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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国班考遗址看华南与大陆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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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元前3千纪晚期，泰国他钦河流域至马来半岛出现了以空三足斝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班考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的墓葬根据随葬陶器分为甲、乙两类，代表着不同性质的考古学遗存。从陶器组合关系和器物特征来看，甲类墓葬与岭南地区石峡文化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此时黄河与长江流域的粟作和稻作农业伴随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技术体系进入东南亚地区，在此背景下，班考遗址复杂的陶器风格、随葬幼猪、石锛的大量出现以及泰国和大陆东南亚动、植物考古研究等多重证据似乎表明，具有农业特征的新石器文化也进入这一地区。所以班考遗址为探讨泰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大陆东南亚与中国的交流与互动等问题提供了资料。

关键词：泰国；班考遗址；石峡文化；新石器时代

20世纪60年代，泰国—丹麦史前联合考古队在泰国西部北碧府（Kanchanaburi Province）调查发现班考（Ban Kao）遗址[1]。遗址位于北碧府北碧县（Muang Kanchanaburi District）乔拉赫普瓦克村（Chora-Khe-Phuak），在奎内河（River Kwai）两条支流交汇形成的冲击平原上，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99°19′45″、北纬13°57′15″。1961~1962年，联合考古队对班考遗址的邦（Bang）、吕Ⅰ（LueⅠ）和吕Ⅱ（LueⅡ）三处地点进行发掘，邦地点发掘墓葬44座，吕Ⅱ地点发掘墓葬2座，年代主要为新石器时代。这批墓葬有五组叠压打破关系：M2→M43，M7→M6，M10→M35，M21→M32，M39→M38。发掘的46座墓葬都是土坑竖穴墓，单人葬，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只有M26为侧身屈肢。墓葬多有随葬品，随葬陶器有釜、斝、豆、尊、壶、甗、盆、钵、罐等，石器有锛、斧、环等，骨角蚌器有鹿角、骨珠、骨镞、鱼镖、蚌刀、蚌饰品等，部分墓葬出土有动物骨骼[2] 。

班考遗址出土陶器数量较多，组合关系清晰，是泰国乃至大陆东南亚新石器时代非常具有特色的一类遗存。过去一般是把班考遗址所代表的遗存笼统地称为班考文化 [3] 、三足器复合体 [4] 或三足器文化 [5] ，没有对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分期进一步讨论。本文拟从随葬陶器的形态和组合关系入手，对班考遗址墓葬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作年代学考察，进而就其文化谱系研究作一些尝试。

一、遗存分类

邦地点和吕Ⅱ地点的46座墓葬是班考遗址的主要内涵。从随葬陶器的基本组合来看，这批墓葬可以分为甲、乙两类，甲类墓葬有16座，占墓葬总数的34.78%，以釜、斝、豆、尊、壶、圈足盘为组合关系；乙类墓葬有23座，占墓葬总数的50%，以盆、钵、罐、甗为组合关系。另外M17、M30、M31没有随葬品，M14、M26各出一件器物残足，M19、M23未见甲、乙两类墓葬的典型器物，因此这7座墓葬暂置不议。现对甲、乙两类墓葬的典型器物进行介绍。

（一）甲类墓葬

斝 由器身和足两部分构成，空三足接于下腹外侧，锥足上各有两个镂孔，器身和足部多饰绳纹，依腹部形态分为两型。A型，釜形，凹折沿或斜折沿，标本M27∶4（图一，1）；B型，壶形，深腹，标本M18∶1（图一，15）。

