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奇：宋代城镇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上）

宋代城镇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王子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宋代城镇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发轫于民国时期北平历史博物馆对巨鹿故城的发掘[1]。但限于各方面的条件，当时有计划的、以了解宋代城镇为学术目的的考古工作并未展开。解放后，随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展，宋代城镇考古工作随之起步，学术界亦展开了有关研究。本文就现已刊布的材料，择要从都城和地方城镇两方面分述之。

一、宋代都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北宋建都开封，称东京城，相沿于唐代汴州城，叠压在今天的开封城之下。由于历代黄河水患淤沙堆积，汴州城深埋于地下，北宋文化层距地表深达8～11米，加之地下水位较高，使得北宋东京城的考古工作长期难以开展。1981年春，开封旧城区东北隅龙庭东湖（潘湖）在清淤过程中，发现了明代周王府的部分遗迹和叠压于其下的早期遗迹，由此拉开了宋代开封城考古工作的序幕。此后，对开封城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工作。

勘探、实测了北宋东京外城，基本探清了外城的方位、范围和轮廓，并发现了部分城门或可能是城门的遗迹，对局部城墙和个别城门做了发掘和解剖，解决了外城城墙的年代问题，了解了外城的残存高度和宽度[2]。

勘探、实测了北宋东京内城，基本确定了内城的方位、范围和轮廓，确定了内城正南门朱雀门和汴河西角门子的位置。通过北墙西段的局部解剖，了解了明周王府萧墙北墙、金皇宫北墙和宋内城北墙的叠压关系，了解到宋内城城墙下尚叠压早期城墙遗迹[3]。

勘探、实测了北宋东京皇宫，探明了皇宫的方位和四至，探出了北、东、南三面城墙上的三处缺口，推测为门址。其中，南侧明代周王府正南门下，叠压着一处早期门址。对城墙局部进行了试掘，确认了北宋皇宫北墙叠压于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之下，其下叠压有早期的夯土遗迹。此外，在明代周王府正南门之南、今新街口附近发现了一处三层叠压的遗迹，上两层判断为明周王府萧墙正南门“午门”和金皇宫正门“五门”，最下层建筑遗迹的性质尚待确定[4]。

此外，还对城内外的一些重要遗迹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勘探、发掘了汴河与御路相交处的古州桥遗址，了解了古州桥的形制[5]。勘探了外城西墙外的金明池，探明了金明池的位置和大体范围，了解了水心岛和水心五殿的位置、池南岸临水殿的位置和汴河注水门的位置[6]。对蔡河进行了调查与勘探，明确了蔡河的大体走向，确定了“广利水门”的位置和蔡河与御街相交处“龙津桥”的位置[7]。

通过这些考古发现，可以大体明了北宋东京城的布局（图一）。北宋东京城目前勘探发现了三重城垣，重重相套。依据考古勘察的发现——城市自外城南熏门至内城朱雀门至州桥至皇宫两处建筑及“龙亭大殿”遗迹，可以确知北宋东京城贯穿内外三重城垣的中轴线，且这一中轴线沿用至今。内城沿自唐汴州城，尚能依稀看出“坊”的痕迹；外城由于考古工作的限制，还不清楚道路情况和城市格局，但从文献和传世绘画知道，至北宋晚期已经采用了开放的街巷制，临街贸易，城市面貌大为改观。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尚不清楚，如北宋皇城与宫城的关系及其布局，北宋内城及唐代汴州城的关系和布局等问题，都有待未来有条件时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图一 北宋东京城平面实测图

临安城是南宋都城，遗址被今天杭州市所叠压。对临安城的考古勘探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历年来对南宋临安城的考古勘探和试掘工作，发现了外城北城墙、西城墙、南城墙、东城墙的部分遗迹，并对局部做了解剖，基本确定了宋代临安外城城墙的范围和位置[8]。

先后数次对皇城进行了勘探，陆续确定了皇城北墙、西北角、南墙、西墙和东墙位置。2004年勘探后，基本确定了皇城的范围，形成了一份南宋皇城范围示意图[9]。勘探确认了皇城正门丽正门的位置，明确了丽正门与和宁门不处于同一直线。发现了皇城内多处建筑基址，根据其建筑规制可以大致分为核心宫殿区、东宫及一般建筑等。但皇城的平面格局、宫苑的确切位置和建筑形制等问题尚不明了[10]。

