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额志盖书法欣赏

习惯意义上的碑出现在东汉前中期，公元二世纪前后。这样的碑一般包括三大部分，即碑首、碑 身、碑座。

碑首多为半圆、圭形，还有少数方形。赖非先生《齐鲁碑刻墓志研究》考察认为，东汉前中期圭首居多’圭在汉代为“五瑞"之一，有“信、洁”之意。中后期半圆首渐多，反映出汉代“天圆地方”、“天人一体”的思想背景。碑座方形，也称方肤，灵帝时期又出现了龟趺。马衡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说：“质朴者圭首而方趺，华美者螭首而龟趺，式至不一。”

东汉墓碑之首与碑身是一体的，中间或偏上有穿，穿是沿用古制（据认为是引绳下棺而凿的孔），文字墓碑出现后，穿并无实用价值而起装饰作用。圭首碑的穿一般在碑身中部或略偏上，圆首碑的穿随着时代推移而往上，东汉晚期达到碑额的题字之下。穿之旁常有几道圆弧凹纹，称为晕。碑首与碑身在隋唐以后渐渐分为二石相叠，纹饰变得复杂多样，更加具有装饰性。

作为本书赏析主体的碑额，从书法角度说，即为碑首区域内的题字，它是一通碑刻的标题。需要说明的是，凡是有类似墓碑三部分形制结构的石刻之标题文字，或其上有标题性质的铭刻内容的，皆可在本书赏析范围之内。因为这些空间里的少字数的铭刻，同碑额的功能有着相似性，可以纳人广义上的碑额范畴。

王稚子墓阙铭

作品简介：拓片高95cm，宽46cm，立于东汉元兴元年(105年)，石在四川新都，原为东西两阚，并有阴，现仅存东阙。石久残，世间多为残拓。隶书题额。

释文：汉故兖州刺史雒阳王稚子阙。

赏析：铭文仅一行，存九字。洪适、赵明诚据全拓著录其目。字体为较为成熟的隶书，方笔特征明显，朴实沉重，与杂有篆意的早期碑额不词。

秦君神道铭

作品简介：神道墓阙上题字,额拓高92cm，宽37cm，石立于东汉永元十七年(105年),出土于北京石景山。

释文：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

赏析：铭文三行十一字。书体隶书，偶尔出现弧形的篆书笔意，结字修短随意，朴拙可爱，空间布白错落生动。

景君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205cm，宽77cm， 碑立于东汉汉安二年〈143年),出土于山东任城，后移置山东济宁。

释文：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

赏析：篆额两行十二字。与前两碑额相比，此额显得方笔多一些，圆转与方折并用，线条细劲沉稳，颇有风骨。不过，此类碑额的书写都属新莽六书中的正统小篆，且《韩仁铭》、《袁博碑》与袁安、袁敞碑都出于河南，在当时京师雒阳附近，可知当时在中原的文化传承是井然有序的，齐鲁之地同此。

华山庙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74cm，宽84cm，碑立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出土于陕西华阴，明嘉靖三十四年毁于地震。

释文：西岳华山庙碑。

赏析：篆额两行六字。东汉碑额中有一种典型的“垂露”篆风格，以《华山庙碑》、《孔宙碑》、《赵菿碑》等为代表，有趋长的秦篆体态，姿态妍媚娴娜，用笔圆和流畅，收笔如垂露。

此碑额还有横画铺毫竖画提锋的特点，显得横粗竖细，提按分明，使转灵动，风味独特，多少让人联想到清代吴让之的作品。唐韦续在《五十六种书》中总结前人的观点，认为垂露篆是汉章帝时曹喜所作，宋释梦英也认为是汉曹喜所发明，“以书章奏，如悬针而不纤，若浓露之垂，故名。章帝尝重此书，比之金盘泻珠、风篁杂雨，蔡邕所谓建初称善者也”。以自然物象命名，代表了秦篆的一种装饰化风格。

孔宙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245cm，宽94cm，碑立于东汉延熹七年(164年)，出土于山东曲阜， 现存曲阜博物馆。

释文：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

赏析：篆额两行十字，中上有穿。此碑额与华山庙碑额风格相近，体态娴雅，结字异曲同工，用笔更为匀停，其收笔处更加圆润饱满，含而不露，当是最为典型的“垂露”篆。

赵菿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80cm，宽79cm，碑立年月无考，1937年春出土于河南南阳，现存南阳市卧龙岗汉碑亭内。