豆 敛口，斜腹，尖圜底，细柄中空，喇叭形豆座，标本M27∶8（图一，2）。

圈足盘 敛口，盘腹较深，圜底，圈足外撇，标本M27∶5（图一，5）。

壶 高领，束颈，曲腹，圜底，圈足外撇。依领部差异分为两亚型，Aa型，弧领，标本M27∶12（图一，6）；Ab型，斜直领，标本M4∶6（图一，16）。

尊 折沿或侈口，折腹，圜底，圈足外撇，标本M27∶1（图一，4）、M29∶3（图一，18）。

釜 折沿或侈口，依腹部形态分为两型。A型，折腹，标本M27∶3（图一，3）、M32∶1（图一，10）；B型，圆腹，标本27∶7（图一，7）。

统计甲类墓葬的随葬陶器，得出表一。这16座墓葬中，有12座存在明确的组合关系，斝、釜是最基本的组合，其中M27具有最为完整的陶器类型。各墓葬的组合形式虽然存在少许差异，典型器物如斝、釜、壶在形态特征上也有区别，但是由于该类遗存不同类型的陶器基本上可以通过横联法进行排比，确定其共存关系，而且报告中缺乏有效的叠压打破关系，所以此处不对墓葬之间的组合形式作进一步分类，典型器物也只是依据形态特征进行型的划分，暂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式的演变。

（二）乙类墓葬

盆 折腹，圜底，依口沿形态分为两型。A型，侈口，标本M9∶1（图二，9）；B型，折沿，标本M9∶2（图二，10）。

钵 口沿内折，斜腹，圜底。根据口沿与腹部特征差异，暂划分为三个亚型，Aa型，沿较宽，折棱凸出，腹部较深，标本M41∶3（图二，20）；Ab型，沿较窄，腹部较浅，标本M21∶3（图二，16）；Ac型，沿窄小，浅腹，标本M10∶4（图二，14）。

釜 侈口，圆腹或腹壁近直，圜底，标本有M6∶2（图二，4）、M9∶4（图二，7）。

罐 分为两型。A型，侈口，圆腹，平底，标本M6∶1（图二，3）。B型，平折沿，圜底，根据腹部形态，分为两亚型，Ba型，直颈，圆腹，标本M6∶9（图二，1）；Bb型，束颈，折腹，标本M6∶5（图二，2）。

甗形器 器身和足部联体，呈亚腰形，器身为大敞口，斜腹，圜底，腹部外侧有一周凸棱，器足略圆，内收成平底，标本M9∶11（图二，8）。

除此之外，乙类墓葬还出土平底盘、圈足杯、盂形器等器物，数量较少，不详述。将乙类墓葬的陶器统计出来，得出表二，随葬3件以上器物的墓葬有17座，盆、钵是其基本组合。其中，M9出土陶器有盆、罐、釜、甗等，组合形式与之接近的有M25和M41两座墓葬；M6出土陶器为钵、罐、釜、豆，与M21出土器物相近，这些随葬陶器应属于同一范畴，其差异可能反映了墓葬之间的年代早晚。

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甲、乙两类墓葬各有其文化特征，前者以斝、釜为基本组合，后者以盆、钵为基本组合，二者在遗址中基本不共生，应属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这批墓葬有五组叠压打破关系。第一组，M2出土盆、钵、釜、罐，M43出土斝、釜、壶、豆、圈足盘，两墓随葬陶器相异；第二组，M6出土钵、罐、釜、盘、豆，M7出土盆和釜，两墓随葬陶器相异；第三组，M10出土盆、钵、罐，M35出土斝、豆、釜、尊，两墓随葬陶器相异；第四组，M21出土钵、罐、豆，M32出土釜、圈足盘、壶，两墓随葬陶器相异；第五组M38出土钵，M39出土盆、钵、盘，两墓随葬陶器相异，但是都有Ac型钵，年代相距不远。这10座墓葬中，甲类墓葬M32、M35、M43，分别被乙类墓葬M12、M10和M2叠压或打破，说明甲类墓葬年代当早于乙类墓葬。所以，班考遗址的墓葬可以分为早、晚两期，对应早、乙两类墓葬，代表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值得注意的是，甲类墓葬M43∶2盆（图一，17）是乙类墓葬典型器物，乙类墓葬M41∶5尊（图二，17）为甲类墓葬典型器物，以及圆腹釜在班考遗址的普遍存在，说明这两类遗存具有文化联系。

