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十七：密谋应鄂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云南虽然地处西南边陲，但自鸦片战争后，在英、法的殖民侵略和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压迫下，省内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1900年，昆明人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法斗争；滇西边境人民奋起抗击英国人侵片马；1903年，周云祥领导了矿工和农民起义；省内各界还掀起了要求收回路权矿权的斗争。这些斗争，有力地激励着云南各族人民为“救乡救国救种”而奋斗。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国内革命风潮一日千丈，民主革命运动高潮迭起，云南也不例外地感受到民主革命的阵阵浪潮。同盟会成立时，云南留日学生40余人当即参加，成为云南第一批同盟会会员。1906年初，由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唐继尧等人组成了同盟会云南支部，吕志伊任支部长，从此云南民主革命有了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1906年2月，孙中山、黄兴约云南籍的同盟会会员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罗佩金、赵伸等5人谈话时指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越南，皆以运动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欺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

杨振鸿(1874-1909)

遵循孙中山及同盟会总部有关开展民主革命，推动革命发展的指示精神，同盟会云南支部于1906年10月在日本东京创办出版《云南》杂志，孙中山特在创刊号上题词：“振我民气”。《云南》杂志创刊后，担负起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任，深刻揭露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罪行，猛烈抨击清政府残暴、腐朽和媚外卖国的政策，大力宣传西方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积极提倡兴办实业，振兴国家。由于杂志内容紧扣云南乃至中国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把救亡和革命联系起来，加之杂志的文章体裁多样，图文并茂，因此，《云南》杂志出版发行后立即受到广泛欢迎，为唤起群众觉醒，扩大革命的声势和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为了适应省内工作的需要，留日的云南籍同盟会会员陆续回滇，着手开展革命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他们很快建立了同盟会云南分部，又在昆明、腾越(今腾冲)等地设立支部，并在全省各地建立了或公开或秘密的数十个革命团体。截至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会员已遍及全省各地、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了一股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深人发展的强大动力，并和全国各省份的同盟会连成一片。

1907年12月，孙中山着手筹划河口起义，计划夺取河口后，进一步控制整个云南。1908年4月30日河口起义爆发，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率起义军与清军中的反正部队攻克河口。之后，起义军又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直迫蛮耗、蒙自，部队也由三百余人发展到三千余人。但最后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河口起义后半年，同盟会员杨振鸿、黄毓英、何畏等又筹划永昌起义，计划“占领永昌后，召集乡民，编练军队，一支兵取大理，一支兵取腾越，一支兵出顺宁、云州，包扫迤南一带，则云南省城，垂手可得，然后东出湘黔，戡定中原；北略川陕，直抵燕京”。12月23日凌晨3时，杨振鸿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率领傣，景颇、傈僳，汉等边疆各族群众1000多人，渡过怒江，经布里戛、蒲缥，直达马岭寨，准备袭击永昌城。但由于起义前夕走漏了风声，清军已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起义最终归于失败。杨振鸿因起义不成功而气病交加，呕血不止，于1909年1月2日去世，时年仅35岁。

同盟会在云南筹划的两次起义最后虽然都失败了，然而它们却教育和唤醒了云南人民，为辛亥云南起义成功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杨振鸿逝世后，同盟会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李根源、沈汪度、张开儒利用他们分别担任云南讲武堂总办、监督、提调等职务之便，大量聘用同盟会员和倾向革命的士官学校同学到讲武堂任教。其中有唐继尧、罗佩金、李鸿祥、顾品珍、庾恩旸、谢汝翼、李烈钧、刘祖武、方声涛、刘存厚等人。据统计，云南讲武堂教官队伍中，同盟会员17人，表示支持革命的反清革命派10人，此外，在教学与活动中倾向革命者5人。三种政治力量共达32人，占全堂教官总数40人的80%。这说明，云南讲武堂的实际领导权已经落入革命党人之手，讲武堂的教育权巳由革命党人和支持反清的进步教官所控制。

李根源(1879-1965)

以同盟会员和进步教官为主体的讲武堂教官们注意结合教学和军事操练，讲授西方的政治学说，灌输民权和民主共和思想，培养学生的反帝爱国和民主革命精神，“无论课堂操场，除教授学术外，苟有机会，即力阐民族主义。凡平日演说，但言爱国，不讲忠君，隐寓民族主义，并以历代蛮夷华夏之事激发之，有闻而泣下者”。同时，他们还在学生中秘密传播《云南》、《民族》、《汉声》、《汉帜》、《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革命书报，向学生们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和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在进行革命宣传教育的基础上，革命党人积极发展同盟会员，建立了十分严密的同盟会组织。“教官自成一组，学员则有一个相应的组织，分成七、八个人组成小组。每一个小组，只有一个人能和中央(上级)联系，各小组之间则无联络，以免被任何一个小组出卖，会员们只能知道本小组的人”。所以，讲武堂成了云南反清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与云南讲武堂的领导权由革命党人控制不同，云南新军的领导权则一直由十九镇统制崔祥奎及其带来的北洋派军官把持。但这种情况在蔡锷来云南并担任三十七协协统之后悄然发生了变化。

