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峡口的红军墓

余秋里的相关资料

红二方面军在徽县

1936年9月17日,红二方面军进入徽县境内。10月7日离境,在徽县境内休整活动20余天。贺龙、任弼时等率总指挥部和总部保卫队驻旧城天主教堂内;政治部驻城内北街福音堂内,关向应、甘泗淇等住此办公;供给部驻北街“林盛长”药房,被服厂驻吴家巷一片。各部队均分散依建制或驻城郊,或驻乡镇、农村。其间,部队广泛开展了各种地方工作,活动范围广大,遍及全县所有乡镇,这在整个红军长征史上是很少出现的。

为了解决红军将士的生活所需,保证部队作战和休整,徽县人民群众积极行动,配合红军筹粮筹款,拥军扩红。根据党中央颁布的《回民地区守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发布文告,同时编排了相关的文艺节目,进行宣传演出,使党的民族政策很快传播到回民群众中。徽县清真寺阿訇马克仁,在红军民族政策的感召下,积极带头协助红军开展工作,被推选为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徽县东街群众燕二教出身于回族武术世家,曾得过陇南地区武术冠军,红军到达徽县以后,受到了徽县穷苦百姓的热情拥戴,燕二教、燕三教等,将家传武艺传授给了红军战士。红军撤离徽县以后,燕二教兄弟惨遭国民党杀害。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根据中央决定,红二、六军团和由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改编的红三十二军,共同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联袂北上,向甘肃南部前进。1936年9月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哈达铺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发动“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为了在这一地区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红二方面军各部队大力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建政扩红等地方工作,相继成立了县、区、乡、镇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抗日游击队、回民自治委员会和区域性的抗日反蒋委员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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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建墓告慰英魂

走进徽县银杏乡的小峡口,两旁高山耸立,林间小溪潺潺,我们偶遇在附近看守峡门水库的刘大叔。一听说我们是前来寻访红军墓的,便十分热情地给我们讲述了他听说的这段故事。

1936年10月4日,成徽两康战役胜利后,大部队接到命令开始从徽县撤离,留下3名十分年轻的伤病员。其中2名被地主杨开堂抓住,活活打死,手段十分残忍。之后,他们的尸体被就地掩埋。解放以后,当地的村民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在当年埋尸的地方堆砌了一座矮矮的石头坟墓,告慰英魂。

还有1名伤病员辗转逃到了银杏乡的胡台村,被当地村民保护起来。后来给一户姓张的人家做了儿子,取名张成福,他有幸活了下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张成福的红军资格获得国家承认,享受国家对老红军的补助,现已去世多年。

据徽县党史办主任刘立军介绍,张成福原籍湖南,其他两人则籍贯不详,但极有可能也是来自两湖或者四川等地,因为红二方面军里绝大多数战士都来自这些地方。雨后青山巍巍,道路有些泥泞,涉水而上,我们来到了红军墓前,石头垒砌的坟墓上青草茂盛。刘大叔看守的水库就在不远处,他说,这几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相关部门,提提意见,看能不能好好翻修一下这座宝贵的红军墓,让徽县人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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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支仁义之师﹄

在银杏,我们辗转打听到了赵卫明。看到他时,正跟几个大叔一起打牌。如今62岁的赵大叔患有半身不遂,听说我们是为了寻访当年爷爷与红军的故事,他热情地招呼我们来到了自家的院落里,讲起他所知道的那件往事。

当时,赵卫明的爷爷赵生辉在“烧锅院”王掌柜家里做长工。他为人忠厚可靠,深得王掌柜信任。1936年9月红军打到徽县,临近银杏村时,王掌柜一家如临大敌,连夜出逃。然而,王掌柜裹着小脚的小老婆,因怀有身孕即将临盆,没法跟着家人一起逃离,被迫留在家中。

王掌柜不放心,派赵生辉回家看看,忠实的长工答应了。他一回到村子,看到眼前的队伍纪律严明,态度十分友好,红军的一位营长蔡久向他询问了村子的具体情况。赵生辉叫回了躲在附近的村民,红军还为他们治伤看病。

王掌柜家的小老婆马上就要生产,红军中的女卫生员们连忙做好准备,为她接生。一番努力之后,一名女婴平安降临人世。八十年过去了,当年哇哇啼哭的初生婴儿,如今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耋耄老人。听说她长大以后外出上学,定居西安

红军在银杏村驻扎十余天,撤离之际,营长蔡久将队伍在这里的吃用花销如数登记,并打了一张借条,承诺日后红军的其他部队路过此地时可以代为归还。这支队伍离开以后,王掌柜又回到了银杏村。赵生辉将这张借条交给他时,王掌柜赞叹道:“这是一支仁义之师!”其实,王掌柜在当地口碑很好,善待乡邻。当年家中开着“烧锅院”,村民们常来他家购买酒糟,有时带的钱不够,他也会慷慨相赠。

