或者存在技术缺陷而导致窑洞倒塌，对生命安全将是致命威胁[20]。其技术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合理地处理窑洞顶部结构。窑洞顶部结构可以通过室内顶部倒塌堆积和墙体四壁内收的情况进行判断。该地区靠崖式窑洞顶部可以分为生土顶和人工覆顶两种结构。陕西长峁梁遗址、山西岔沟遗址窑洞的发现为确定生土顶结构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生土顶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穹窿顶结构，以长峁梁F2B[3]、岔沟F5[15]为代表，门道低矮，墙体四壁向中间聚拢形成穹窿顶；另一种是墙体后壁为穹窿顶，前部为券顶，门道较高，多为石砌结构，以长峁梁F1为代表[3]。而当今窑洞所使用的窑室顶部整体起券的结构并没有相应的证据显示在这一时期出现。人工覆顶结构尚未有直接的发现，只有少数房屋可以通过遗迹现象进行回溯，例如内蒙古的老虎山F11[11]。该房屋直接坐落于活土之上，室内未见柱洞，不可能为生土顶，参照胡谦盈对甘肃阳坬F5、河北下潘汪F1的复原推测，这类房屋可能采取横向盖顶的结构，即木檩横搭坑口为承重骨架，上面纵横交叠密椽，再用细枝条和茅草作为中层铺垫，最后土封[21]。在河套地区，黄土堆积厚，土壤直立性强是生土顶窑洞能够存在的前提，而冬季较为寒冷，生土顶结构窑洞要比人工覆顶结构的窑洞具有较好的保暖效果，这可能是人工覆顶结构的窑洞不能广泛存在的原因。

第二是增强墙体承重能力。生土顶窑洞在力学结构上有利于分散窑洞顶部黄土堆积的重力，然而也存在着自身的结构性缺陷，窑洞顶部堆土过厚则很容易引发窑洞顶部坍塌，过薄则容易渗水，缩短窑洞使用寿命，增加窑洞倒塌的风险。面对这种结构性缺陷，不得不增加墙体的承重能力以保证窑洞安全。从上述分析来看，加强墙体承重能力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减小窑室面积，增强墙体的承重。前后两期窑室面积的变化，由A型的平均面积16.3平方米变为B型的11.1平方米，正是这一措施的直接体现。第二，控制间宽与进深的比例。从间宽与进深比例来看，早晚两期无明显变化，多为1∶1，少数可达1∶1.5，可以确定，这一比例可以有效地将窑顶的重力分散到四壁墙体之中。第三，广泛使用具有承重作用的立柱。从本次统计数据来看，共39座窑址中发现有柱洞，约占总统计数据的10%，其中有31座的柱洞分布在窑室之内，数量上1—4个不等，分布较有规律，多位于紧贴墙壁或位于灶址与墙壁之间。从宁夏林子梁遗址F3的倒塌现象来看（图四）[22]，最容易坍塌的地方不是窑洞顶部中心位置，而是四壁或近四壁的墙体处，这与立柱的位置具有较强的重合性，说明在生土顶结构下的这些立柱明显具有增强墙体承重、分散窑顶重力的目的。可以说，控制窑室面积及间宽与进深的比例和具有承重意义的立柱的使用对于保证窑洞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窑室面积的变化体现着窑室建造技术的不断改进，而间宽与进深的比例控制和承重立柱的使用则是在更早阶段的仰韶时期建造地面式、半地穴式建筑基础上的深化。从窑室形态的变化看，平面呈圆形的窑洞逐渐减少，圆角（长）方形的窑洞逐渐增多，也是有利于安全的改进，时至今日，窑洞已经完全转变为直角的形态。很明显，窑洞形态的演变是随着对黄土的认知不断加深而不断调整内部结构的结果。

图四 宁夏林子梁遗址F3

窑洞本身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但是位于地下的窑洞存在着水气过重的问题，潮湿也就成为窑洞式建筑最不可能回避的缺点。一方面，潮湿不利于室内粮食等物品的储存，处理不当就会发霉；另一方面，潮湿容易导致墙体水分增多，不利于窑洞的使用和维护，容易塌窑。改善窑洞的居住环境，增加居住的舒适度，成为窑洞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如门道，由早期的长门道向晚期的短门道转变，并没有增加房屋内的使用空间，开挖窑洞的工作量的减少也是微乎其微，但门道变短有利于增加室内采光，加速室内空气流动，在保证室内干燥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对地面和墙面的处理技术上更加凸显出人们对防潮的重视。地面处理方式上，早期较为多样，包括夯土地面、火烤地面、草拌泥地面以及白灰面地面，墙体部分甚少采用防潮措施，仅有少数采用了火烤、草拌泥、涂抹白灰的处理方式，到了晚期，在地面和墙裙的处理上更为先进，草拌泥作底，其上涂抹白灰的做法已成为普遍现象。白灰在生产和使用上要远比夯土、火烤、草拌泥等更为复杂，但防潮效果明显，使其成为晚期阶段优于早期的重要发展特征之一。

四、灶址功能分化与房屋空间使用关系分析

在以往的研究中，灶址在一个房屋中的功能往往被忽略，事实上，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灶是必不可少的生活设施，除具有炊事、取暖、照明等基本功能外，还被视为祭祀祖先、神灵之所在，灶址功能的探讨将对认识窑洞的居住空间有着重要意义。

