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阳受降厅:迎接胜利的第一缕曙光
本报记者李啸
1946年10月,杭州富阳县参议会作出特殊决议,将该县的长新乡更名为受降乡,以永久铭记一个“重大纪念日”。这以后,无论岁月河山如何改变,受“降”之名与那段光荣与不屈的历史一道,从未远去。
“重访浙江抗战旧地”采访团来到受降厅时,天空中正落下淅沥的雨,天色昏暗,水滴如泣,这幢紧邻320国道的老宅显得愈发肃穆。
走进屋内,空旷的中庭中,摆放着两排对立的桌椅,左侧是一张做工考究、古朴厚重的红木圆桌,右侧是一张普通简约的长条方桌。
“圆桌是受降席,方桌是投降席,70年前的9月4日,驻浙江日本鬼子的代表在这里低下了头,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当时围观的乡亲们都非常激动,有的甚至想冲上去找日本人报仇……"81岁的村民胡来兴说着说着便握紧了拳头:“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谁不愤怒啊!”
最近十多年来,胡来兴一直看管守护着受降厅。作为亲历者,他经常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当时的情景,控诉日军在当地犯下的暴行。
胡来兴说,受降厅原是长新乡宋殿村地主宋作梅家的厅堂,抗战爆发后,日军在宋殿村设立据点,指挥所就设在宋作梅家,“他们大肆修筑工事,用水牢、木牢、沸水锅等残忍手段屠杀抗日义士和普通百姓,堆放尸体的地方成了千人坑,就跟地狱一样。”
资料显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16个受降区,浙江及福建的厦门被划至第六受降区,由第三战区接管,宋殿村被指定为第六受降区洽降地。
“没想到昔日日军耀武扬威之处,却成了低头认罪之地。”富阳市史志办原副主任张建华长年从事富阳抗战史研究,在他看来,选择宋殿村作为受降地,除了地处交通干线外,肯定还有特殊的反讽意义。
“由于后来浙江没再举行日军投降仪式,宋殿村便成为惟一的实际受降地,见证了浙江抗战胜利的第一缕曙光。”张建华介绍,洽降会议上,日军呈缴了证明书、驻地表、官兵花名册和武器清册,并就中国军队接管杭州城防等事项领受中方训令。
“日本有史以来最大悲剧之最后一幕,在我家导演完毕,相反地却为我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幕喜剧。”1947年,受降厅的主人宋作梅写下《受降室记》,在文中他提醒后人:“入此室者,不要忘记了八年抗战血和泪交织成的史实。”
可以告慰宋作梅的是,今天在受降厅外,一幢崭新的浙江省抗战胜利纪念馆已经初具雏形,工人们正忙着内部布展和外部装饰。
按照计划,纪念馆将在今年8月15日前完成布展并预开放,9月3日将成为浙江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主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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