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重要考古发现 | 雒江桥墩发现与考古始末

德阳重要考古发现

雒江桥墩发现与考古始末

文 卿海燕

十年过去了，唐兴凤仍然记得清楚，那天他像往常一样放牛，却在石亭江河滩地发现一块铁坨坨。当时这个小汉镇柳林村4社的广汉农民并不知道这块铁是啥，更无从想见这块铁的出现有什么意义。

1 河滩地发现桥墩

2007年2月，天还吹着冷风。这天上午，唐兴凤吃过早饭，把家里的几头牛往外赶，一直赶到石亭江西岸的河滩地。那块地，深受牛的喜欢。牛喜欢，他也就欢喜。当他靠在一根石柱子旁想彻底休息的时候，被脚底的一块硬东西绊了个趔趄。

起初他也没把它当回事，话说早些年人们下河洗澡后都爱在这石柱子上歇着，可谁也没起心去把柱子敲开看看里面有啥。这次唐兴凤却忽然想仔细看一下，因为他发现厚厚的一层类似卵石沙土的硬壳上面竟然有锈迹。石头怎么会生锈，是不是里面有铁？想到这里，放牛的人坐不住了，叫上几个人一起拿东西去敲——发现里面果然像是有铁！

唐兴凤把敲下的石头渣渣剥在河边，花几百块钱雇了辆拖拉机，赶紧把铁柱子运回家。

“石柱子”被唐兴凤敲成“铁柱子”的事，很快传开。

广汉市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刘军闻讯后，第一时间即与同事徐伟、梁十庆（已病故）赶到唐家。他们发现铁柱上铸有篆书铭文“雒江桥敦”等字，当即判定此物为古代桥墩，并将物件征集。

一个月后，3月12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关专家再次前往“雒江桥敦”发现地点实地考察（后经勘证，桥墩发现点准确位置为：108国道石亭江大桥南约420米石亭江西岸河滩）。在河滩地，省市专家发现了当时被剥落的“桥敦”外壳及少量汉代陶片。

5月28日至30日，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物管理所、旌阳区文物管理所联合对“桥敦”发现地进行了一次调查与试掘。在与“桥敦”有关的沙石堆试掘中，除少量外范与一片陶片外，并未发现其他遗迹现象。

其间考古人员前往石亭江小汉段，在沿河两岸进行了走访调查。小汉镇柳林村4社、现年85岁的太婆彭书惠回忆称，就在发现桥墩的地方原来有一座古桥叫“老虎桥”（老浮桥），桥上铺有木板，通往河对岸的德阳八角井，后来毁于洪水。她还记得以前的河床宽度只有现在的一半。另据现年86岁的曾祥贵老人回忆，老虎桥（老浮桥）为廊桥，桥上盖有小青瓦房，每年夏天都会有小贩在那里卖凉粉、凉水等。原先的老桥有13个石质桥墩，桥墩上放置有许多铁鸭子。解放后大桥被毁。在距老虎桥（老浮桥）下游200米处还建有一座小桥，后来也毁于洪水。

通过对河对岸德阳八角井的踏勘，考古人员除了发现古桥部分构件外，还另有一条长100余米的石板引道（具体年代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据了解，几户靠河而居的村民早年曾捡到过7件铁牛，每件长约20㎝，重10余斤，形似水牛。

——综合上述信息，我们暂时可以明确以下事实：

其一，此处曾有一座叫“老浮桥（音）”的古桥；

其二，现河床宽约320米，以前的宽度约160米；

其三，发现点的桥基在1950年代即被破坏，石板用于修建宝成铁路桥，桥基后被采沙破坏殆尽；

其四，在“桥敦”发现地点向右偏约30°的河对岸河滩（隶属德阳市旌阳区八角井镇大汉村），发现散落的古桥石构件和一条长100余米的石板引道。说明老浮桥并非垂直于河床，而是右偏约30°、沿石板引道至“桥敦”发现点。

