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张家堡汉墓群发掘获重大收获

西安张家堡汉墓群发掘获重大收获

《收藏界》 2008年04期 陕西 呼延思正

近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配合西安丄丄市行政中心北迁项目，在张家堡广场东侧发掘清理了440余座汉代墓葬，出土陶、铜、铁、铅、玉石、骨等各类文物近3000件。这批墓葬以小型汉墓为主，其中有3座中型墓葬，规格较高，出土器物丰富。其中甚至发现有王侯丧葬才可使用的玉衣（残片），出土了追随周代礼制随葬的九鼎，且体量较大、组合完整。这些器物在西安地区都极为少见，足以显见其墓主生前是身份地位高贵特殊、非同一般的贵族人物。

墓地的形成年代及性质

据市考古所副所长程林泉等介绍，这批墓葬位于汉长安城东侧，距离长安城仅2500米，墓主生前应为长安城内的居民。墓葬形制有长方形竖穴墓道土洞墓、长方形竖穴墓道砖室墓，尚未见东汉时期流行的多室墓。从出土器物来看，均为西汉时期墓葬常见器物，陶器以红彩陶器和釉陶器为主，器类以鼎、盒、壶、仓、奁、灶等为主，不见东汉时期新出现的井、案、盘、耳杯、猪、狗、鸡等模型明器。墓葬年代以西汉中、晚期为主，少量为西汉早期和新莽时期，可知该墓地是从西汉早期开始埋葬，新莽以后不再使用。

三座中型墓葬的年代

编号为M110、M114、M115的3座墓葬规模较大，形制特殊，出土物丰富。墓葬形制均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坑砖室墓，其中两座墓墓室积沙，两座墓墓道有耳室。积沙墓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东汉时期基本不见，主要为防盗所设。长斜坡墓道带耳室的竖穴

土圹单室墓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西汉时期继续沿用，东汉时期趋于消失。从出土器物来看，M110和M114均岀土大体量的黄釉陶器,这种陶器在西安地区汉代墓葬中的出现稍早于绿釉陶器，流行时间较短暂，主要盛行于西汉中晚期，新莽以后不见。M110出土钱币均为五铢钱，M114出土一枚大五铢和两枚小五铢,小五铢钱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综合其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铜钱的特点，这两座墓的年代应为西汉中晚期。Ml 15墓葬形制与M114基本相同，所出陶器有绿釉小陶鼎和侈口短束颈矮圈足小陶罐。出土的小陶鼎形制与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陶鼎相同，出土的小陶罐也多见于西安地区新莽时期的墓葬中。尤为珍贵的是，在盗掘严重的墓室内残留一枚“大泉五十”铜钱。“大泉五十”铜钱是王莽居摄二年（公元7年）改制所始铸，终止于地皇元年（公元20年），具有明确的年代指示作用。综合以上各种因素，判断Ml 15的年代应为新莽时期。

墓主身份地位高贵特殊

程林泉等专家介绍,M115上有封土,墓道宽1.45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土圹残长10.6米，宽4.8米，砖室长7米,墓道和墓室土坊均有台阶,出土器物多达200余件，其中包括5件大型铜鼎和4件大型釉陶鼎,非一般墓葬所能相比。据《周礼》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Ml 15的墓主追随周代礼制，使用九鼎随葬，凸现出墓主特殊的身份地位。另外根据之前发现的基本确定为列侯的墓葬，如西安沙坡新安砖厂利成积炭墓、长安邮电学院列侯墓等，墓葬形制均为“甲”字形，其规格都较M115大。从九鼎的数量和墓葬规模综合分析，M115墓主可能是高级贵族，也有可能高至列侯。Ml 14墓葬形制大小与M115相近，出土的黄釉陶器较一般小型墓葬陶器数量多、体量大，制作也十分规整精良，墓主应当具有一定级别，根据墓葬形制规模推测墓主可能是高级贵族。

M110墓葬规模较M114和M115略小，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釉陶器大小与M114相同，另外该墓还出土有较多精美玉器和玉衣片。根据《后汉书》记载，皇帝、诸侯、列侯、贵人、公主等皆可使用玉衣，目前出土玉衣的墓葬级别多高达王、侯一级。从M110墓葬规模和棺椁数量推测，墓主的身份地位应接近M114和M115的墓主，使用玉衣可能是因其有特殊贡献而被赐用。

追循礼制的铜鼎和奇特的铜蒸馋器

M115出土的5件铜鼎，大小基本相同，器形宏伟，口沿下装饰比较疏朗的窃曲纹，通高44.5厘米，重约20.5千克。4件大釉陶鼎，形制、纹饰与铜鼎相同，通高40厘米，重约9千克。5件铜鼎是西汉晚期铜鼎的形制，但装饰的窃曲纹则是仿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纹饰。西汉中期至晚期不流行随葬铜器，即使出土有铜器也多为实用器，器形较小、器壁很薄。此次出土的铜鼎从制作、保存现状和装饰纹饰来看，并非实用器，应是用于享祀的青铜重器。

M115出土的铜蒸惘器为一件实用器，通高36厘米，由筒形器、铜镇和豆形盖组成，造型复杂而奇特。其中筒形器底部有一米格形算，底边有一小管状流，铜铉三蹄形足，口沿有流，豆形器盖上部呈盘形，直径与筒形器口径大小相同，柄部分为两段，相合处为桦卯结构，之间以抑钉相连，可相对自由活动。此器出土时放置有序，铜镇置于筒形器内，豆形盖置于铜镇之上，其工作原理尚不明确。此类组合的蒸馅器之前未有发现,以构造来看应是用作蒸馋药、酒之器。变构造原理之合理、技术之先进令人称奇。它的出土为汉代饮食和医药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发掘学术价值意义重大

程林泉等专家总结说，这批墓葬数量众多，时代自西汉早期至新莽时期，墓地的发掘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一方面说明汉长安城东部确实是西汉时期汉长安城内居民的集中墓地，另一方面为汉代社会生活、汉长安城布局以及“市民”、“市民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并进一步对解读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

M110出土的玉衣残片，为西安地区所发掘为数不多者。M114出土的大型精美釉陶器在西安地区两汉墓葬中十分少见。M115出土的九鼎，大小相近，体量较大，组合完整，在关中地区甚至其他地区新莽时期墓葬中应属初次发现。

王莽时期实行托古改制，改制包括土地制度、财政货币制度、礼仪制度等方面。王莽托古改制多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货币方面的改制从以往出土的“王莽货币”中已得到印证，但礼制方面的改制尚缺少考古材料。M115随葬的九鼎是王莽托古改制的真实物证，首次向今人展示了当时如何依据《周礼》来恢复古制的。鉴于王莽及其托古改制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所以这一点对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M115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公元7年，下限不晚于公元23年（王莽被杀），如此年代明确的王莽时期大中型墓葬在全国也极为少见。M115及其随葬品为王莽时期墓葬的确定提供了可靠的年代学标尺，对考古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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