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期间,浙江图书馆随战事发展,不断搬迁

清宣统元年(1909)浙江巡抚增韫,奏请朝廷将浙江藏书楼、浙江官书局归并扩充,创建浙江图书馆

经批准后于三年(1911)五月在孤山动工兴建浙江图书馆舍。民国元年(1912)西湖孤山浙江图书馆舍建成,将原贮文澜阁、于前一年六月经浙江咨议局议决,并经浙江抚院核准,文澜阁及所藏《四库全书》及《古今图书集成》等皆并归浙江图书馆,《四库全书》等移新馆庋藏。

元年(1912)孤山路新馆舍定为总馆,并于次年3曰25日正式开馆,原大方伯里(今解放东路)浙江藏书楼馆舍改称浙图新民路分馆。

民国20年(1931)3月由前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遗命捐资二十万元之大学路浙图新馆建成,刘大白为作《浙江图书馆落成记》。次年9月15日正式开放,并定为总馆,孤山馆舍遂为分馆,新民路馆舍仍之。自民国元年(1912)至26年(1937)抗战爆发前,浙江图书馆得到较大发展,除馆舍扩大为三处外,藏书增幅甚快。

至18年(1929)统计,馆藏总数达二十一万八千余册,其中含文澜阁《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册(经钱恂“乙卯补抄”、张宗祥“癸亥补钞”,已恢复原貌),其他一万七千余册,目录考证类书七千二百余册,普通中文书十三万一千余册,西文书三千余册,日文书一千六百余册,杂志一万八千余册,报纸合订本二千七百余册。至二十五年(1936)6月统计,馆藏总数达三十一万余册(含20年至24年[1931-1935]),所收宋、元、明、清各代善本四百三十种。其时的浙江图书馆,无论馆舍、藏书等皆为全国省级图书馆之翘楚。此外该馆还贮有书板十六万三千六百九十片,其中浙江官书局和浙图所刻为十二万二千四百八十六片,另有清代杭州藏书家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丁氏八千卷楼等著名藏书楼后人捐赠板片四万零一百五十一片,寄存的板片有一千零五十三片。

25年(1936)11月1日,受浙江省教育厅委托,浙江图书馆在杭州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开幕,展品以浙江图书馆所藏文献为主,北平图书馆、山东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等亦与盛会,浙江全省及沪、苏等地私人藏书家亦踊跃参展。所展出文献,分乡贤遗书(稿本、抄本、刻本、校本)、郡邑丛书与总集、刻书文献、藏书文献、选举与书院文献、民族革命文献、方志及舆图、金石与艺文(金石拓片、金石志、艺文志)、乡贤汇传、乡贤遗像(附:吴越钱氏文献)、乡贤遗物、乡贤墨宝(字、画)、谱牒与档案、其他文献等专项,共展出浙江一省图书文物六千余种、二万余件,共展出十八天,观众达七万六千人。诚如时任浙图馆长的陈训慈所言:“(浙江省文献展览会)经数月之筹备,赖当代耆宿贤豪之指导,后许前邪,共襄盛举,于是米船书画,邺架缥缃,与夫乡哲日用之故物,民族革命之遗踪,剩馥幽光,咸得启匮解口,公诸众览焉。”此次文献展览会,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次浙江公私藏书的大展览,是史无前例的,对推动浙江公共图书馆事业和私家藏书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惜乎次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蹂躏我两浙大地,浙江公私藏书多遭侵略者兵火,是为侵华日军之一大罪行也。

民国时期浙江图书馆办有多种刊物,有《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浙江图书馆年报》、《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后改称《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文澜学报》、《图书展望》、《浙江图书馆通讯》、《浙江图书馆月报》等多种,其中《浙江图书馆年报》为我国图书馆专业刊物之滥觞;《文澜学报》以研究中国学术、阐扬浙江文献为宗旨,撰稿者多为名流学者,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影响深远,至今尚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所重视。

浙江图书馆于民国2年(1913)正式开馆后,孤山总馆即设阅书室、特别阅书室、女子阅书室及阅报室,大方伯里新民路分馆设阅书室、阅报室、杂志阅览室。21年(1932)9月新建大学路总馆总馆开放又设图书阅览室、杂志阅览室、阅报栏等以方便读者借阅。根据抗战前25年(1936)统计,全年浙江图书馆阅书、借书的读者达二十四万三千九百余人次,借阅图书达五十四万二千六百余册。浙图在为读者服务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26年(1937),以“七•七“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是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江图书馆遭受重大损失。大学路总馆被日军侵占,成为日军军营,杭州沦陷期间,馆舍遭受严重破坏,书库中钢铁质书架及其他设备,当然无存。新民路分馆为汪伪政府所占,改成日伪的“浙江省立图书馆”总馆,孤山路馆舍成为分馆。幸此前浙江图书馆于26年(1937)8月5日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其他善本先期迁葬富阳鱼山。是年11月底至次月初又将所藏方志、重要通常类图书、西文书迁葬建德兰溪,后再迁永康龙泉,至此共迁出藏书十一万四千一百八十一册。文澜阁《四库全书》后奉教育部令先迁贵州贵阳地母洞,后迁重庆青木关。其他善本书先迁浙南龙泉后迁庆元青田南田,均得保存定好。其余藏书二十万册则分藏杭州民家,后为日伪搜获大部。抗战期间浙图损失图书报刊约十余万册。

八年抗战期间,浙江图书馆随战事发展,不断搬迁,先于26年(937)12月迁建德梅城,一月后迁永康,30年(1941)2月浙图自永康迁丽水,4月迁龙泉,9月复回丽水。次年7月迁青田南田(今属文成)。34年(1945)12月抗战胜利后,浙图自青田南田迁返杭州。至次年7-8月迁葬至重庆青木关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葬庆元的善本书分别陆续运回杭州。此后浙图进入恢复时期。

八年抗战期间,浙图虽随着战事的发展,不断迁徙,但仍坚持开放借阅图书,坚持为读者服务。迁馆永康时,曾在丽水设图书流通部,并在浙西於潜县(今临安於潜镇)设通俗阅览室。28年(1939)6月又在钱塘江南岸的西兴、长河、闻家堰、义桥(以上今属杭州萧山区)及富阳鱼山、里山、大源等七地各设“前哨文库”,每个文库配备通俗读物数百册,杂志二十余种,画报、日报各数种,坚持为敌后群众服务,当年阅书、借书人数为二万八千六百余人次。次年1月侵华日军渡江南犯,西兴、长河、闻家堰、义桥等处“前哨文库”被毁。迁馆丽水后,在永康方岩设图书流通部,在金华英士大学和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设图书代办处。迁馆青田南田后,在浙东第三临时中学增设图书代办处,后又在南田乡中心小学设儿童阅览室。根据32年(1943)统计,是年出借图书二万一千七百余册次,阅览人数为一万四千余人次。抗战时,浙江图书馆在永康、丽水和青田南田等地还曾多次举办抗日书刊、书画展览和图书陈列。仅32年(1943)4月至3年(1945)6月两年间,举办抗日书刊、国耻图书及儿童书刊等图书陈列十次。总之,抗战八年间,浙图在抗日烽火的前哨阵地和大后方坚持开展图书流通服务,紧密配合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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