2“磨洗”桥墩认汉朝

“雒江桥敦”呈柱状，下大上小，底部呈圆形，上收至顶部略呈八边形。高115厘米、底部直径55厘米、顶部宽45-47厘米。上部中间有宽16-18、深50厘米的凹槽，下宽上窄。凹槽下7厘米处有一宽10、高12.8厘米的榫孔。凹槽交叉方向上下各有一榫孔，上孔位于顶部下11厘米处，宽10、高9厘米，中间穿过凹槽；下孔位于底部上25厘米处，宽10、高17厘米。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从事文物保护和文物修复的专业人员对桥墩上的铭文进行除锈处理。经辨认，桥墩上的铭文共16字，每行4个字，共4行。为汉代篆书“广汉郡雒/江桥敦重/卌五石大/始元年造/”。意即：广汉郡，雒江桥墩，重卌五石，大始元年造。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段铭文中对时代断定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始”二字，直到一个多月后方才“磨洗”识出。

另，还出土外范29块，由粘土和砂石配制。范阴面细腻光洁，阳面与砂石呈粘结状态。大小不一，最大的一块长约40、宽约38厘米。其中两块为凹槽位置的残块。有字的8块，分别为“广”、“郡”、“雒”、“江”、“重”、“卌”、“五”、“年”字。范阴面到阳面从细至粗，层次分明，涂料过程与现代失蜡法铸壳模过程相符。模壳无任何范线痕迹，应为整体浇铸。因模壳均为碎片，浇口等情况不详。

并有陶片11片。陶质有泥质灰陶、夹砂黄褐陶。器形有盆、缸等。其中1片属于商周时期，其余均属汉代早期。及陶瓦片8块，含筒瓦1块、板瓦7块。

那么，该“桥敦”为何时代器物，当时的具体用途又是什么？

按汉代通用写法，“大”即“太”，铭文可读作：“广汉郡雒江桥敦，重卌五石，大（太）始元年造”。“雒江”也称雒水、洛水，即今石亭江。“桥敦”实际重量为1.38吨（含凹槽、榫孔中未清理范芯）。依汉代计量，“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每斤250克，“卌五石”相当于今1.35吨，与实际重量基本相符。

唐杜牧曾作《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如今这块桥墩倒已被识得是前朝遗物，但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问题仍未解决，即关于具体年代的认定。

历史上使用过“太始”年号的朝代有三：西汉武帝刘彻（公元前96-前93年）、南朝侯景（公元551-552年）、渤海简王大明忠（公元818年）。虽然另有记载十六国时期前凉张玄靓（公元355-363年）年号作“太始”，但是并无确切史料佐证。也有观点认为，前凉的“永安”、“太始”等年号只在政权内部使用，对外则使用“建兴”年号。除西汉武帝外，其他势力均未进入四川地区，“太始”应为西汉武帝年号，太始元年即公元前96年。

另从铭文所书篆书字体来看，亦有西汉时篆书的厚重、质朴等特征。调查发现的陶片除1片属商周时期可能为上游冲刷到此处外，其余均属汉代早期，时代同样与“桥敦”时代一致。

3 漫漫考证之路

雒江桥墩，自带铭文“桥敦”。桥敦是否即桥墩?据考，桥墩一词出现较晚，从文字和“桥墩”这一名词起源出发，可以证明“桥敦”就是“桥墩”。

山河纵横，自古有水即有桥。早在原始时代，人类为了跨越水道和峡谷，就懂得利用自然倒下的树木，自然形成的石梁或石拱，溪涧突出的石块，谷岸生长的藤萝等，作为到达彼岸的工具。当然，人有目的地伐木为桥或堆石架石为桥究竟始于何时，已难考证。但根据桥梁建造学意义的划分，我们已普遍接受浮桥、梁桥、索桥和拱桥等四大类型的桥。

浮桥、梁桥、索桥、拱桥……哪一种桥，会是“雒江桥敦”的母体?

这个桥墩，又承载着怎样一段历史过往?

