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额志盖书法欣赏

习惯意义上的碑出现在东汉前中期,公元二世纪前后。这样的碑一般包括三大部分,即碑首、碑 身、碑座。

碑首多为半圆、圭形,还有少数方形。赖非先生《齐鲁碑刻墓志研究》考察认为,东汉前中期圭首居多’圭在汉代为“五瑞"之一,有“信、洁”之意。中后期半圆首渐多,反映出汉代“天圆地方”、“天人一体”的思想背景。碑座方形,也称方肤,灵帝时期又出现了龟趺。马衡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说:“质朴者圭首而方趺,华美者螭首而龟趺,式至不一。”

东汉墓碑之首与碑身是一体的,中间或偏上有穿,穿是沿用古制(据认为是引绳下棺而凿的孔),文字墓碑出现后,穿并无实用价值而起装饰作用。圭首碑的穿一般在碑身中部或略偏上,圆首碑的穿随着时代推移而往上,东汉晚期达到碑额的题字之下。穿之旁常有几道圆弧凹纹,称为晕。碑首与碑身在隋唐以后渐渐分为二石相叠,纹饰变得复杂多样,更加具有装饰性。

作为本书赏析主体的碑额,从书法角度说,即为碑首区域内的题字,它是一通碑刻的标题。需要说明的是,凡是有类似墓碑三部分形制结构的石刻之标题文字,或其上有标题性质的铭刻内容的,皆可在本书赏析范围之内。因为这些空间里的少字数的铭刻,同碑额的功能有着相似性,可以纳人广义上的碑额范畴。

王稚子墓阙铭

作品简介:拓片高95cm,宽46cm,立于东汉元兴元年(105年),石在四川新都,原为东西两阚,并有阴,现仅存东阙。石久残,世间多为残拓。隶书题额。

释文:汉故兖州刺史雒阳王稚子阙。

赏析:铭文仅一行,存九字。洪适、赵明诚据全拓著录其目。字体为较为成熟的隶书,方笔特征明显,朴实沉重,与杂有篆意的早期碑额不词。

秦君神道铭

作品简介:神道墓阙上题字,额拓高92cm,宽37cm,石立于东汉永元十七年(105年),出土于北京石景山

释文: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

赏析:铭文三行十一字。书体隶书,偶尔出现弧形的篆书笔意,结字修短随意,朴拙可爱,空间布白错落生动。

景君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205cm,宽77cm, 碑立于东汉汉安二年〈143年),出土于山任城,后移置山东济宁

释文: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

赏析:篆额两行十二字。与前两碑额相比,此额显得方笔多一些,圆转与方折并用,线条细劲沉稳,颇有风骨。不过,此类碑额的书写都属新莽六书中的正统小篆,且《韩仁铭》、《袁博碑》与袁安、袁敞碑都出于河南,在当时京师雒阳附近,可知当时在中原文化传承是井然有序的,齐鲁之地同此。

华山庙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74cm,宽84cm,碑立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出土于陕西华阴,明嘉靖三十四年毁于地震

释文:西岳华山庙碑。

赏析:篆额两行六字。东汉碑额中有一种典型的“垂露”篆风格,以《华山庙碑》、《孔宙碑》、《赵菿碑》等为代表,有趋长的秦篆体态,姿态妍媚娴娜,用笔圆和流畅,收笔如垂露。

此碑额还有横画铺毫竖画提锋的特点,显得横粗竖细,提按分明,使转灵动,风味独特,多少让人联想到清代吴让之的作品。唐韦续在《五十六种书》中总结前人的观点,认为垂露篆是汉章帝时曹喜所作,宋释梦英也认为是汉曹喜所发明,“以书章奏,如悬针而不纤,若浓露之垂,故名。章帝尝重此书,比之金盘泻珠、风篁杂雨,蔡邕所谓建初称善者也”。以自然物象命名,代表了秦篆的一种装饰化风格。

孔宙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245cm,宽94cm,碑立于东汉延熹七年(164年),出土于山东曲阜, 现存曲阜博物馆

释文: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

赏析:篆额两行十字,中上有穿。此碑额与华山庙碑额风格相近,体态娴雅,结字异曲同工,用笔更为匀停,其收笔处更加圆润饱满,含而不露,当是最为典型的“垂露”篆。

赵菿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80cm,宽79cm,碑立年月无考,1937年春出土于河南南阳,现存南阳卧龙岗汉碑亭内。