河套地区靠崖式窑洞的灶址多由主灶和副灶构成。主灶是窑洞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多位于房址中部，平面呈圆形或长方形，一些遗址中主灶周边饰有黑色彩绘痕迹，其形制在早晚两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浅盘式变为地面式，在一些晚期灶面上还发现铺有较大块石板的情况，这可以保证主灶长时间散发热量以保持室内温度。从一些遗迹现象看，很有可能使用了特殊处理方法来保证主灶中的火不外溢。如陕西榆林寨峁梁遗址F24的主灶灶面为圆角方形，烧结面为圆形，烧结面附近留有一圈圆形未烧结的地面（图五）[9]，这很可能采用了圆形的灶壁或石圈等方式进行了隔挡。副灶是主灶的补充，多分布于窑室或外间的墙壁处。河套地区有30座房址中发现有副灶，推测实际数量要更大。副灶大致可以分为壁灶和台灶两种。壁灶是直接在墙体下部掏挖成一个内凹的坑洞，个别在坑洞内铺设石板，园子沟F2007和杏花村遗址H118是其中的代表。关于壁灶的使用功能，出土器物记载比较详细的园子沟F2007外室壁灶周围出土了斝、甑等炊器[11]。而杏花村遗址H118南壁的壁灶高130厘米，宽65厘米，分上下两层，中间隔以土箅，下层为火膛，内有草木灰，上层承放炊具，箅面上清理出大量陶鬲残片[14]，可以说壁灶的功能更接近于炊事。当然，还有一些壁灶较小，不排除具有取暖、储存火种的功能。另一种是用数块石板或泥块堆筑，形成台灶，其使用明显与炊事活动有关，以石楼岔沟F5[15]、寨山F1[7]为代表，从寨峁梁遗址F62的室内前部左壁来看，该处有保留烟道，地面有成片的烧火面迹象，尤其是墙体部分烧结面较高，可知该处应该有一处台灶（图六）[9]。

图五 陕西榆林寨峁梁F24灶址

图六 陕西榆林寨峁梁遗址F62壁灶

主灶在人类居住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出现之始便集多种使用功能于一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房屋建筑结构的不断演变，副灶在窑洞式建筑中的普遍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主灶的使用功能。从民族学资料中也可以看到许多灶址功能分化的现象。不同的灶址在房间中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同的功能——主灶在房屋中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而副灶的使用相对较为活泛。如拉祜族拉祜纳人，一个灶专门用于炊事，其余为生活用的取暖灶[23]；在基诺族的大家庭里，全家人公用一个大灶，大灶位于厅堂一侧，小家庭则各有自己的小灶[24]；高山族，灶的数量不统一，炊事的主灶位于房屋中间，取暖用的副灶通常按家庭需要而定[25]。从河套地区的考古资料来看，仰韶时代早、中期的靠崖式窑洞房址内还是双灶相连，并排分布的，到了仰韶时代晚期阶段，主灶和副灶在位置关系和使用功能上逐渐分化，出现了明显的差别。结合灶址的位置关系以及使用功能的推测，可以将靠崖式窑洞分为两个部分——以主灶为分界线，主室中后部较为干净、整洁，出土器物较少，应该是具有居住性质；而位于主室前部、前室后部的区域，是壁灶的主要分布区域，出土器物较为丰富，地面处理较为简单，前室部分的地面基本不见有白灰面处理，从部分前室留有柱洞的遗迹来看应当有棚顶设施，应当是庖厨活动的生活区——这样明显具有了厅、厨分开的使用格局。这种空间使用格局的形成可能与当时的建筑技术有关。建筑技术条件限制了窑室面积的扩大，而主灶、副灶功能的分化增加了窑室的空间使用率，补充了窑室面积较小的不足，这种使用格局一直被沿用至今，并为当今的窑洞所承袭下来。

五、结语

河套地区靠崖式窑洞的出现和发展可以归结为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黄土认知的深入，不断改进居住环境的直接体现，这是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此外，厅厨分开的使用格局也被后世所沿袭下来。可以肯定地说，史前时代窑洞式建筑的出现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创举，是当今该地区窑洞的早期形态。

（寨峁梁遗址相关照片和资料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在此表示深深感谢！）

注释：

［1］晋中考古队.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J］.文物，1989（3）.

［2］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五台县博物馆.山西五台县阳白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 1997（4）.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家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区文管会.陕西府谷县郑则峁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0（6）.

［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靖边五庄果墚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6）.

［6］史君.陕西靖边五庄果墚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2.

［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横山县瓦窑渠寨山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9（5）.

［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勘探队.陕西横山杨界沙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6）.

［9］孙周勇，邵晶，等.陕西榆林寨峁梁遗址获重要收获［N］.中国文物报，2015-11-6.

［10］孙周勇，邵晶，等.石峁遗址考古纪事［N］.中国文物报，2015-10-22.

［1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1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3］魏坚.准格尔寨子塔、二里半考古主要收获［G］//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

［14］国家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石楼岔沟原始文化遗存［J］.考古学报，1985（2）.

［16］王晓毅.山西岢岚县乔家湾龙山文化晚期遗址［J］.考古，2011（9）.

［17］赵杰.山西河曲县坪头遗址新石器时代房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4（10）.

［18］韩炳华.山西偏关楼沟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2012（5）.

［19］钱耀鹏.窑洞式建筑的产生及其环境考古学意义［J］.文物，2004（3）.

［20］钱耀鹏.关于喇家聚落的灾难遗迹与广场建筑［J］.考古，2005（7）.

［21］胡盈谦，李孝光.论窑洞：考古中所见西周及以前土洞穴房基址研究［G］//苏秉琦.考古学文化论集：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22］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菜园：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3］杨春.中国拉祜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24］张云.中国基诺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25］陈金结，姜莉芳，杨梅.中国高山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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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 《文物春秋》2016年第C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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