在城内先后四次在杭州卷烟厂、太庙东围墙外、严官巷东段北侧和中山中路112号发现了南宋御街遗迹，进行了揭露发掘。明确了南宋御街的走向，其中大部分和今天中山路重合，了解了南宋御街的尺度和砌筑方式[11]。

此外，还在城内发现、发掘了多处重要遗址。先后对德寿宫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发掘了南宫墙及其北侧建筑群，东宫墙，西宫墙及便门，水渠、水闸和水池等遗迹[12]。1995年对太庙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了太庙东围墙、东门址和大型夯土建筑台基等遗迹[13]。先后发掘了三省六部官署的建筑基址、水沟、暗井、砖砌道路遗迹和围墙遗迹，确认了三省六部官署的位置和北界[14]。发现、发掘了南宋五府官署遗址的大型夯土台基、散水等遗迹[15]。发掘了临安府治遗址，发掘出了厅堂、天井、西厢房、庭院、水井等遗迹。发掘了位于府治之北的府学遗址，清理了夯土地面、砖砌夹道、砖墙、散水、廊庑和天井等遗迹[16]。

此外，还发掘了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清理了庭院和宅园等遗迹[17]。发掘了明代镇海楼即南宋朝天门遗址[18]，白马庙、永福寺、姚园寺、雷峰塔等寺庙遗址[19]。发掘了两处官窑遗址，位于闸口乌龟山西麓的郊坛下官窑和位于万松岭南的老虎洞窑址[20]，还发掘了惠民路制药遗址、白马庙巷制药遗址等制药遗址[]和杭州卷烟厂南宋船坞遗址[21]。

依据这些考古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结合历史文献和舆图，可以参照古今重叠型城址的复原方法初步复原南宋临安城的布局并了解其特点[22]。临安城是一座由外城、皇城两重城垣组成的由地方城市改建而成的都城，外城坐南朝北，平面不甚规整，呈近似的长方形，皇城依山而建偏居一隅。外城内以纵街横巷式的街道系统为基本规划，采用开放式的街巷制。都城礼制性受到旧城束缚未能充分展开（图二）。

图二 南宋临安城复原图

北宋时期西京洛阳仍然是一座重要的城市。以往对洛阳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汉魏故城和隋唐东都城，对继承了隋唐东都城的北宋西京关注较少。对宋代西京的考古发掘，不少是随同隋唐洛阳城考古工作一起进行的，如对郭城定鼎门、长夏门等门址的勘探和发掘工作，对城内里坊区主要街道、水渠、里坊的勘探和发掘工作。除此以外的工作不少集中在隋唐洛阳城西北隅皇城、宫城一区，在隋唐洛阳城宫城一区发现、发掘了若干门址和宋代大型建筑，在隋唐东都东城内还发掘了北宋时期扩建的一座“过梁式”木构城门和一处宋代衙署遗址，为了解西京宫城的格局、北宋时期大型衙署的布局和木构过梁式城门的营造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24]。总的来说，隋唐至北宋洛阳城格局没有重大变化。

二、宋代地方城镇的考古调查与研究

相对于都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宋代地方城镇的考古工作，则显得较为薄弱。

地方城镇中，考古工作较充分的以扬州城较有代表性。扬州城自上世纪60年代尤其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化局联合组成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以来，陆续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勘探了自东周至明清不同时期的城址范围和平面布局，发掘了不同时期不同形制的城门（水门、水涵洞），勘探了城门之间的道路，并发掘了城内的部分遗址[25]。通过数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基本明确了宋代扬州城是在唐代扬州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宋大城、堡城（宝祐城）、宋夹城三部分组成。五代后周即唐代罗城东南隅兴筑周小城，北宋依其旧，是为宋大城。南宋时期扬州成为宋金、宋蒙对抗的前线，因军事需要在唐子城西半隅筑堡城，后又在堡城和宋大城之间即唐罗城西北部筑夹城，形成扬州“宋三城”的布局（图三）。从考古发现看，宋三城应基本沿用了隋唐时期扬州城的道路格局。宋大城除道路格局外，城内水系和部分城门也沿用自唐代扬州罗城。这些又部分为后来的扬州明新城和明旧城所沿用，延续到今天[26]。

