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记载三代在河洛之间对应龙山时代，在当地确曾发现文化遗存

《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

君

皆在河、洛之间”。

后人认为这里的“君”，是为“居”之讹。其实未必。

“君”，就是“王”，含统辖管制之义。《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当然，解释为“居”未尝不可。司马迁不用“居”字，大概是及至汉朝，“居”的主要含义是“蹲”，即后来“踞”这个字的含义。

对司马迁这句话，《史记正义》有详细注解。其曰：

“《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帝王世纪》云：‘殷汤都亳，在梁，又都偃师，至盘庚徙河北，又徙偃师也。周文、周武都丰、镐，至平王徙都河南。’案：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也。”

所谓“河洛”，无疑是指“黄河”“洛水”。古籍中，说到“河”与“洛”，基本皆指这两大河流。

那么，“河洛之间”，也无疑是指这两大河流之间的区域了。

司马迁

司马迁说，夏商周三代，都统辖管制着这一区域，自然也是居住在这一区域。

太史公其实还有话。

他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这是说，因为三代管辖着河洛之间这一区域，才把这一区域内的嵩山定为“中岳”，把泰山、华山、衡山、恒山这“四岳”分别定为东西南北“岳”。

“四渎咸在山东”，是说“江、河、淮、济”四大水系，都在“崤山”之东。

“崤山”，亦名“殽山”，还名“嶔崟山”，在河南洛宁北，西北接陕县界，东接渑池界。古人所说的“岳”，本作“嶽”，义为“山之尊者”，也就是有名的大山；而“渎”，则指“大川”。

“五岳”“四渎”，就是“天下”的象征，所以古代帝王才要“封禅”。

司马迁在《封禅书》里说：“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他这是讲，从五帝到秦，代代兴衰更替，名山大川或为诸侯占有，或为天子掌管，祭祀的礼仪也有增有减，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不可一一记录了。

说完文献，再简单说说考古。

史籍所载的夏代，还没有确定的“国界”。因此，要求按现代国家的“疆域”或“边界”的观念，非要说出来“非此即彼”的“分界线”，是不可能的——这在国际上，也是到了近现代的国家才划定的。

关于“夏”，《左传》云：“芒芒禹迹，化为九州”，又简称为“禹迹”“禹都”“禹域”或“夏墟”。

以上这些，古籍文献中有记载，尽管亦有出入。但从与史籍记载的夏代时间上来说，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恰好，在河洛之间，发现了大量的龙山文化遗存。如王湾遗址、西干沟和东干沟遗址、矬李遗址、西吕庙遗址、偃师灰嘴遗址、伊川白元遗址、孟津小潘沟遗址、新安冢子坪遗址、新安西沃遗址、牛砦遗址、马庄遗址、阎庄遗址、大河村遗址、站马屯遗址、竖河遗址、点军台遗址、古城寨遗址、新砦遗址、留庄遗址、王城岗遗址、煤山遗址、瓦店遗址、北沟遗址、陶寺遗址、丁村遗址等等近百处龙山文化遗存。

这些文化遗存，皆于史籍所载的夏代时段相吻合，且皆位于“河洛之间”。

商和周，不仅有大量文化遗存被发现，还有了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文字可资证明，就不去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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