释文:汉故郎中赵君之碑。

赏析:篆额两行八字。与前两碑额相比,此碑额用笔更沉凝稳健,有方有圆,姿态寓方正于婀娜之中,在垂露篆一类中又显得朴厚典重,少一些妩媚,多了一些刚健。柯昌泗在《语石异同评》中说:“郎中赵菿碑额(南阳出土),结构遒密,笔画凝练,与郑固碑同”,因此石出土较晚,给予了“后来居上”的评价’可资今鉴。

袁博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45cm,宽24cm,河南偃师出土,现存于偃师市文化馆。

释文:甘陵相尚府君之碑。

赏析:篆额,存两行八字,额上端有残损。此额书结字宽博宏阔,用笔方圆兼济,线条匀停娴静,与汉篆名刻《袁安碑》、《袁敞碑》俱立于河南偃师,笔迹似出一人之手,为汉篆典型之作。

鲜于璜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髙228cm,宽80cm,碑立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1973年出土于天津武清,现置天津历史博物馆。

释文: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

赏析:篆额,“汉故”以下两行八字,全额成“品”字形布局。方笔,篆书,转折有隶法,线条方整浑厚,气象宽博谨严,清朗劲拔,疏密有致,颇见匠心。亦当为汉碑额书之精品。

衡方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髙170cm,宽104cm,碑额拓片高48cm,宽23cm。是碑立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出土于山东汶上

释文: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

赏析:题额两行十字。书者朱登,无传,碑与额同为其所书。用笔厚重拙朴,结体纵长,气格伟壮,清代隶书大家伊秉绶从此碑受益良多。

西狭颂

作品简介:原石为摩崖,石刻纵约300厘米,宽约210厘米,由《黾池五瑞图》、《西狭颂》 正文和题名共三部分组成,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因为刻石颂文正中之顶部竖刻有“惠安西表”四字题名,又名《惠安西表》。

拓本分三纸,文字拓本一高156cm,宽146cm,一高65cm,宽51cm,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 (171年),石在甘肃成县

释文:惠安西表。

赏析:篆额,一行四字。格调苍雅古拙,洒落飘逸,线条细劲圆浑,纵长取势,造型生动,有施蛰存所谓“飞腾夭矫”的汉代石刻气象,堪称汉碑额书中的精品。

韩仁铭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52cm,宽90cm,碑立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河南荥阳出土,现仅残存小块。

释文: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

赏析:篆额两行十字,下有穿。此额笔法承接小篆,线条匀停婉转,结体宽博圆融,疏密有致,字形修短随意,空间错让得当,用笔流畅婉通,气息上既朴茂自然,又典丽舒和,别具一番情调,堪称上乘之作,施蛰存《北山集古录》云:“此碑清中叶始闻于世,毕氏《中州金石记》始著录,前人皆未见也。隶书殊茂美,篆额尤飞动有致”,评价甚高。

尹宙碑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92cm,宽92cm’碑立于东汉熹平六年(177年〉),出土于河南鄢陵

释文:从铭。

赏析:此篆额仅存“从铭”字。书风极为别致,虽然字少,但空间张力很大,体势纵长,笔画飘逸,极似“倒薤篆”。“倒薤篆”为汉魏杂体36种之一,传为殷汤时隐士务光受风吹薤叶“交偃成文”所形成的图案启发,“乃象为此书,写太上紫经三卷,遂远去。时人偶得其书,亦谓之薤叶篆”。虽然不能肯定此种篆书到底是怎样的面目,但在目前能见到的东汉石刻中,以《尹宙碑額》最近此种风格,华人德先生在《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中总结其“结体皆上敛下舒’垂笔中截丰满,结尾出锋尖细,清峻飘逸”。另外’《西狭颂》的飘逸潇洒也仿佛近之。

赵宽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14cm,宽58cm,碑立于东汉光和三年(180年),1941年出土于青海乐都,后藏于青图书馆,遇火焚残损。

释文:三老赵椽之碑。

赏析:篆额,两行六字。结字稳中有险,姿态生动,用笔重按轻提,其垂脚收笔带有明显尖细的“倒薤篆”风格。

三公山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75cm,宽83cm,是碑立于东汉光和四年(181年),出土于河北元氏