图三 宋扬州城址格局图

江西赣州城建于章、贡二水合流处，平面略呈三角形，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地方城址（图四）。经过考古调查，赣州城址在南朝时期在今址固定下来，唐代赣州城横街、阳街形成丁字街布局，在横街北部一带建有子城。五代后梁时期经过扩建，奠定了今日赣州城的基础，至宋代又形成了城内的四条主要街道（阴街、斜街、长街、剑街）。由此构成了城内六条主要街道，主街之间又有若干短街相连的格局，沿用至今[27]。这样主街大体平行，其间以短街相连的格局，正是宋以来流行的纵街长巷式布局的反映，只是由于赣州地形的限制而呈现不规则的走向。

图四 赣州旧城示意图

镇江城是唐宋时期的润州城，子城沿用自孙吴以来的“铁瓮城”，唐乾符年间展筑罗城，奠定了唐宋润州城的规模，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南宋嘉定年间整饬罗城，对城垣的范围作了一定调整[28]（图五）。近年来考古调查、勘探了润州的子城和罗城，发掘了多处城垣遗迹和铁瓮城南门及定波门遗址。在子城内发现、发掘了六朝、唐宋互相叠压的衙署基址，在子城外还发掘了大量官署建筑遗址。发现、发掘了罗城内外的大量道路、排水设施、涵洞、渡口、码头、桥梁、手工业作坊、粮仓、佛寺等遗迹[29]。但从目前的考古工作来看，花山湾古城的性质尚有一定疑义，其与唐代罗城的关系尚不能完全肯定，唐宋时期的罗城范围尚存在一定争议，城市格局由于工作所限了解尚不清楚。

图五 镇江唐宋罗城范围示意图

唐宋时期的罗州城即汉以来蕲春城的治所所在，位于今湖北省蕲春县。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罗州城整体呈一不规则的圆角长方形，内外两重城垣，第一重城位于第二重城中部偏西北。从考古发掘的遗迹看，第一重城的始建年代应是战国至汉代，是汉代蕲春县的治所。第二重城的始建年代为隋唐时期，历经两宋屡次修筑，应是唐宋时期罗州城的治所。唐宋时期内城（第一重城）仍然使用，外城（第二重城）东西宽950、南北长1350米，周长约4.6公里。外城内还发现了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遗迹（图六）。发掘者推测罗州城应是一座城内布置四个坊的较小的州城，而内城中的王城部分是唐宋时期的衙署所在[30]。

图六 罗州城平面图

一些重要的沿海对外贸易城市，也陆续做了一些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泉州城唐代迁至今址，唐代泉州城方形四门十字街，周围三里。南唐以原唐城为子城，外筑罗城，泉州城市规模大为扩展，城址呈一不规则的梯形，五代末期又在城西北角和东北角陆续增筑，北宋时期大体沿用了五代泉州城的规模。南宋时期泉州城展筑“翼城”，将原城外南部贸易繁荣的地区包入城内，城址约呈一三角形[31]（图七）。泉州作为宋元时期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陆续发现了一些沉船和码头遗迹以及与中西交流有关的建筑、石刻、墓葬等[32]。

图七 泉州城复原图

宋代的广州城也是从唐代广州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南汉展筑唐城，北宋熙宁年间又先后在南汉新城的两侧修筑了东城和西城，形成了东城、中城、西城三城并列的格局[33]（图八）。1972年发现了越华路西段、广仁路正对处的宋城墙遗址南北向，应是北宋子城的西城墙；1973年在广仁路与越华路相接处发现了宋代子城西城墙；1996年、1998年发掘了位于仓边路和越华路交汇处（今银山大厦附楼处）唐宋城墙遗址，其中唐代城墙南北向，应是唐代广州城东墙，宋代城墙东西向，应是宋东城北墙[34]。从今天的遗迹情况来推测，中城和东城都是以丁字形主街为主干道路格局，衙署居于南北大街之北，而最迟拓展的西城则已经是纵街横巷式的布局方式了。近年来还陆续在清理发掘南越王宫署时发现了宋代建筑遗迹；发掘了北京路遗址，确定了广州城自唐代以来沿用至民国时期的城市中轴线；发掘了中山六路黄金广场遗址、中山四路致美斋南汉与宋代建筑遗址，了解了广州旧城区西部和南汉皇宫区附近的文化遗存；发掘了大塘街宋代河堤遗址，了解了宋代广州东南城区的面貌[35]；发掘了德政中路的南汉和宋代水关遗址，为研究广州唐宋古城的排水设施和确定南汉至宋时期古城南界提供了材料；发掘了中山五路与教育路交汇处的西湖堤坝遗址，是了解广州宋代筑堤的重要实例[36]。

