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文史 | 五千多年前，西宁就是贸易重地

距今约5500年前，在我省青海湖以南的共和盆地和贵德盆地的黄河两岸，生活着一群原始先民，他们过着使用打制石器(旧石器)、狩猎为主的生活，安静而祥和。这群先民就是早期的高原土著人，他们所创造的文化类型，后来被称为宗日文化。

与高原土著人几乎同一时期，在我省湟水下游和黄河流域东端，还生活着一群马家窑人。马家窑文化源自于黄土高原，他们继承了仰韶人先进的生产力，过着耕种定居的生活，也拥有着当时青海最先进的生产力——磨制石器（磨制石器）。

在约5500年前的某日，古老的旧石器与新石器这两种文化类型的先民相遇了 。他们彼此审视，观察，并没有因为文化不同而发生战争，而是相互学习、交流，并促成了青海高原上早期的贸易往来。

宗日遗址发现于同德县被黄河冲击的一处台地上。

在我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奔腾咆哮的黄河穿出山地间陡峭的峡谷后迅疾折向西行，留下了一片土壤肥沃的冲击台地。1982年，在这处台地上，我省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起初，考古工作者将它命名为了兔儿滩遗址。在试掘后，考古专家认为，兔儿滩遗址属于马家窑文化遗址。

1994年，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考古人员，对这片遗址展开了考古发掘。222座墓葬被清理而出，还有许多珍贵的文物也相继被发现，如国宝级文物舞蹈彩陶纹盆、二人抬物彩陶盆，还有被誉为“人类餐叉之祖”的骨刀、骨叉、骨勺等。

宗日文化的疑惑

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渐深入，考古专家们开始有了许多疑惑。他们在分析陪葬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很多墓葬的陪葬品中，除了有一些典型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外，还有一些特色鲜明、前所未见的彩陶，它们似乎并不属于当时发现的任何文化类型，显示出了一种新的文化面貌。

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说：“这些特色鲜明的彩陶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不管从颜色、工艺、纹饰和器型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很明显的区别。它们的颜色呈乳白色，陶器质地粗糙，纹饰以鸟纹、折线纹和三角纹和等为主。而同一墓葬出土的马家窑彩陶的颜色呈橙红色、陶器质地细腻，纹饰以马家窑文化典型的旋涡纹、水波纹、圈圈纹等为主。二者之间有很多不同，但从两种彩陶的器型和纹饰上可以看出，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

后来，兔儿滩遗址正式更名为了宗日遗址，该遗址的文化类型被确定为了宗日文化，属于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多年来，关于为什么宗日文化遗址的同一座墓葬中，会同时存在着马家窑彩陶和宗日彩陶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人。

宗日遗址出土的舞蹈彩陶纹盆

宗日文化折线彩陶碗

宗日人逐渐掌握了彩陶制作工艺，由最初的模仿马家窑彩陶，提高到独立生产具有独特文化气息的宗日式陶器。

宗日文化马家窑彩陶产自河湟地区？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多年来，侯光良教授作了许多研究。他说：“制作彩陶，需要原料，古代没有发达的交通条件，制作彩陶更多的时候是就地取材。通过化验分析，马家窑彩陶制作所用的土质多为红黏土，宗日彩陶制作所用的土质多为黄土。在共和和同德等地很少分布有红黏土，但是红黏土在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却有广泛分布。宗日遗址里出土的马家窑彩陶与河湟地区马家窑彩陶非常类似，以此，我们推测宗日遗址中的马家窑彩陶更有可能是外来。”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侯光良等人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在全省33处古人类遗址中采集了128片陶器碎片，对这些陶片作了化学元素及微量元素的分析。

“微量元素具有非常好的稳定性，不会因为历史年代的演进、制陶工艺、埋藏环境等条件的影响发生变化。研究彩陶中的微量元素，就可以反映出彩陶产地的信息。”侯光良说。

研究结果显示，宗日文化遗址出土的马家窑彩陶与河湟地区的马家窑彩陶，在化学元素和微量元素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特别是两种彩陶钍元素含量差距表明，宗日遗址出土的马家窑彩陶很有可能就原产于河湟地区。这证明了，早在5000多年前，青海高原上就可能存在着早期移民或贸易。

