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林园与《狮子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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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林园与《狮子林图》

园林与图画的互动

︱赵琰哲︱

乾隆内府收藏有历代山水画作名迹众多，倪瓒(款)《狮子林图》即是其中之一。自入藏之日起，乾隆帝便对此画钟爱有加，不仅珍藏宝玩、作诗题跋，还多次以此画为底本进行临仿，亦命臣下进行仿画。倪瓒(款)《狮子林图》牵涉对园林的寻访考证以及京师狮子林园的仿建，在访园、仿建、仿画等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观察此画，我们可以切实了解图与景之间的互动关系，了解乾隆帝仿古的观念与意图。

(元)倪瓒(款) 狮子林图(画心部分)

纸本水墨 纵28.3厘米 横392.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一、图与景的相遇

1.因画寻景:对苏州狮子林园的寻访及初次考证

为了探寻狮子林园的下落，乾隆帝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十一日自京师出发的第二次南巡之行中，特地到江南进行寻访。乾隆帝本以为狮子林园或已不存于世，没想到黄兴祖所买下的“涉园”即为狮子林园，且就在苏州府城中。乾隆帝于二月十八日驾至苏州府，待至二月二十三日。乾隆帝正是在此期间，按照倪瓒(款)《狮子林图》寻访到当时已然残破的狮子林园。

当面对这座今非昔比的狮子林园时，乾隆帝心头涌上复杂情绪，化为诗文题写于倪瓒(款)《狮子林图》画心处。这则长跋体现出乾隆帝的两种情绪：一是寻找到苏州狮子林园的兴奋，一是对园林屡易其主早已不复之前繁荣景象的感慨。乾隆帝喟叹：“故址虽存，已屡易为黄氏涉园。今尚能指为狮子林者，独赖有斯图耳。”乾隆帝特别强调了倪瓒(款)《狮子林图》在寻访园林时所起到的作用—“翰墨精灵，林泉藉以不朽。地以人传，正此谓耶。”可以说，图画与实景终于在乾隆帝的苦心找寻下相遇了。

倪瓒(款) 《狮子林图》 乾隆帝御笔“云林清閟”迎首

时隔不长的初夏时节，乾隆帝再次观赏倪瓒(款)《狮子林图》并对狮子林园进行了一番考证，得到两点认识：一是狮子林园的位置，坐落于苏州府城内。二是强调狮子林园出自倪瓒之手—“早知狮子林，传自倪高士”。只因后来园林屡易其主，才淹没了倪瓒建造狮子林园的声名。

面对失而复得的狮子林园，乾隆帝当即授意重修。这次的修缮参照倪瓒画作进行，为期数年，直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基本修竣，形成“有峰、有池、有竹、有松，僧僚宾馆无不具备”之样貌。词臣画家钱维城根据重修后的狮子林园，绘成一幅《狮子林全景图》，“以存庐山真面目”。

苏州狮子林园景

2.携图观景与对景仿图

自苏州狮子林园被重新发现之后，携带倪瓒(款)《狮子林图》到苏州观赏狮子林园成为乾隆帝南巡的乐趣之一。

时隔五年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帝再次南巡。至苏州时，乾隆帝又来到狮子林园游玩观赏。观赏园林景色之余，乾隆帝想起藏在内府的倪瓒(款)《狮子林图》，深感有景无图殊为遗憾，于是特地命人将倪瓒(款)《狮子林图》由京师寄至吴中。展图观园，乾隆帝兴之所至，咏诗二首，题于画上。

据题跋可知，此次南巡至苏州狮子林园时，乾隆帝不仅展图观赏，而且“依样画葫芦”地临摹了此幅画卷，并将仿画留在吴中。绘制仿作源于“倪瓒是图已入《石渠宝笈》上等，不可置此(指苏州—笔者按)而去”，为补遗憾只能“摹其真迹，命永藏吴中”，“装池付留佳话”。在乾隆帝看来，有图无景是憾事，有景无图亦是憾事。图与景两相结合才为两全。

乾隆三十年(1765)春日，乾隆帝第四次南巡。这次他记取上次南巡忘带画卷的疏忽，特意将倪瓒(款)《狮子林图》随身携带。等到行至苏州，乾隆帝再次携图游园。景与图相互参看，乾隆帝感受到“每阅倪图辄悦目，重来图里更怡心”的轻松愉快。同时，乾隆帝还将三年前留在吴地的“壬午所摹卷”取来对照参看。同样的游园情形，还发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五次南巡之时。