图八 宋至明广州城址演变示意图

宁波城是唐宋时期的明州城，也是一座比较重要的对外商贸城市。今天的宁波城发展始于唐长庆元年（821年）移州治于三江口、筑子城。近年来对唐宋明州的子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基本搞清了唐宋子城的范围和构筑工艺[37]（图九）。唐乾宁年间展筑罗城，奠定了唐宋时期明州城的规模。近年也对多处罗城城墙进行了试掘并发掘了渔浦门遗址和东门口码头遗址，先后发掘了宋元明州市舶司遗址、高丽使馆遗址、孔庙遗址、永丰库遗址、天宁寺（唐国宁寺）东塔遗址、天封塔地宫和塔基遗址、天妃宫遗址、海曙长春塘遗址等[38]。

图九 南宋时期明州城市复原示意图

西南地区的地方城市，以往经过考古调查比较清楚的有唐末高骈展筑，宋以降一直沿用的成都城[39]。唐末高骈在成都旧城的基础上，修建了罗城，使成都城的布局从东西并列的“日”字形变成了内城外郭的“回”字形，随之整顿了城市水系，划定了里坊。城内由纵横街道划分成十六个坊（图一〇）。宋代的成都城，即是沿用了唐末五代的成都城，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近年成都市配合基本建设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为了解唐末以降的成都城提供了新的材料[40]。

图一〇 唐宋时期的成都城

随着配合三峡建设大量考古工作的展开，这一地区许多重要遗址被全面发掘，为认识这一地区的地方城镇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地方城址中以巴东旧县坪最具代表性。旧县坪遗址是隋到北宋年间的巴东县治所在地，南宋迁治江南后仍一度作为临时的县治治所。经过考古踏勘和发掘，两宋时期的巴东县治遗址，未发现城垣遗迹。官署区位于一椅子形的山坳，中部为衙署。衙署建筑地处遗址北部中心，是一处地势平坦但海拔较低的地方，居于全城的核心。以衙署为中心，东为居住区，西为商业区、仓储区、庙宇区和居住区，东西两处墓葬区分布在居住区两侧[41]（图一一）。除了考古发掘外，还集中对三峡工程淹没区的忠州、涪州、丰都、开县、奉节、巫山、归州、大昌、万县天生城、云阳盘石城等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这些城址，可以分为山地城、平地城和抗蒙元山城三类，布局各有特点。虽不全是宋代城址，仍对了解三峡地区的城址类型及其所反映的问题多有裨益[42]。

图一一 北宋巴东县治平面布局示意图

针对宋代北方地区的新建城址近年也进行了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对宋代北方地区的聊城、长清、文水、桐柏、岚县、隆平、黎城、昌邑、惠民、淳化、乡宁等十一座城址，按照古今重叠型城址的考古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复原。通过复原，这些城址按照其街道类型可以分为十字街类型、丁字街类型及一条主街类型三类。又基于复原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对宋代北方地区新建城址的主要成因及其背景，宋代北方地区新建城址的类型、布局及其所反映的城市规划，宋代北方地区新建城址的规模和等级，从宋代新建城址看北方地区隋唐以降不同时期城址的变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43]。

宋代城市的一个特点是经济类型城镇的兴起。开展过考古工作的商业城市，以湖北沙市为代表，它从唐代以来的沙头市发展成为了沿江一条街的沙市城[44]（图一二）。市镇如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镇，它是吉州窑所在地，旧日街迹窑址今仍历历在目，“六街三市”的布局基本保存了下来，前店后厂，是典型的宋代制瓷手工业城镇[45]（图一三）。

