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上古文明成就红山古国

早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梁思永就已经意识到红山文化具有南北文化双重特性，在长城南北沿边文化接触区域进行考古发掘，进而将上古史与考古学进行对比研究不仅是梁思永一直计划却未能完成的夙愿，也是几代考古人为之不断努力探索的事业。

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就出土遗存阐释“华人”和“龙的传人”的来历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郭大顺先后主持过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在他家的客厅墙上，挂着导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写的一首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在郭大顺看来，这短短的28个字，把中华文明的“龙”和“花”渊源和相互交融概括得淋漓尽致。

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传播示意图

郭大顺指着墙上“华山玫瑰”和“燕山龙”几个字，对记者解释道：“它们分别指的是代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玫瑰花图案和代表红山文化的龙鳞纹图案的陶器，也就是象征着中国古文化的黄河文明和辽河文明两个重要区系的文化类型。”

具有红山文化类型鳞纹彩陶罐（河北省蔚县三关遗址群出土)

那么，两大上古文明是如何融合交汇的呢？随着20世纪以来考古界对红山文化研究的不断推进，这一线索也越发清晰起来。郭大顺说，“这可以从红山文化遗址出土陶器的演变中窥见一斑。”

具有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类型玫瑰花卉纹彩陶盆（河北省蔚县三关遗址群出土）

郭大顺向记者展示了一张陶器的图片，“这是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一件彩陶罐，你看这件陶器，非常有意思，”郭大顺指着陶器表面上的花纹说：“这个陶罐汇聚了中国南北两大上古文化。”

郭大顺进一步阐释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结合的具体证据

这件彩陶罐是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的蔚县西合营乡三关村附近发现的，之后在这个区域先后发现了一群具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特征的遗址，遗址中不时发现有篦点之字纹陶等燕山以北地区红山文化因素的陶器出现，特别是在这里既发现了具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绘玫瑰花卉图案彩陶盆，也发现了代表红山文化龙鳞纹彩陶罐。“这表明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间较为密切的联系。”郭大顺对记者解释道：“北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以龙鳞纹图案的彩陶由此南下，以玫瑰花图案彩陶盆北上，这一南一北的两种文化于河北张家口地区在桑干河上游相遇，然后在辽西地区大凌河上游重合，最后产生了5000年古国象征之一的红山文化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就是这一文化碰撞的成果。”

郭大顺顺手拿出一张地图，在地图上给记者标记出这一南北交汇的具体路线：以玫瑰花为图腾的仰韶文化，沿汾河下游北上到汾河源头，再进入桑干河流域，形成“Y”字形文化带。而在燕北辽西地区，以崇“龙”为主要特征的红山文化沿着这条文化带不断越过燕山向西南发展，两种文化在不断拓展过程中相互交融、结合，在辽西大凌河上游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纹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政治群体，考古学家苏秉琦因此把花（华）与龙的结合过程形象地概括为“华山玫瑰燕山龙”。

据苏秉琦推测，代表仰韶文化的“玫瑰花卉图案彩陶盆”与代表红山文化的“龙鳞纹彩陶罐”就是“花”与“龙”的结合。中华民族的“华”就是由仰韶文化的“花”而来，而中华民族所尊崇的“龙”，就是由红山文化的“龙”而来。今天我们称自已是“华人”和“龙的传人”，恰是这两大上古文明融合交汇的高度概括。

苏秉琦很早就指出，早在数千年前红山先人就懂得兼容并蓄，不但继承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优良传统，此外，还大胆地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营养。红山文化是整个东北新石器文化的核心，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间，由大凌河流域南下，越过燕山山脉，到达今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流域，与由华山脚下出发，沿太行山北上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这里相遇，产生了以坛庙冢为象征的文明火花，后南下，在四五千年间于晋南与来自四方的其他文化相聚，共同形成华夏民族的基础。

责编：宫萌

【来源：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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