释文：汉故郎中赵君之碑。

赏析：篆额两行八字。与前两碑额相比，此碑额用笔更沉凝稳健，有方有圆，姿态寓方正于婀娜之中，在垂露篆一类中又显得朴厚典重，少一些妩媚，多了一些刚健。柯昌泗在《语石异同评》中说：“郎中赵菿碑额（南阳出土），结构遒密，笔画凝练，与郑固碑同”，因此石出土较晚，给予了“后来居上”的评价’可资今鉴。

袁博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45cm，宽24cm，河南偃师出土，现存于偃师市文化馆。

释文：甘陵相尚府君之碑。

赏析：篆额，存两行八字，额上端有残损。此额书结字宽博宏阔，用笔方圆兼济，线条匀停娴静，与汉篆名刻《袁安碑》、《袁敞碑》俱立于河南偃师，笔迹似出一人之手，为汉篆典型之作。

鲜于璜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髙228cm，宽80cm，碑立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1973年出土于天津武清，现置天津历史博物馆。

释文：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

赏析：篆额，“汉故”以下两行八字，全额成“品”字形布局。方笔，篆书，转折有隶法，线条方整浑厚，气象宽博谨严，清朗劲拔，疏密有致，颇见匠心。亦当为汉碑额书之精品。

衡方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髙170cm，宽104cm，碑额拓片高48cm，宽23cm。是碑立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出土于山东汶上。

释文：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

赏析：题额两行十字。书者朱登，无传，碑与额同为其所书。用笔厚重拙朴，结体纵长，气格伟壮，清代隶书大家伊秉绶从此碑受益良多。

西狭颂

作品简介：原石为摩崖，石刻纵约300厘米，宽约210厘米，由《黾池五瑞图》、《西狭颂》 正文和题名共三部分组成，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因为刻石颂文正中之顶部竖刻有“惠安西表”四字题名，又名《惠安西表》。

拓本分三纸，文字拓本一高156cm，宽146cm，一高65cm，宽51cm，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 (171年），石在甘肃成县。

释文:惠安西表。

赏析：篆额，一行四字。格调苍雅古拙，洒落飘逸，线条细劲圆浑，纵长取势，造型生动，有施蛰存所谓“飞腾夭矫”的汉代石刻气象，堪称汉碑额书中的精品。

韩仁铭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52cm，宽90cm，碑立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河南荥阳出土，现仅残存小块。

释文：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

赏析：篆额两行十字，下有穿。此额笔法承接小篆，线条匀停婉转，结体宽博圆融，疏密有致，字形修短随意，空间错让得当，用笔流畅婉通，气息上既朴茂自然，又典丽舒和，别具一番情调，堪称上乘之作，施蛰存《北山集古录》云：“此碑清中叶始闻于世，毕氏《中州金石记》始著录，前人皆未见也。隶书殊茂美，篆额尤飞动有致”,评价甚高。

尹宙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92cm，宽92cm’碑立于东汉熹平六年(177年〉)，出土于河南鄢陵。

释文：从铭。

赏析：此篆额仅存“从铭”字。书风极为别致，虽然字少，但空间张力很大，体势纵长，笔画飘逸，极似“倒薤篆”。“倒薤篆”为汉魏杂体36种之一，传为殷汤时隐士务光受风吹薤叶“交偃成文”所形成的图案启发，“乃象为此书，写太上紫经三卷，遂远去。时人偶得其书，亦谓之薤叶篆”。虽然不能肯定此种篆书到底是怎样的面目，但在目前能见到的东汉石刻中，以《尹宙碑額》最近此种风格，华人德先生在《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中总结其“结体皆上敛下舒’垂笔中截丰满，结尾出锋尖细，清峻飘逸”。另外’《西狭颂》的飘逸潇洒也仿佛近之。

赵宽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14cm，宽58cm，碑立于东汉光和三年(180年)，1941年出土于青海乐都，后藏于青海图书馆，遇火焚残损。

释文：三老赵椽之碑。

赏析：篆额，两行六字。结字稳中有险，姿态生动，用笔重按轻提，其垂脚收笔带有明显尖细的“倒薤篆”风格。

三公山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75cm，宽83cm，是碑立于东汉光和四年（181年），出土于河北元氏。