王掌柜拒绝接受这张借条,让赵生辉拿去销毁。赵生辉偷偷将它保存了下来,想留个纪念。与蔡久营长打交道的那些日子,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差一点成为结拜兄弟。部队出发时蔡久向他承诺,仗打完了一定会来这里看望他。

赵卫明说,小时候他曾经看到过这张已经泛黄的借条,后来在文革时期被销毁了。蔡久也在后来的战役中英勇牺牲了。王掌柜六十年代就已去世,他的儿子将“烧锅院”卖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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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一生的荣耀﹄

在徽县伏家镇蔡家庄,我们见到了如今已经80岁高龄的杨发老人。1936年,正是他出生的那一年,红二方面军来到了徽县。

讲起父亲支援红军的故事,老人的神情肃穆:父亲早在他两岁时就因病去世,守寡的母亲含辛茹苦,将他和五个姐姐拉扯成人,小时候母亲经常告诉他这样一句话:你父亲曾经为共产党作了贡献!杨发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名叫杨清良,家中世代丰裕。1936年红军来到村子时,急需物资补给,贺龙同志亲自来到家中动员,希望他能够帮助红军渡过难关。因此忠厚的杨清良亲自将家中窖藏的5000余两白银挖出来尽数捐给红军,家中一分钱都没有保留。

资料记载,当时有18名红军战士用当地背粮食的背斗将这些白银背到了徽县县城的官井巷,充为军费。杨发说,母亲曾对他讲,其实她当年也并不清楚家中竟然有那么多钱,那是祖祖辈辈几代人积攒下来的财富,父亲将它们都藏在地窖中,几乎无人知晓。

父亲病倒以后因无钱诊治,两年后撇下妻子和一群还未长大成人的孩子撒手人寰。为了抚养子女,母亲变卖了家中的一部分土地,而另一部分却被他的二叔强行据为己有,孤儿寡母,没钱没地,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因为父亲的慷慨捐赠,后来划定成分时,他家被划为上中农,没有受到任何打击。他也因此可以上学,在大队担任过保管、文书等职务。临别之际,老人饱含深情地握着我们的手说:“这是我一生的荣耀!”

据不完全统计,徽县民众用多种形式,筹集粮食50多万斤,白银6000余两,银元数万枚,棉布3000余尺,衣物2000多件(套),猪羊各200多头。募捐和筹措的物资部分散发给极度贫困的穷人以救燃眉之急,另一部分留作军用。同时又购买了大量的棉布、棉花、针线以及药品等行军必备物品。在徽县休整的二十余天,不仅使红军指战员恢复了体质,还补充了物资,更换了着装,部队面貌为之一新。(感谢徽县党史办主任刘立军陪同采访、提供材料)兰州晚报记者蔡宁祯田小东见习记者张蓉文/图

独臂将军余秋里

1936年2月,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行进至黔滇交界的乌蒙山区,国民党纠集了大量兵力对红军进行包围阻截。时任红二军团18团政委的余秋里奉命截击,即贵州威宁伏击战,他率众冲锋登上一座山头,发现躲藏的敌人正朝团长成钧射击。情急之下,余秋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成钧,左臂被敌军的机枪接连射伤两次,鲜血喷涌。当时情况危急,简单包扎后,余秋里用绷带把左臂挂在脖子上,继续前进。

部队渡过金沙江时,总指挥部派人给余秋里送来一床鸭绒被。当时他的伤口已经严重发炎,高烧昏迷之中被战友们抬上筏子顺利渡江。之后,部队进入康藏地区,彻底摆脱了十几万敌军,在中甸地区的格罗湾休整时,贺龙和任弼时商定并指示医护人员利用这段时间为余秋里做手术。可惜的是,部队过金沙江时,太过紧急仓促,医疗器械全部掉进江里。等到部队抵达甘孜后,余秋里的左臂愈加疼痛,整条臂膀已发黑萎缩,但苦于无药医治,只能重新换上绷带,抬在担架上继续前进。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徽县后,缴获了一批医疗器械与药品。此时余秋里的伤势已经危及生命,左手五指全部肿胀坏死,卫生部长侯政亲自为余秋里实施手术。手术时,侯政用缴来的镇痛剂给余秋里注射,由于不知药品的使用剂量,一针下去余秋里立刻昏迷,但是情况紧急,侯政用剃头刀刮掉他臂上溃烂不堪的腐肉,再用一把木工使用的钢锯锯断坏骨,消毒包扎后急忙抢救失去知觉的余秋里。醒来后,余秋里对守候在身边的贺龙说:“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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