朱德(1886 ～1976)

由于三十七协司令部与云南陆军讲武堂均在承华圃，蔡锷于4月担任三十七协协统后还兼任讲武堂教官。朱德就是蔡锷在讲武堂的学生之一。据他回忆，无论在三十七协还是在讲武堂，蔡锷仍注意保持沉着稳静，不轻易表露任何态度。在公开场合，蔡锷“对于清廷从来没有不满之意”，而且“在任何讲义中从不注入革命思想”，但他在蔡锷的办公室里却看到了很多有关民主革命书报，有孟德斯鸠的《法意》，有介绍华盛顿生平的，有介绍近代意大利和俄国改革的，还有一些来自香港和东京的共和派的秘密报纸，“这些报纸大声疾呼，猛烈攻击各式各样的帝制派，主张武力推翻清廷”。这些都充分说明，此时蔡锷虽然身处边远，但心系社稷，刻苦钻研革命理论，并在暗中密切关注时局的变化。与此同时，蔡锷与李根源、沈汪度、张开儒、唐继尧等士官学校校友来往十分密切，经常借一起游览昆明名胜古迹之机交换对时局看法，并通过李根源和罗佩金等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当同盟会员黄毓英会见蔡锷，希望蔡锷支持他们的反清革命活动时，蔡锷肯定其革命志向，并对他表示，“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绝对同情支持。”蔡锷还利用担任三十七协协统的要职和李经羲的信任，暗中保护云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当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兵备处总办王振畿等北洋派对新军中有革命情绪的人，如罗佩金、韩凤楼、李鸿祥、谢汝翼、唐继尧、刘存厚等屡构谗于云贵总督李经羲，极端排挤之时，“蔡锷则力为解释”，使这些人不被排挤。

是年6月，四川保路风潮发生后，蔡锷“逆知中国局势之解决，将以此事为导线，即与同志诸人迭为密商，着手布置”，大力调整三十七协的中层干部。时任七十四标排长的王冠军对当时情况十分了解。他说：“蔡锷是日本士官学生，是一个胸怀大志、蓄意推翻清朝的革命人物。由于李经羲器重蔡锷，因而也就十分重视和喜爱日本士官学生。于是蔡锷便趁此接任三十七协统领的机会，向李经羲建议调整十九镇的人事，大批推荐士官学生，以七十四标标统曲同丰(士官学生)升补三十八协锺麟同的统领遗缺，曲同丰所遗七十四标标统遗缺由蔡的士官同学、陆军小学校长罗佩金调补，陆军小学校长遗缺以七十四标第三营营长何国华(士官学生)调补，何国华的营长遗缺以蔡的士官同学雷飙调补。七十四标第一营营长齐俊三则与蔡的士官同学、三十八协营长唐继尧对调，七十四标第二营营长刘存厚也是士官学生。这样，七十四标和陆军小学以及讲武堂(李根源也是士官学生)的主要干部就清一色地都成了蔡锷的同学、同志。”

当时在云南讲武堂学习的祝鸿基对蔡锷调整三十七协干部也有深刻的印象：“蔡（锷）、罗（佩金）并引用革命党人唐继尧、刘存厚、雷飚任第七十四标各标管带，李鸿祥任第七十三标管带，谢汝翼、庾恩赐(庾恩晹的原名)任炮队第十九标管带，韩凤楼任工程第十九营管带，李凤楼任机关枪第十九营管带。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唐继尧、庾恩赐、韩凤楼皆兼任讲武堂教官。于是蔡锷、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唐继尧等，与其他讲武堂专任教官顾品珍、刘祖武等十余人，时集密议革命之策略。”

经过蔡锷的精心调整，三十七协所辖的七十四标三个管带均为革命党人，七十三标的标统和第一、二营管带虽是北洋派军官，但也有革命党人担任军官。同时，炮标统带韩建铎、第一营管带刘云峰、第二营管带谢汝翼、第三营管带庾恩旸，工程营管带韩凤楼、机枪营管带李凤楼都是倾向革命的军官。这样，三十七协18个营以上的干部中，除七十三标标统丁锦、第一营管带成维铮和第二营管带齐世杰三人之外，革命党人和倾向革命的军官占了15人，革命派牢牢掌握了领导权。因此，蔡锷的这一举措“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营长以上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具有推翻清朝思想的革命人物，后来‘九九’（‘重九’）反正之所以非常顺利成功，实和这次人事安排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对于各标的下级军官，“蔡锷，罗佩金、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等乘该堂为第十九镇赶培训基层干部之便，由甲、乙、丙三班学生中挑选具有革命思想，尤其是已加入同盟会的学生，成立特别班，加紧训练，提前毕业，分发到第七十三标、第七十四标、炮标等部队，任见习排长、排长、连长等职务”。朱德这次也被选入特别班，提前毕业后分配到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担任副目(相当于副班长)和司务长。