(明)杜琼 狮子林图 纸本水墨

纵88.8厘米 横27.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由图澄误：徐贲册页的获得及对狮子林园的再次考证

自第二次南巡寻访到狮子林园后，倪瓒建园的观念在乾隆帝脑中根深蒂固。这一看法在诗文中反复重申，持续了近30年。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最后一次南巡，这一看法才被彻底颠覆。这种改变源于此次南巡途中另一幅图画的获得—徐贲《狮子林十二景图》册页。

徐贲于明洪武七年(1374)受如海禅师之请为狮子林园作画。徐画与倪画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分十二景描绘了狮子林园景。

(明)徐贲 狮林十二景图(之“竹谷”) 纸本水墨

纵22.5厘米 横27.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帝在得到徐贲册页后，为自己数十年搞错狮子林园源流大发感慨。于乾隆四十九年仲夏澄清错讹—“瓒自记为如海因公作，是狮林原佛字，以讹传讹，遂成倪迂别业，误矣。”同时又作诗感叹搞错狮林源流—“将谓狮林创老迂，谁知维则创姑苏。册分十二幼文绘，卷作长方懒瓒图。”乾隆帝还撰写考证文章一篇，将诗作与考证文章一并题写于倪瓒(款)《狮子林图》卷后。乾隆帝对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十分惭愧，明确指出“狮林之创乃自维则”，检讨自己以讹传讹，将其错认为“倪迂别业”。乾隆帝还令臣下梁国治、刘墉等人共同撰写了一篇长文，题写于倪瓒(款)《狮子林图》卷后，详细阐述了苏州狮子林园造园始末及倪瓒、徐贲画作的先后获得。至此，乾隆帝终于得知“狮林真面”，且因为徐贲册页“又重结一段翰墨缘也”。

可以说，乾隆帝从不知狮子林园所踪至苏州寻访而得，得益于倪瓒(款)《狮子林图》。从认为狮子林园为倪瓒别业到明确是维则所建，又得益于徐贲《狮子林十二景图》册页。可见，狮子林图画的获得在加深对苏州狮子林园的认识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乾隆帝对于这一错误的澄清是在1784年之后。在此之前，乾隆帝一直抱持着倪瓒建园的认识，这种认识直接影响到京师二处狮子林园的仿建。

(明)徐贲 狮林十二景图(之“含晖峰”) 纸本水墨

纵22.5厘米 横27.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仿建与仿绘

乾隆帝对于苏州狮子林园及倪瓒(款)《狮子林图》的兴趣是交错纠缠在一起的。图画与园林、原画与仿本相互勾连，不断衍生发展。

1.以园仿园：圆明园长春园狮子林园的修建

在经过南巡三访苏州狮子林园之后，乾隆帝早已不满足于只在南下之时观赏园林，萌生了于京师仿建的念头，选址在圆明园长春园东北部仿照苏州狮子林园兴建狮子林园。

这座由“吴工肖堆塑，燕工营位置”的狮子林园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暮春仿建竣工，且耗资不菲。据内务府于乾隆四十年(1775)复查汇总，实净销工料银134013两5钱8分2厘。

长春园狮子林园虽是仿照苏州狮子林园而建，但因环境本身的差异及乾隆帝新加入的自身理解，所呈现出来的园林景色与苏州狮子林园相比差异甚大。园林西部以建筑为主体，东部以叠石为主体。在苏州狮子林园十二景的基础上，乾隆帝为长春园狮子林园总结出十六处景观，位于园东部。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乾隆帝亲自题写匾额，挂于十六景处。

圆明园长春园狮子林园遗迹

2.因园仿画：《仿倪瓒狮子林图》的绘制

在长春园狮子林园落成之时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暮春，乾隆帝亲临观园。为了纪念园林建成，乾隆帝不仅取出内府珍藏的倪瓒(款)《狮子林图》展卷欣赏，而且亲笔仿画一幅。

此幅仿画多用枯笔干墨，在画法上虽有意模仿倪瓒笔意，又略显孱弱，是乾隆帝亲笔之作。仿画与倪瓒(款)《狮子林图》在构图、内容及画风上十分近似，可见是乾隆帝有意照临。画卷引首处有乾隆帝自书“艺循清”四字。卷后题跋明确提及临仿的缘由—“兹御园规构狮子林落成，复仿倪迂意成卷，并题一律，藏之清阁，展图静对狮林景象，宛然如觌。而吴民亲爱之忱，尤恍遇心目间。余之缱情，固在彼而不在此。”