二、斝的分布与年代

斝是班考遗址甲类墓葬中最常见、最有特色的一类器物，可以作为重要因素探讨甲类墓葬所代表文化的分布和来源。下文将根据这一线索分析东南亚地区斝类器物的出土情况。

1931年泰国素叻他尼府（Surat Thani Province）的布邦（Buang Bep）遗址出土一些锥足，未发现完整器，锥足为夹砂陶，呈褐色或赭黄色，饰绳纹，中空、厚壁、呈牛角状，器身上有圆孔，最长为13厘米[6] 。其后，在马来西亚霹雳州（Perak）的白克洞（Gua Baik）遗址[7] 、吉打州（Kedah）的玻尔哈拉洞（Gua Berhala）遗址[8] 、玻州（Perlis）的星洞（Gua Bintong）遗址[9] 等相继发现了此类锥形足。这些遗址都未经过正式发掘，而且无完整器物，因此一直没有引起对此类遗存的重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泰国—丹麦史前联合考古队在泰国中部北碧府调查发现班考遗址和赛育（Sai-Yok）遗址[10] ，学术界开始对空足三足器（斝）遗存的性质、年代、源头等问题进行讨论。

根据发表的材料，出土斝的遗址还有泰国攀武里府（Suphanburi Province）的农拉差瓦（Nong Ratchawat）遗址[11] ，素叻他尼府的宋孔（Sing Khon）遗址、帕克姆（Pak Om）遗址，喀比府（Krabi Province）的纳清（Na Ching）遗址[12] 、班塔普克里（Ban Tabprik）遗址、卡纳布南山（Khanab Nam Mountain）遗址、苏阿洞（Sua Cave）遗址；马来西亚雪兰莪州（Selangor）的加得姆希尔（Jenderam Hilir）遗址[13] 、吉兰丹州（Kelantan）的都森拉贾村（Kampong Dusun Raja）遗址[14] ，玻州的大山脚（Bukit Cangkul）遗址[15] 、巨洞（Gua Gergasi）遗址[16] ，吉打州的砂洞（Gua Pasir）遗址、飓风洞（Gua Taufan）遗址[17] 。其中加得姆希尔遗址出土145件空足，但未见完整器。农拉差瓦遗址为2003年调查发现，并于2003年、2008～2009、2014～2015年进行发掘，共发掘墓葬111座，出土大量与班考遗址文化面貌相似的陶器遗存。除此之外，泰国南部的董里府（Trang）、宋卡府（Songkhla）等地也发现有斝[18] 。

总的来看，东南亚迄今发现的出土斝类器物的遗址有20余处，主要分布在泰国中、西部他钦河流域（Tha Chin River）、奎内河流域（KhwaeNoi River）和马来半岛西海岸，南不过马六甲海峡。这些遗址中班考遗址、加得姆希尔遗址和农拉差瓦遗址已发表测年结果。班考遗址有两个测年数据，分别为距今3720年，即公元前1170±140年（K838），和距今3310年，即公元前1360±140年（K842），测年样本均为木炭，来自探方Ea第10层和H3第8层[19] 。原测年结果未经校正，本文运用OxCal4.4程序和IntCal20校正曲线对两个测年结果进行校正，置信度选择95.4%，得到结果分别为K838:2195-2038 cal BC和K842:1613-1536 cal BC。加得姆希尔遗址有四个测年数据，分别为SUA-2401:3650±60BP、OXA-1932:3660±80BP、OXA-1933:3090±60BP、OXA-1934:3010±70BP[20] ，前两件样本为木炭、三足器空足，后两件为绳纹陶残片，校正后分别为2201～1831 cal BC、2288～1776 cal BC、1499～1206 cal BC、1421～1408 cal BC。农拉差瓦遗址现有十三个测年数据，样本主要为贝壳，发掘者根据此结果将该遗址分为四期，一、二期为新石器时代早期（4200-3600BP），三、四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3600-3000BP），其中斝等典型器物仅在一、二期出土，不见于晚期[21] 。这三个遗址的测年结果基本一致，依据现有资料，初步判断斝的年代范围为距今4200~3600年，可以认为班考遗址甲类墓葬的年代与之相当。