释文：三公之碑。

赏析：题额阳文一行四字，刻于中间。两边各阴文一行，左为“灵山君”，右为“封龙君”。体兼篆隶，笔画简率朴直。值得一提的，是《三公山碑额》的刻法，即在笔画轮廓外沿施以细线阴文浅刻，烘托出正文浮雕阳文的效果，此法为后来碑额和墓志盖中釆用阳文双钩的一路开了先声。叶氏《语石》卷三认为此类阳文“浅刻平漫，黑文满布，此由石质易裂，若刻之过深而细，冷泠露骨，触之即损”，表明具体刻法和石材质地密切相关。

白石神君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74cm，宽75cm，碑立于东汉光和六年（183年），出土于河北元氏。

释文：白石神君碑。

赏析：篆额，一行五字。风格沉厚朴实。此额可以说是沉厚一路的典型，朴实大气,简洁明快，在装饰图像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王君碑额

作品简介：仅存碑额，拓片高40cm，宽37cm，该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据传乾隆初年发现于陕西宝鸡。

释文：汉故王君之碑。

赏析：篆额，三行六字。为较为规范的大篆，线质与结体均稍近于石鼓文，浑朴苍茫，斑驳古雅，自然大方，略无装饰。

张迁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230cm,宽94cm,东汉中平三年(186年)二月立。明初在山东东平县出土，现存山东泰安岱庙。碑内容为故吏韦萌等追念县令张迁的业绩。

释文：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

赏析：篆额，两行十二字，方笔为主，方圆兼济，曲笔跌宕。此额隶化痕迹较重，以隶法写篆意，表现在横竖多直笔，方起方收，除部分保留篆书的圆转弧线外，方折增多，但又若方若圆，意趣在篆隶之间。自发现以来，学者对《张迁碑》的评价一直很高，其额书也颇得激赏，因其对书写空间的把握最为经典和精彩，可称篆书史上的旷世奇作。吴昌硕一生治印数次临习此额。华人德先生评其云：“此书体应是汉代题写殿台宫观匾榜的署书……笔势起伏曲伸，如龙行虎步’结体亦茂密诡奇’变幻莫测，堪称杰作”。施蛰存赞叹“汉额飞腾夭矫”’当以此额为代表。

赵君墓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76cm，宽83cm，碑立于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出土于河南南阳。

释文：汉故圉令赵君之碑。

赏析：此额题两行八字。隶书，下有穿。东汉碑额中隶书碑额有着相当的比例，虽面目各殊但都不离汉隶笔法和生动活泼的笔意，气象宏大，此额与碑文皆出同一书人，结字方正带纵势，笔形丰富。

以上是东汉碑额中的一些代表之作，虽不够全面，但从中我们已经多少能够领略到汉额的风采，并且可以感到用“飞腾夭矫”一词也并不能完全概括。汉碑的考写不论是题额还是正文，都是一碑一格，面貌与神情各各不同的，它的风格的丰富程度和极富想象力的创造性，对于后世而言，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榜样。

上尊号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89cm，宽105cm，碑额拓片高52cm，宽26cm。该碑立于曹魏黄初元年(220年)，出土于河南临颖。

释文：公卿将军上尊号碑。

赏析：阳文两行八字。体势宽博，篆法规范，用笔沉厚圆和，气象浑穆。有传梁鹄书，有传钟繇书，有传梁书而钟刻。

现存曹魏碑极少，主要有作为庙堂巨制的《上尊号碑》、《受禅表》，和宗庙《孔羡碑》，墓葬（范式碑》等。曹魏继承东汉遗风，“书家多以篆、隶显贤与能，碑刻上的书迹，还是篆书、隶书主盟……不论是书法家的精巧之作，还是出于下层写手的笔下，书写的体势，不是篆书即是隶书，无一例外，约定俗成的习惯势力在发挥作用”（刘涛语）。更进一步，这样的选择还因为文化背景与礼仪的潜在要求，为了表示庄重严肃，用正体写碑文，碑额须用古体或者正体。曹魏时期，正体仍然是隶书，古体是篆书，用此二体写碑才算得体得法，没有“失礼”之嫌。

受禅表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89cm,宽108cm，碑额拓片高37cm，宽17cm。是碑亦立于曹魏黄初元年(220年)，出土于河南临颖。