几乎在同一时期，宗日人过着使用旧石器、狩猎的生活。马家窑人过着使用新石器、农耕定居的生活。

西宁和化隆可能是早期的贸易重地

马家窑彩陶之所以到达宗日遗址，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两个族群之间的移民。从我省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分布可以看出，马家窑人一直没有停下西迁的脚步，在马家窑人向西扩张的过程中，青海早期的通道——湟中道逐渐形成。宗日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精美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很有可能是马家窑人在移民与扩张的过程中带到了宗日。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个文化类型之间存在了早期的贸易，甚至还有早期的贸易交流地。在对所有采集到的彩陶片作了精确化学元素的分析后，侯光良发现，宗日遗址中的马家窑彩陶在成分上，与两个地区的彩陶成分最为一致。一个是西宁周围的上孙家寨遗址和西杏园遗址，还有一个是化隆牙什尕附近的完干滩遗址。

“根据对陶片化学成分分析，宗日文化遗址中的马家窑彩陶与西宁和化隆出土的马家窑彩陶的相似程度高达99%。这从侧面反映出，在5000多年前，西宁的上孙家寨遗址、西杏园遗址和化隆牙什尕完干滩等遗址可能早就是重要的贸易地点。而且西宁和牙什尕地区恰好位于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分布区交接带上，显然这种贸易发生在两种文化交接与过渡地带。”侯光良教授说。既然有贸易，就会存在挑选。这也就是为什么宗日文化遗址中会出土舞蹈纹盆这样精致的马家窑彩陶的一个重要原因。宗日人通过贸易，挑选了最好的马家窑彩陶回到了自己的部落。

侯光良教授推测，在贸易过程中，马家窑人向宗日人输出一些陶器、粟黍等粮食作物。而宗日人向马家窑人输出一些牲畜、毛皮等产品。它们之间很有可能是采取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也有可能是使用早期的货币——贝币。

贝币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在宗日遗址中，曾出土92枚贝币。根据对贝币的分析研究得出，这些贝币属于海贝，其产地可能在我国南海地区。产于南海的贝币，从我国西南到西北，最终发现于宗日遗址，这也与历史上马家窑人开辟河南道南下的历史不谋而合。贝币的发现，为我省宗日人和马家窑人存在着早期贸易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共存中交流，交流中发展

5000多年前，青海土著的宗日人遇到了由外来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马家窑人，他们之间存在了很大的文化差异。与其他一些地区，两个文化类型相互厮杀、争夺、进而产生剧烈矛盾对立不同的是，宗日人和马家窑人之间选择了和平共处，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宗日人作为相对落后的一个文化类型人群，他们在马家窑人身上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宗日人向马家窑人学习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彩陶制作工艺。”侯光良教授说。

先进的生产力技术逐渐改变了宗日人的生活方式。它们由原来的狩猎生活、居无定所的生活，逐渐开始定居。宗日文化后期就发现有房址遗址。彩陶的使用更是改变、提高了宗日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他们的食物方式由烤食变成了煮食，还可以喝到滚烫的热水，这在陶器进入高原之前是很难办到的。

“刚开始的时候，宗日人只是通过交换和贸易来获得马家窑彩陶。渐渐的，他们也开始逐步掌握了彩陶的制作工艺，开始学着制作彩陶。因为宗日文化分布区很少有红黏土，所以他们只能就地取黄土烧制彩陶。在早期宗日墓葬中，陪葬品更多的是马家窑彩陶，发展到晚期，墓葬中更多的变成了宗日彩陶。这说明，宗日人逐渐掌握了彩陶制作工艺，由最初的开始模仿马家窑彩陶，提高到独立生产具有独特文化气息的宗日式陶器。所以宗日彩陶与马家窑彩陶在器型上存在着很多相似性。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类型，于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侯光良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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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李皓 责编/徐变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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