三、甲类墓葬的文化来源

研究表明，斝为遗址当地生产，而非经过贸易或使用这些陶器的人群迁徙带来[22] 。关于这类遗存的文化来源，有龙山形成期文化说[23] 、缅甸北部说[24] 、泰国中部和湄公河流域说[25] 等几种观点。泰国中部和东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多晚于距今4500年，陶器面貌单一，没有出土斝等三足陶器。空足三足器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表征，在揭示文明动态演进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中国境内空足三足器与大陆东南亚出土的斝可能存在渊源关系。

中国的空足三足器起源于泰沂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实足鬶向空足鬶演变，随着大汶口文化的西进，空三足鬶在中原腹地流传下来，如谷水河三期遗存的鸟形鬶，在空足鬶的刺激下，伊洛地区的釜形鼎向釜形斝嬗变，釜形斝作为特征器物随着庙底沟二期文化向南扩张到达汉水中游，可见于青龙泉三期遗存[26] ，目前地点最南的斝出土于天门邓家湾遗址M49填土中[27] 。显然，形态特征相近的釜形斝与泰国—马来西亚出土的斝存在空间上的缺环[28] ，云南、两广和福建地区则是讨论中国与东南亚史前文化交流的关键区域。

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缺乏三足器传统，也基本未见班考遗址甲类墓葬的其它典型器物。福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昙石山文化为代表，主要是圜底器和圈足器，有少量三足器，典型器物有宽折沿釜、侈口圆腹矮圈足罐罐、带把壶、直口浅盘喇叭足豆、折腹鼎等[29] ，从陶器面貌来看，昙石山文化与班考遗址斝、釜类遗存关系较弱。

广东石峡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出土袋形器足，底呈钝锥形，中空或在足根部分穿一大圆孔，共出的有折沿圜底釜、直领深腹罐、敛口圈足盘等；石峡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即石峡文化陶器组合有鼎（盘形、釜形、盆形）、盘（圈足、三足）、釜、壶、豆等；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也可见少量袋状足和锥状足[30] 。经过对比分析（图四），石峡文化陶器组合关系与班考遗址甲类墓葬接近，典型器物如釜形鼎、壶、豆、圈足盘、釜与班考遗址所出陶器特征相似。广东乌骚岭遗址[31] 、禄美村对面岗遗址、罗沙岗M1[32] ，广西六卓岭[33] 、石脚山遗址[34] 、感驮岩一期遗存[35] 、岜旺、弄山岩洞葬[36] 等都出土有三足鼎或三足盘，说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三足器传统。所以，有理由认为班考遗址甲类墓葬的出现与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关。

四、生业经济

班考遗址没有开展植物考古学研究，植物资源利用方式以及是否有栽培农业仍不清楚。动物方面，共有19座墓葬出土动物骨骼，种类有鲶科Siluridae、龟科Testudinidae、巨蜥属Varanus sp.、Lepus siamensis、鼯鼠属Petaurista sp.、巨松鼠Ratufa bicolor phaeopepla、狗Canis familiaris、猪Sus sp.、牛科Bovinea、麂属Muntiacus sp.、单色马蹄足Cervus unicolor equinus、鹿属Cervus sp.、犀科Rhinocerotidea，其中猪的数量最多，16座墓葬中出土有猪骨[37] 。猪在班考遗址中出现比例较高，而且年龄全部在两周岁以下，还有刚出生的幼崽，只是由于遗骸保存较差，无法判定是驯化的家猪还是野猪。不过，考古发掘证实，新石器时代以来野生动物作为随葬品出现的概率极低[38] ，或可推测班考遗址出土的猪骨属于家猪，至少反映猪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墓葬中还发现有41件石锛和5件鱼镖。

从现有证据来看，粟、稻在公元前3千纪晚期就已经传入大陆东南亚[39] ，泰国确认最早的驯化稻大植物遗存见于距今3700年左右科帕农底（Khok Phanom Di）遗址[40] ，粟出现的时间要早于稻，发现于泰国中部的农帕外（Non Pa Wai）遗址，距今约4200年[41] 。大陆东南亚最早出现家猪的可靠证据在越南北部的曼北（Man Bac）遗址，年代约距今4000年[42] 。

