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权独揽！只有一个人的银行联合办事处——抗战爆发后金融垄断管理之奇观

文│洪葭管

四联总处旧址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应付战事骤起后的金融紧急情况， “中、中、交、农”四行奉财政部令联合组织贴放委员会，办理对同业的贴现和放款，各行均派2人为委员。1937年8月9日正式成立上海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制定《贴放委员会办理同业贴放办法》及办事细则， 由“四行”代表轮流担任主席。自成立至11月18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时止，合计贴现和放款2255万元，未归还金额1670万元。同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对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提供1000万元额度的透支。11月18日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后，“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不再对银行、钱庄直接贷款，而改由通过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和钱庄业联合准备委员会进行必要的资金融通。到了“八一三”沪战爆发，财政部又函令“四行”在上海组织联合办事处，由“四行”各派代表共同研讨和督促各行办理联合承担的贴放业务。8月26日，财政部又函令“四行”在汉口、广州、重庆等15个重要城市仿效上海组织形式建立联合办事处和贴放委员会。这些城市“四行”的联合贴放，已不仅是对银行、钱庄的贴现和贷款，而且已扩大为对工商业的贷款。

1937年11月，在汉口成立“四行” 联合办事处总处；1939年10月，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四联总处成立的根据是经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的财政部所拟的《巩固金融办法纲要》和《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并由国民政府于9月8日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为常务理事。

报章关于《四行设联合办事总处

蒋委员长兼总处主席》的报道

按照《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的规定，“四行”合组联合办事总处，负责办理与金融政策有关的各种业务；联合总处与理事会由中央银行总裁、副总裁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农民银行的理事长、总经理及财政部、经济部的代表组成。联合总处理事会设主席1人，常务理事3人，由国民政府特派，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常务理事襄助主席执行一切事务，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银行可为便利之措施，并代行其职权。这一特殊的组织体制，明显地是以战时特殊需要为借口，把金融垄断的程度进一步推向高峰。蒋介石任这个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从1939年10月成立起到1948年10月四联总处撤销时止，经历了战时和战后的10个年头。

1935年3月在攫取中国银行管理大权时，蒋介石在致孔祥熙的电报中曾经说过：“国家社会皆濒破产，关键乃中、交两行不听命于中央。”现在他可踌躇满志地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已在我的掌握之中，绝对听命于我了。”蒋介石的金融垄断思想和军事垄断思想可称双绝。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从军委会1932年成立起到1946年撤销的14年中就只有他一个人担任此职。一个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个代表银行，一个代表军队；一个制造“纸弹”，一个制造实弹。这些都是权力的象征，都是统治力量的显示，而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利用战争时期的有利形势，无疑易于从金融垄断到经济垄断，再进而巩固政权垄断的意图成为现实。

《四联总处重要文献汇编》

四联总处成立初期，1939-1940年间的中心工作，如其自己所归纳的为： 调节发行，以安定金融；推行储蓄，以吸收游资；核定汇款，以融通资金；收兑金银，以充实准备；办理贴放，以发展经济；扩大农贷，以增进农产；完成金融网，以沟通经济脉络。

这也是抗战前期对金融运行的一种规划。“四行”在这一时期，按照敷设全国金融网计划增设分支行处共计123 处，连同前已设立和筹建中者共有509 处。使战前内地（指大后方西南、西北地区）缺乏金融机构的局面大为改观。

四联总处成立后，作为理事会主席的蒋介石并不只是挂一个名，而是亲自过问四联总处的工作。他任命财政部政务次长徐堪兼任四联总处的秘书长，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徐柏园任副秘书长。在头一年，蒋介石手令秘书长、副秘书长饬办的事项即达25件，其中1940年2月至10月饬办的就有19件。他对各主要金融机关及重要商业银行负责人亦十分注意，手令各单位抄送名单。蒋介石不仅直接手令给四联总处秘书长布置工作，而且会议亦在他的官邸举行。蒋介石在致“四行总处会议各位同人”的手令中强调，“今后抗战之成败，全在于经济与金融之成效如何；而四行今后之职责，不仅在金融，而整个经济之方针计划，亦要由四行为惟一之经济基础也”。他对“四行”重视经济与金融的成效十分支持和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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