释文:三公之碑。

赏析:题额阳文一行四字,刻于中间。两边各阴文一行,左为“灵山君”,右为“封龙君”。体兼篆隶,笔画简率朴直。值得一提的,是《三公山碑额》的刻法,即在笔画轮廓外沿施以细线阴文浅刻,烘托出正文浮雕阳文的效果,此法为后来碑额和墓志盖中釆用阳文双钩的一路开了先声。叶氏《语石》卷三认为此类阳文“浅刻平漫,黑文满布,此由石质易裂,若刻之过深而细,冷泠露骨,触之即损”,表明具体刻法和石材质地密切相关。

白石神君碑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74cm,宽75cm,碑立于东汉光和六年(183年),出土于河北元氏。

释文:白石神君碑。

赏析:篆额,一行五字。风格沉厚朴实。此额可以说是沉厚一路的典型,朴实大气,简洁明快,在装饰图像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王君碑额

作品简介:仅存碑额,拓片高40cm,宽37cm,该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据传乾隆初年发现于陕西宝鸡

释文:汉故王君之碑。

赏析:篆额,三行六字。为较为规范的大篆,线质与结体均稍近于石鼓文,浑朴苍茫,斑驳古雅,自然大方,略无装饰。

张迁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230cm,宽94cm,东汉中平三年(186年)二月立。明初在山东东平县出土,现存山东泰安岱庙。碑内容为故吏韦萌等追念县令张迁的业绩。

释文: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

赏析:篆额,两行十二字,方笔为主,方圆兼济,曲笔跌宕。此额隶化痕迹较重,以隶法写篆意,表现在横竖多直笔,方起方收,除部分保留篆书的圆转弧线外,方折增多,但又若方若圆,意趣在篆隶之间。自发现以来,学者对《张迁碑》的评价一直很高,其额书也颇得激赏,因其对书写空间的把握最为经典和精彩,可称篆书史上的旷世奇作。吴昌硕一生治印数次临习此额。华人德先生评其云:“此书体应是汉代题写殿台宫观匾榜的署书……笔势起伏曲伸,如龙行虎步’结体亦茂密诡奇’变幻莫测,堪称杰作”。施蛰存赞叹“汉额飞腾夭矫”’当以此额为代表。

赵君墓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76cm,宽83cm,碑立于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出土于河南南阳。

释文:汉故圉令赵君之碑。

赏析:此额题两行八字。隶书,下有穿。东汉碑额中隶书碑额有着相当的比例,虽面目各殊但都不离汉隶笔法和生动活泼的笔意,气象宏大,此额与碑文皆出同一书人,结字方正带纵势,笔形丰富。

以上是东汉碑额中的一些代表之作,虽不够全面,但从中我们已经多少能够领略到汉额的风采,并且可以感到用“飞腾夭矫”一词也并不能完全概括。汉碑的考写不论是题额还是正文,都是一碑一格,面貌与神情各各不同的,它的风格的丰富程度和极富想象力的创造性,对于后世而言,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榜样。

上尊号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89cm,宽105cm,碑额拓片高52cm,宽26cm。该碑立于曹魏黄初元年(220年),出土于河南临颖。

释文:公卿将军上尊号碑。

赏析:阳文两行八字。体势宽博,篆法规范,用笔沉厚圆和,气象浑穆。有传梁鹄书,有传钟繇书,有传梁书而钟刻。

现存曹魏碑极少,主要有作为庙堂巨制的《上尊号碑》、《受禅表》,和宗庙《孔羡碑》,墓葬(范式碑》等。曹魏继承东汉遗风,“书家多以篆、隶显贤与能,碑刻上的书迹,还是篆书、隶书主盟……不论是书法家的精巧之作,还是出于下层写手的笔下,书写的体势,不是篆书即是隶书,无一例外,约定俗成的习惯势力在发挥作用”(刘涛语)。更进一步,这样的选择还因为文化背景与礼仪的潜在要求,为了表示庄重严肃,用正体写碑文,碑额须用古体或者正体。曹魏时期,正体仍然是隶书,古体是篆书,用此二体写碑才算得体得法,没有“失礼”之嫌。

受禅表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189cm,宽108cm,碑额拓片高37cm,宽17cm。是碑亦立于曹魏黄初元年(220年),出土于河南临颖。