当有关专家对桥墩作金相组织观察后，证实其金属性质为铁。

年代、成分……关于桥墩面貌的考证，正一个个地被确定。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从桥墩形制和铸造建设成本入手分析，认为“雒江桥敦”不可能用于梁桥和拱桥；索桥多建于峡谷，与石亭江地处平原的地理实际并不相符，所以他初步推断，“雒江桥墩应该是浮桥的地锚，不仅用以维系桥梁主缆，而且也用来牵缀舟船。”

浮桥，又称舟桥，是连接可浮体解决河两岸交通的一种特殊桥梁形式。古籍中对浮桥的记载较多，但对浮桥结构体系有专门描述则出现在唐以后：第一，浮桥的主缆必须牢固地锚于两岸的地锚上；第二，地锚一般采用铁柱、石柱和木柱。此前发现最早和最重要的浮桥地锚见于山西永济市蒲州古城的黄河蒲津渡遗址。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记载：“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铸八牛，东西岸各四牛，以铁人策之。其牛并柱入地丈余，前后铁柱三十六，铁山四，夹两岸以维舟梁。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中国古桥技术史》一书中也提出“浮桥地锚中，以蒲津桥的铁牛锚最为有名”之论述。

然而，茅以升最终没能亲眼见证有名的“蒲津桥的铁牛锚”。直到他去世两年后的1991年，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对黄河蒲津渡遗址进行发掘；1999-2000年，又进行第二次挖掘。两次考古发现，共清理出唐代浮桥地锚铁牛4尊、铁人4个、铁山2座、铁柱墩4个、七星状铁柱1组。其中，铁柱墩分高矮两式，下大上小，柱中有双向穿孔。发掘者认为，铁柱的使用和排列拟每根铁索前后使用两个柱墩，高低两式柱墩和交叉孔可调节链索高低，同时可用于绞紧铁索。桥梁专家唐寰澄是这样介绍铁链如何与铁牛、铁柱相连的：铁链通过前柱的交叉孔，盘绕于牛后横轴的两端，如此粗的铁链所受的拉力，不能只绕于轴上而尾链不作处理，否则将会松动和滑脱，链的后端还要向后延伸，近代俗称为“带梢”。

刘章泽凭借从网上搜索出的上述文字资料以及照片，与雒江桥墩进行了仔细比对，发现从形制大小、榫孔结构来看，雒江桥墩与蒲津渡遗址的铁柱墩神相似。这也证实了自己当初关于“雒江桥墩是浮桥地锚”的判断基本正确。这一结论极大地鼓舞了刘章泽。他进一步猜测，如果确是同样用途、同是浮桥地锚，那是否意味着可以将铁“浮桥地锚”出现的时间再往前推几百年?

这让刘章泽陷入兴奋。他甚至很想干脆去一趟山西，亲眼瞧瞧黄河流域的铁柱墩长啥模样。但囿于诸多客观条件，山西考察之行最终未能变现。

4 姗姗来迟的结论

时间一过，就是7年。

刘章泽将这7年苦熬描述为“有观点，无证据”。一方面，他和考古打了一辈子交道，很清楚自己对于雒江桥墩的一系列观点尚缺乏有力“证据”，就像警察锁定嫌犯却没证据指控，久久不能破案；另一方面，因为文物太过珍贵，各方面都希望他能尽快发表论文。可是，网上资料再齐全，仅能在研究时作为参考；考古研究，须以考古报告为准。

直到2013年底，遥远黄河那头一本厚厚的《蒲津渡遗址》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憋了7年的“雒江桥墩”也准备痛快地发声了。

依据该份考古报告，黄河蒲津渡遗址的时代虽为唐代，与雒江桥墩时代相去甚远，规模、形制可比性不大，然链索的承力结构应该一致，而雒江桥墩上部的凹槽极可能与上面提到的“带梢”有关。因此，结论是——雒江桥墩可证明，西汉已经使用铁柱墩作为浮桥地锚，比此前所见最早的唐代蒲津渡遗址浮桥铁地锚早了800多年。