距今5000~4000年，长江和黄河流域的稻作、粟作农业分别向南传播扩散，主要分为两大路径，一是从东南沿海经台湾，到菲律宾、东马来西亚（婆罗洲）、印度尼西亚、东帝汶等地，该线路与南岛语族的起源和扩散有关；二是自西南或华南往东南亚大陆（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等一直延伸到马来半岛），该线路与南亚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有关[43] ，后者又可细分为两到三条传播路线[44] 。云南、两广和福建地区是长江和黄河流域农业人群向东南亚殖民迁徙的必经之路。白羊村遗址于2013~2014年进行发掘，浮选出稻作和粟作遗存，测年结果为距今4650~4050年，是目前已知云南最早的农业证据[45] ，农帕外遗址发现的炭化粟似乎支持了农业由云南地区传入东南亚大陆的设想，不过两地早期农业作物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仍需要更多考古材料的解释。石峡遗址中、下层发现了栽培稻遗迹，属于石峡文化时期，可以确定是岭南地区年代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46] 。昙石山遗址第九次发掘在G104⑤层获得了2粒炭化稻，属于昙石山文化时期[47] 。这都为稻作南传提供了很好的证据，不过其具体路径需要更多材料去揭示。

狩猎、渔猎是班考遗址人群获取肉食资源的重要方式，多座墓葬随葬幼猪的现象表明该遗址也许已经开始家畜饲养。泰国和大陆东南亚的植物考古研究表明，稻作和粟作农业在班考遗址所代表的文化时期已经进入该地区，只是现有资料还无法对班考及相关遗存的植物资源利用情况作出更充分的解释。

五、结语

班考遗址的墓葬依据随葬陶器组合可以分为甲、乙两类。甲类墓葬以斝、釜为组合关系，典型器物包括折腹釜、空三足斝、细柄豆、曲腹壶、尊等；乙类墓葬以盆、钵为基本组合，典型器物有折腹盆、敛口钵、平底罐、折腹罐、甗形器等。这两类墓葬所代表的遗存陶器面貌差异较大，在遗址中缺乏共生关系，应为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遗存。根据典型器物的分类排比和墓葬叠压打破关系，甲类墓葬年代早于乙类墓葬。斝是甲类墓葬最具特色的典型器物，见于泰国中、西部他钦河流域、奎内河流域和马来半岛西海岸，由于缺乏完整资料，尚不能判明这些遗址文化属性与甲类墓葬是否相同，只是可以作为甲类墓葬所代表遗存分布的某种指示，测年结果显示年代为距今4200~3600年，大体上反映了甲类墓葬的年代。乙类墓葬陶器与目前所知泰国新石器时代遗存陶器面貌差异较大，有待于更多资料的佐证。距今5000年以降，史前文化大迁徙初现[48]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晚期向南辐射石峡文化和昙石山文化，石峡文化的圜底、圈足加三足的陶器传统与班考遗址甲类墓葬陶器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二者可能存在渊源关系，石家河文化广泛分布于长江中游，势头强劲，从中也可以看到若干与班考遗址相似的文化因素，不过尚缺乏直接证据的支持。

距今4500~4000年，东南亚地区发生了明显的文化转变[49] ，体质人类学的“二层模式”认为与蒙古人种具有亲缘关系的农业人群逐渐取代了原来与澳巴人种有密切亲缘关系的狩猎采集群体，这在考古学上反映了拥有先进陶器和农业经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地理扩张过程[50] 。复杂的陶器风格、随葬幼猪、石锛的大量出现以及泰国和大陆东南亚动、植物考古研究等多重证据表明，班考遗址可能是具有农业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进入这一地区的表现，当然，不能把班考遗址所代表遗存的出现简单地理解为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扩张的产物，其文化发展应该有深刻的原因。考古学文化背后的人群交流更替、生业模式变迁十分复杂，所以大陆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至少要从考古学文化、生业模式、人群交流更替、南亚语族四个维度综合考量，以此来探讨中国与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问题。

附记：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海南东南沿海史前文化与南岛语族考古”（项目批准号：20CKG002）资助。

（作者：赵春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

责编：段姝杉

审核：方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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