释文：受禅表。

赏析：阳文一行三字，有残损。《受禅表》与《上尊号碑》额皆阳文，结字规范匀称，线条壮硕沉厚，立于同年同地，疑为一人所书。柯昌泗评云：“至于受禅、尊号两碑，额书圆润厚重，骤变汉法，非名手不能作。唐宋篆书实胚胎于此”，显见极为推重。但“骤变汉法”的说法是可以商榷的，因为此两额的书写融合了小篆的用笔和大篆的取势，与汉篆是一脉相承的，虽然用笔壮硕’但还说不上骤变。与唐宋篆书的渊源关系也可作进一步的讨论。

孔羡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及碑额拓片尺寸阙如。立于黄初元年（220年），存于山东曲阜孔庙。《孔羡碑》又称《魏鲁孔子庙碑》，施蛰存先生据《魏志·文帝纪》考为黄初二年立，为封孔子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并命扩修旧庙，设吏卒以守卫之降诏纪事。此碑文传为梁鹄所书，无证。

釋文：魯孔子庙之碑。

赏析：三行六字。额书流丽明秀，姿态娴娜，上接《华山庙碑》、《孔宙碑》之风范，可见汉额书迹的遗风，但字法稍异，“鲁、孔、庙”不尽合六书。

范式碑额

作品简介：亦称《范巨卿碑》，全碑拓片高100cm，宽67cm，碑额拓片高50cm，宽27cm。曹魏青龙三年(235年）隶书碑刻。石立于任城（今山东济宁〉，久佚，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重出土，仅存上半截。

释文：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

赏析：篆额两行十字。此额有缪篆意味，方正圆厚又不失婉转风韵，惟“庐、范”等字字法有异。叶氏《语石》以此为例，说碑额之字“篆体住往不合六书，偏旁繁省，时乖古谊。魏庐江太守范式碑额，庐内之田从困，范内之已从巴，则在三国时以如此”。

霍君神道碑

作品简介：拓片高37cm，宽39cm，出土于河北巨鹿，年月无考。

释文：巍故公丘长巨鹿霍君之神道。

赏析：四行十二字，笔画圆健沉雄，浑厚饱壮，气格与《白石神君》略近，而为垂露篆之典型。章法上开后世志盖“阳文、界格”之先声，可以认为后世志盖书法与之多有渊源。

谢君神道碑

作品简介：出土于河南安阳，亦无年月，阳文界格。

释文：巍故长安典农中郎将谢府之神道。

赏析：五行十五字。笔画圆细匀停，安闲婉通，略显秀气，气格上与霍君神道相对，一柔美一壮美。字法稍合六书，并不怪异，惟“道”字右上三画之盘曲颇具装饰性。

三国时代，曹魏控制私家立碑。同时之蜀地今天也无碑存世，吴国则有篆去《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隶书《谷朗碑》，惟谷朗碑有额，亦隶书，与碑文同手笔，风格在隶楷之间。

西晋时期禁立墓碑，碑刻转而理设地下,故碑极少,而碑形墓志渐多。现在能看到的有额碑志主要是《皇帝三临辟雍碑》、《郛休碑》、：《王君墓神道》、《孙氏碑》、《吕望表》、《管洛墓碑》、《成晃墓志》、《张朗墓志》、《骠骑将军韩府君神道》等。

郛休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209cm，宽89cm，立于西晋泰始六年（270年），清道光末年出土于山东掖县，现藏故宫博物院。

释文：晋故明威将军南乡太守郛府君侯之碑。

赏析：题额四行十六字，悬计篆。西晋篆额所见极少，柯氏评云:“晋碑额最少，惟郛休是篆书，中锋用笔，其末为悬针，出手正始三体石经，汉篆所无者”。刘涛先生评此碑书法云：“圆笔，垂笔作悬针状，而且下端向外分张，对称的纵笔作束腰式，结字精整，还是比较严谨的汉篆篆法”，两说对其渊源关系的意见表面相对，实则各有所指。显然，柯氏云“汉篆所无”当 指其悬针笔法，而刘涛言“严谨的汉篆篆法”当指其结字构架。此额依承了汉篆的结构，而悬针笔法同正始石经相近，与垂脚尖锋收笔的《西狭颂》、《赵宽碑》一类相似，因此说“汉篆所无”并不确实。需要补充的是，其书写还杂有隶笔，从“之”字蚕头雁尾的横画可见，当时篆书的书写已经不纯，书写时有意无意间会偏出轨道，因此并不全是“比较严谨的汉篆篆法”。说篆法之衰始于西晋，此额可证。

【本文参考《碑额志盖书法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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