图一二 沙市平面图

图一三 永和镇平面图

河南省叶县文集遗址也是一处比较重要的市镇遗址，遗址一直从唐代晚期沿用到元末明初，绝大多数遗迹都位于金代至元代初年的文化层之间。从发掘的遗迹看，一条古道东西横贯遗址中部，将其划为南北两部分，道路南侧有一岔道通往澧河码头，房址大多集中在道路两侧，向路开门，除道路和房址外，还发现大量窖藏、水井、灰坑等遗迹[46]。

山东省板桥镇也是一处进行了较多考古工作的市镇遗址。板桥镇遗址位于山东省胶州市旧城区，唐武德六年（623年）设镇，宋元祐三年（1088年）升板桥镇成为胶西县治所，兼领临海军使，并设立板桥市舶司，为宋代北方唯一一处市舶司。1996年和2003 年先后在胶州市政府宿舍和云溪河改造、湖州路市场建设施工中发现了数量巨大的宋代铁钱和大量宋、金、元、明、清时期的瓷片。2009年在原胶州市政府所在地又发掘了宋以来的公共建筑基址群和客栈及转运仓储设施，出土了10余吨宋代铁钱和大量门类较多的遗物[47]。

此外，还对部分地区的市镇进行了考古学调查与研究。三峡地区经过发掘的十余处唐宋早期市镇的初步研究显示，根据其成因和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因交通优势而兴起的商业市镇、因资源开发而形成的市镇、因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的繁荣而形成的复合型市镇以及服务型市镇四类[48]。江南市镇在宋元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明清时期进入繁盛阶段。但对江南市镇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十分有限。目前经过考古学调查的市镇包括朱家角、新场、同里、黎里、新市、南翔、菱湖、濮院等，通过从水系交通对市镇的影响、市镇核心区形成和变迁、各类建置分布、镇内行业分布等方面的细致分析，初步将这些市镇大体划分为经过超经济力量人为规划过和顺应经济与地理、交通等因素自然发展起来的市镇两大类，并强调了市镇兴起性质及市镇产业结构变化对市镇产生的影响[49]。

除了上述这些城镇遗址以外，宋代还有一些军事性质的城址。宋夏对峙时期，因为军事的需要，在今宁夏、陕西、甘肃等地区修建了大量堡寨。宁夏地区泾源、固原等县的堡寨大体可以分为平地的和山地的两大类型。平地城大多平面方形或长方形，山地城则据险而筑，平面形状不规则[50]。陕西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的军事堡寨，如银州城、麟州故城、吴堡古城、通秦寨古城、葭芦寨故城、太和寨故城、罗兀故城、怀宁宅故城、安达城故城、石城子遗址、丹头寨故城、万安寨故城、安塞堡故城、龙安寨故城、保安军故城、得靖寨故城、金汤故城、铁边城遗址、白豹古城等[51]。川峡地区还保留了大量抗蒙元山城，对这批山城陆续进行了田野调查，如合川钓鱼城、金堂云顶山城、广安大良城、兴文凌霄城、宜宾登高城、剑门苦竹寨、三台寨、南宋运山古城、苍溪大获城、平昌小宁城、万州天生城、云阳盘石城、合江神臂城、宋白帝城、南川龙岩城、通江得汉城、巴中平凉城、渠县礼义城、大竹荣城、富顺虎头城、彭水绍庆城、合江榕山城、乐山三龟九顶城、南充青居城、重庆多功城等[52]。

其中，合川钓鱼城、宋白帝城遗址等近年还进行了考古发掘。钓鱼城遗址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其地雄关高峙，控扼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钓鱼城遗址由钓鱼山山顶环城，南、北一字城墙及南、北水军码头共同组成，另有连接水军码头的城墙一道，现存各段城墙总长7320米（图一四）。环山城城墙连接镇西门、始关门、小东门、新东门、菁华门、出奇门、奇胜门，城墙上散布小型马面和排水孔多处。城内分布有护国寺、古军营、皇城、武道衙门及石照县衙、大草房、范家院子等一批宋元时期遗址[53]。