释文:受禅表。

赏析:阳文一行三字,有残损。《受禅表》与《上尊号碑》额皆阳文,结字规范匀称,线条壮硕沉厚,立于同年同地,疑为一人所书。柯昌泗评云:“至于受禅、尊号两碑,额书圆润厚重,骤变汉法,非名手不能作。唐宋篆书实胚胎于此”,显见极为推重。但“骤变汉法”的说法是可以商榷的,因为此两额的书写融合了小篆的用笔和大篆的取势,与汉篆是一脉相承的,虽然用笔壮硕’但还说不上骤变。与唐宋篆书的渊源关系也可作进一步的讨论。

孔羡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及碑额拓片尺寸阙如。立于黄初元年(220年),存于山东曲阜孔庙。《孔羡碑》又称《魏鲁孔子庙碑》,施蛰存先生据《魏志·文帝纪》考为黄初二年立,为封孔子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并命扩修旧庙,设吏卒以守卫之降诏纪事。此碑文传为梁鹄所书,无证。

釋文:魯孔子庙之碑。

赏析:三行六字。额书流丽明秀,姿态娴娜,上接《华山庙碑》、《孔宙碑》之风范,可见汉额书迹的遗风,但字法稍异,“鲁、孔、庙”不尽合六书。

范式碑额

作品简介:亦称《范巨卿碑》,全碑拓片高100cm,宽67cm,碑额拓片高50cm,宽27cm。曹魏青龙三年(235年)隶书碑刻。石立于任城(今山东济宁〉,久佚,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重出土,仅存上半截。

释文: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

赏析:篆额两行十字。此额有缪篆意味,方正圆厚又不失婉转风韵,惟“庐、范”等字字法有异。叶氏《语石》以此为例,说碑额之字“篆体住往不合六书,偏旁繁省,时乖古谊。魏庐江太守范式碑额,庐内之田从困,范内之已从巴,则在三国时以如此”。

霍君神道碑

作品简介:拓片高37cm,宽39cm,出土于河北巨鹿,年月无考。

释文:巍故公丘长巨鹿霍君之神道。

赏析:四行十二字,笔画圆健沉雄,浑厚饱壮,气格与《白石神君》略近,而为垂露篆之典型。章法上开后世志盖“阳文、界格”之先声,可以认为后世志盖书法与之多有渊源。

谢君神道碑

作品简介:出土于河南安阳,亦无年月,阳文界格。

释文:巍故长安典农中郎将谢府之神道。

赏析:五行十五字。笔画圆细匀停,安闲婉通,略显秀气,气格上与霍君神道相对,一柔美一壮美。字法稍合六书,并不怪异,惟“道”字右上三画之盘曲颇具装饰性。

三国时代,曹魏控制私家立碑。同时之蜀地今天也无碑存世,吴国则有篆去《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隶书《谷朗碑》,惟谷朗碑有额,亦隶书,与碑文同手笔,风格在隶楷之间。

西晋时期禁立墓碑,碑刻转而理设地下,故碑极少,而碑形墓志渐多。现在能看到的有额碑志主要是《皇帝三临辟雍碑》、《郛休碑》、:《王君墓神道》、《孙氏碑》、《吕望表》、《管洛墓碑》、《成晃墓志》、《张朗墓志》、《骠骑将军韩府君神道》等。

郛休碑额

作品简介:全碑拓片高209cm,宽89cm,立于西晋泰始六年(270年),清道光末年出土于山东掖县,现藏故宫博物院

释文:晋故明威将军南乡太守郛府君侯之碑。

赏析:题额四行十六字,悬计篆。西晋篆额所见极少,柯氏评云:“晋碑额最少,惟郛休是篆书,中锋用笔,其末为悬针,出手正始三体石经,汉篆所无者”。刘涛先生评此碑书法云:“圆笔,垂笔作悬针状,而且下端向外分张,对称的纵笔作束腰式,结字精整,还是比较严谨的汉篆篆法”,两说对其渊源关系的意见表面相对,实则各有所指。显然,柯氏云“汉篆所无”当 指其悬针笔法,而刘涛言“严谨的汉篆篆法”当指其结字构架。此额依承了汉篆的结构,而悬针笔法同正始石经相近,与垂脚尖锋收笔的《西狭颂》、《赵宽碑》一类相似,因此说“汉篆所无”并不确实。需要补充的是,其书写还杂有隶笔,从“之”字蚕头雁尾的横画可见,当时篆书的书写已经不纯,书写时有意无意间会偏出轨道,因此并不全是“比较严谨的汉篆篆法”。说篆法之衰始于西晋,此额可证。

【本文参考《碑额志盖书法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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