就在这段漫长的考证之路似乎可以画句号的时候，一则陕西“咸阳沙河汉唐木桥”的简讯又被翻了出来。消息称，1989年，陕西咸阳沙河古桥遗址1号桥南端发现8块巨型铁板，最大一块尺寸为720×110×5厘米，重约4吨，有报道甚至称其为秦汉时期最大的金属铸件、“县官鼓铸”之“大器”——这个消息带来的打击之猛，刘章泽连续失眠，他深知此发现一旦被考古证实，雒江桥墩作为汉最大工程铁铸件等诸多考古结论、历史意义都将被掀翻。

所幸，被掀翻的首先是这个咸阳杀出的“程咬金”。咸阳沙河汉唐木桥桩“碳－14”测定年代为秦汉时期，但就铁板形制与规模、以及采集方式论，几块“巨型铁板”未必与桥桩时代相同。因一直没能见到正式考古报告，刘章泽向陕西方面求证，被告知铁板是“采集品”而非发掘出土。因此，所谓巨型铁板的年代也就无法确定。

云遮雾罩的疑惑，就这样交付时间之手，由不断出现的考古事实一一拂去。

2014年12月18日下午，刘章泽连续“发表”两条朋友圈：

一条是“浮桥地锚也没有问题了”，附图是“蒲津渡铁柱墩”；另一条是“陕西院同仁”给他的信息：“刘队长，稿子已读，我赞同你关于其性质为地锚的观点，我昨日又把沙河桥的资料查了一下，铁板并无具体详情。”附图是“西汉雒江桥墩”示意图。

从冶炼技术来说，铁器制造和被普遍使用最早现于汉代。当时冶铁技术已较为成熟。汉武帝时，更实施由国家统一经营冶铁业的政策，各地置铁官，垄断全国制铁业，生产技术较快地得到推广和交流。古代大型铁件的冶炼、铸造均是在现场完成的，也就是说，雒江桥墩的发现地点既是当时的冶炼铸造现场，也应该是规划建设桥梁的现场。

至此，尘埃落定。沉甸甸的雒江桥墩将历史拉近，它有明确的桥名和纪年，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浮桥铁地锚，真正是“县官鼓铸”之“大器”，对研究汉代冶炼铸造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再现的是一个具体的桥梁建设工程，是中国乃至世界桥梁史上重要的实物资料。广汉、德阳地处成都北大门，当往来中原之要道。桥墩的发现，证明这里从西汉起甚至更早已经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它不仅是蜀道交通史上珍贵的实物资料，更为当时的具体交通线路提供了依据，对研究蜀道交通史亦具有重要意义。

“雒江桥墩”考古报告首发于《四川文物》，2015年一期。

（2017.3.23完稿）

【后记】

《历史深处的德阳——德阳重要考古发现记》在所有参与者的努力下终于要出版了！

雒江桥墩这个题材我几年前写过，但彼时因各种原因（主要是懒），许多细节未经探究，处理得有些草率，自然也就不大经得住推敲。而这次，政协文史委以“德阳重要考古发现”之名再次将雒江桥墩等德阳历史上的过往打包推送，集结发布，我自当慎重——而且确实很慎重这个没必要谦虚。

于是，重新谋篇布局，推倒再来。

首先是多次采访考古所所长刘章泽先生，刨根问底打捞其横跨七八载的酸甜往事。

当那些浸泡着趣闻、苦恼、困扰的记忆，经过岁月沉淀再度上岸之后，我想要的故事的样子也就一点点立体、朗润起来。

一边采访，一边还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反复阅读关于雒江桥墩考古报告之原文，咀嚼之吃透之。本着先说服自己再弄抻展给别人看的原则，终于开始慢慢动笔。

当然，在政协文史委主任、严苛的主编大人杨轻抒先生催促下，我的手速也根本慢不了。很快，写完了——算是较早交作业的几个之一。

后经与刘所长仍就多处细节斟酌再三，几易其稿，终如愿通关。

另，书里其他篇目均来自更加厉害的高手大咖。居其中，与有荣焉。而我愈发坚信，一直与文字做好朋友的愿望与决心必将牢牢拴住我，并不断给予我无价的、宝贝般的犒赏。

（201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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