图一四 合川钓鱼城平面示意图

南宋白帝城坐落在瞿塘峡夔门西口，面积约5万平方米。平面不规整，略呈马形。城门6处，东、西、北各一处，唯靠近长江的南方有大小不同的两座城门，另有水门一座。所谓的东西城门也位于东西两头南边靠近长江的地方，可以反映出此城对长江水道的依赖。宋瞿塘关和子阳城间，以一字城相连，从一字城的走向看主要为了防御西来之敌。整座山城前带大江，后枕重岗，城内高差401米，城的大小和城墙走势受地形的制约，城内布局被自然山势分割成独立的三大片区。城附近还发现了几处军事城堡或设施[54]。

总体看，这些山城都依山形水势、据险而筑，多位于交通要道，彼此呼应联系，侧重防御设施如一字城、羊马城等设施的修筑。有学者进一步对已调查的山城进行分析，一方面根据其行政等级将其归拢为制司一级、路一级、府州军监一级、县一级四个等级，一方面又根据这些山城的所在的地理形势将宋代四川的地区的山城划分为：山顶类型、半岛类型、岛洲类型、复合类型四个类型[55]。

近年来，还针对土司政权的城址进行了不少考古工作，其中以贵州遵义播州土司关囤遗址群的考古工作最具代表性。关囤遗址主要分布在以海龙囤为核心区域的周边山巅。海龙囤遗址位于汇川区高坪镇海龙囤村，遗址现存城垣总长5773米（含“新王宫”院墙477米），所围合的面积近38万平方米。其中，囤顶“大城”南、北城垣为南宋时期遗存，应即杨文为抗蒙而建的“龙岩新城”之一部分。东西两端现存的关隘及与之相连的城垣，以及“新王宫”等遗址，应该是末代土司杨应龙于明万历年间“重建”[56]。养马城遗址位于海龙囤东面2.5公里，地处数个小山头围合而成的山间盆地中，平面呈不规则形，现存城墙周长约3500米，城内面积约为35万平方米，发现城门6处，多设于山间垭口处，有叠涩顶和拱券顶两类，经勘查和局部清理，“衙门”遗址大致始建于宋，明代扩建[57]。此外还对海龙囤遗址周边的其他关囤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测工作[58]。（图一五）

图一五 贵州遵义市海龙囤遗址平面图

此外较为重要的还有湖南永顺县城老司城遗址，为永顺宣慰司数百年的司治所在，也是湘鄂渝黔土家族地区规模最大、保存状况最好的土司城址。自1995年起，对该城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和发掘工作。文献记载今老司城的营建始于南宋初年，目前发掘揭露所见虽主要是明清时期的遗迹，但考古发现亦表明在明代修建老司城宫殿城墙以前，老司城已有很长的居住过程，而且存在高规格建筑[59]（图一六）。与老司城类似的还有时代稍晚的唐崖土司城址，近年也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60]。

图一六 永顺老司城遗址平面图

这些土司城址是西南地区古代族群维持自己政权而建设的山地建筑典范，不少城址延续时间长，规模宏大。山城的建设者充分利用地形地貌，人工建筑与自然地物相得益彰，构成了完整的山地军事防御体系，成为公元10至17世纪山地城市和建筑的杰出范例[61]。

近年来，围绕着一些宋代地方城市的核心区域——特别是子城和衙署，也做了不少考古工作。西南地区如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该遗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2010年起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现的南宋时期大型夯土包砖式高台建筑基址，是南宋淳佑二年（1242年）四川制置司移驻重庆后的治所所在，成为南宋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战略枢纽和指挥核心。南宋以降，老鼓楼衙署遗址兴废频繁，但作为衙署一直沿用至清[62]。北方地区如针对绛州署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绛州衙署现存大堂是元代遗构，绛州城也是自隋唐以来古今沿用的城址，历来为学术界所瞩目，近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绛州衙署遗址进行了发掘，对大堂院落及其南侧区域和东、西两路院落局部进行了揭露，明确了绛州州治衙署自唐代设立后，历代皆在原址沿袭使用[63]。江南地区则如对湖州子城的考古发掘工作[64]，如对金华子城的调查工作等[65]。这些考古工作虽只是针对城址局部的，但因为对象是城市的核心区域，对于了解当时城市的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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