10月中旬，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昆明，“人民如醉如痴，一般志士欲舞欲狂”，云南革命党人多次密议起义事宜，加快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10月16日（阴历八月二十五日），昆明新军中下级军官、同盟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瓛、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人在昆明萧家巷刘存厚寓所召开了研究起义问题的第一次秘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刘存厚报告四川争路之近情可为革命之机会。二、研究革命之进行法。三、联络革命必要之人材。四、同举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甲、本夜列席者勿论；乙、蔡锷、韩凤楼、罗佩金、雷飙、李凤楼、刘云峰、谢汝翼。五、同议可共事革命之人员：李根源、庾恩旸、李鸿祥、黄毓英、邓泰中等。

10月19日（阴历八月二十八日）晚8时至11时，应云南革命党人的邀请，蔡锷到刘存厚寓所参加革命党人的第二次秘密会议，议定了以下事项：一、联络官兵，期与可靠之官长逐级组织小团体，且与歃血为盟，以坚其信用，而为有把握之举动。二、预备子弹以备急需。三、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

10月22日（阴历九月初一）晚8时至次日凌晨1时，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谢汝翼、韩凤楼等人又在昆明北门街沈汪度寓所举行第三次秘密会议。会议讨论了以下内容：一、由各列会人员报告所部官兵对革命的态度：刘存厚报告，他所带之营官兵相习，感情甚笃，可有把握。谢汝翼报告，所部炮营亦有把握。韩凤楼报告，所部官长程度太差，却无把握。二、本日到会人员不齐，他营情形不得而知。现步、工程既以不一，宜反急进主义，锐意经营。

10月25日（阴历九月初四）晚7时，天下大雨，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殷承瓛、张子贞、雷飙等赴会人员均不带随从，冒雨单人步行至刘存厚寓所参加云南革命党人的第四次秘密会议。在讨论起义的过程中，殷承瓛以对外不足，兵心不一为可虑，主张缓办。但蔡锷审时度势，坚决主张“云南宜速举以为东南各省倡”。他认为“纵武汉失败，滇中亦可于半年之内，整顿军备，进退裕如，以此数月之中，川、黔可以得手，得此三省，以与满清争衡，胜负亦未可决”。由于蔡锷态度十分坚定，大家很快统一了思想，“其议遂决”。于是，殷承瓛于白纸上书“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十六字，书毕，火化调于酒中，蔡锷与参会者歃血为盟，分饮之以结同心。会议于晚10时结束。

10月28日（阴历九月初七）晚7时，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张子贞、李鸿祥等人冒雨到洪化桥唐继尧寓所参加云南革命党人的第五次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为了进一步坚定大家的决心，蔡锷特邀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革命志士黄毓英和黄永社参加。当有人又以“预备不周”，建议推迟起义时，黄毓英和黄永社挺身而出，愤然而曰：“今事已急矣！诸君踌躇，我必先发难，事败被获，必首诸君同谋，我死，诸等度不能幸生!”众人“乃决期重九夜三鼓举事”。接着，在蔡锷的主持下，会议议定以下事项：

一、兵力之决定：陆军第三十七协所属之步兵第七十四、三两标，炮兵第十九标。

二、攻击之计划：甲、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地区，归七十三标占领。要点军械局及五华山。乙、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地区，归七十四标占领。要点南城外巡防第二营和第四营、南门城楼、督署、藩库、盐库。炮兵阵地在大、小东门及小西门至南门城墙一带放列，向督署、五华山、军械局射击。省城北门、小东门、小西门、南门之开启，归讲武堂学生专任。

三、临时率兵官之决定：甲、推蔡锷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步兵七十四标第一营临时管带唐继尧任之。丙、步兵七十三标第一营临时管带李根源任之。丁、步兵七十三标第二营临时管带刘祖武任之。戊、炮兵第十九标，每营出炮六门，按第一、二、三之次序附于步兵第七十四标之一、二、三营。注意：临时管带系临时去现任之管带以该员临时承充之谓也。

四、革命实施时日之决定宣统三年九月初十日午前3时。

五、革命军口令标示之规定：甲、口令为“军”(军械局)、“总”(总督署)。乙、我军帽上附白袋。

同时，考虑到“巫家坝步炮两标，非蔡（锷）亲临，断难发动”，会议还明确，李鸿祥在北校场率第七十三标第三营，并掌握第一二营起义，蔡锷到巫家坝集合第七十四标与炮标起义。

会议开至次日凌晨3时始散。

正当云南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密谋起义的同时，云贵总督李经羲、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等人因风声日紧，加紧了对革命党人的防备。他们一面向各州县调集巡防营到省垣加强防范；一面为防范新军革命，不发子弹，对准备起义部队借口的演习，也每人仅发子弹五粒；一面命令他们认为可疑分子李鸿祥到外地招兵、罗佩金到越南接收军火（李、罗后来找借口拖延，得以参加起义）。李经羲下令在总督署、军械局等处修筑防御工事。钟麟同等人尤其害怕七十四标及炮队联合起事，因此防范更严，不仅跑到巫家坝七十四标训话，反对革命，威胁官兵，杀机腾腾，入夜还派出侦探到巫家坝附近打探消息、搜集信息。

一时间，昆明气氛十分紧张，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战一触即发。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三章“光复云南”）

Hash:215fd66dcf03e5635a3576ea54c60a40befa30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