乾隆帝在仿画过后又不断作诗数首，并书写于画卷之后。这些诗作或表达出将千里外的园林连同五百年前的画作共同收归京师的志得意满，或称赞倪瓒开创《狮子林图》的意义，或澄清观园赏画的目的并不是为自己逸乐，而是“却予缱念在民艰”。

值得一提的是，仿画卷后题跋处钤有多枚乾隆帝印玺。除“乾隆宸翰”“得象外意”等常见印玺外，另有三枚印章特别引人注目——“师子林”“云林清”“师子林宝”。“师子林”玺是在长春园狮子林园建成后镌刻并在圆明园狮子林园中陈设。这几枚印玺对狮子林园和倪瓒画作的指向性正配合了画作内容。可以说，乾隆帝在仿画中苦心营造出诗、书、画、印四美兼备的意境。

(清)弘历 仿倪瓒狮子林图 纸本水墨

纵28.3厘米 横392.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质之原图：乾隆帝的不满

不过，皇帝对长春园狮子林园的态度很快发生了转变，由刚建成时的“宛若粉本此重临”的得意，逐渐变为种种不满。

乾隆三十七年仲夏，乾隆帝在题咏云林石室时就对园中松柏无古意颇为不满，觉得“假山虽肖吴中，稚松皆新种，固不如田盘古松林立也”。

及至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的不满情绪更明显地显露出来。乾隆帝感慨：“试问狮林境，孰为幻孰真?涉园犹假借，宝笈实源津。”乾隆帝认为狮子林园的精神应以内府《石渠宝笈》所载倪瓒(款)《狮子林图》为源头。黄氏涉园虽是狮子林园旧址，但因年久荒废与原貌差之甚远，更何况长春园所仿建的狮子林园!乾隆帝感叹长春园狮子林园相比于苏州狮子林园，只得形似而不得神韵—“此间结构是蓝本吴中涉园，质之原图，反有不能尽合者矣”。

在同年稍晚时候，与皇太后共游长春园狮子林园之后，乾隆帝忍不住再次抱怨长春园狮子林园假山的人工雕琢之气—“御园叠石劳摹拟，那及天然狮子林!”

其实，长春园狮子林园中的叠石假山是特地延请苏州工匠所作，但由于乾隆帝对倪瓒画风的推崇以及倪瓒(款)《狮子林图》给乾隆帝留下的深刻印象，导致其在观赏长春园狮子林园时总感觉不满，认为比不上倪瓒画作—“然其亭台峰沼但能同吴中之狮子林，而不能尽同迂翁之《狮子林图》”。这种不满情绪愈演愈烈，导致乾隆帝萌生了再次仿建狮子林园的想法。

(清)弘历 《仿倪瓒狮子林图》迎首题字

4.以图仿园：热河文园狮子林园的仿建与仿画

乾隆帝将这一想法立即付诸实践。乾隆三十九年(1774)，于避暑山庄清舒山馆之前再次仿建一处文园狮子林园。与长春园狮子林园一样，文园狮子林园同样设置狮子林、虹桥、假山等十六处景观。虽然景致相同，但此次再建狮子林园，乾隆帝记取长春园狮子林园的教训，更多以倪瓒(款)《狮子林图》为仿建蓝本。

相比于长春园狮子林园，乾隆帝显然对文园狮子林园更有信心：“塞苑山水天然因其势以位置，并有非御园所能同者。”在乾隆帝看来，再次仿建狮子林园并不为多—“二亦非多，一亦非少”。倘若有人将其与吴中狮子林园作异同之比较，“惟举倪迂画卷示之”，那才是临仿的根源呢。

按照惯例，在文园狮子林园落成后，乾隆帝再次以倪瓒(款)《狮子林图》为底本仿画一幅。仿画虽未得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尚未公布)，但根据乾隆帝之前的仿画传统，可推知此画应是照临倪瓒之作。绘成后，藏于文园狮子林园清阁中。

热河避暑山庄作为行宫之一，是集政治会见、军事训练、休闲避暑等多重功能为一处的场所。离开紫禁城的乾隆帝常常在这里一住就是数月，选择在此仿建狮子林园，将内府所藏倪瓒画作带来欣赏并仿画，无疑是政事之余的一大乐事。

山庄文园狮子林园景照

5.一再仿画一再咏：臣下的任务与倪画的影响

就临仿画作来说，乾隆帝不仅御笔亲临，还下旨令臣下仿画。仿画的底本大多根据内府所藏的倪瓒(款)《狮子林图》。

宫廷画家方琮曾“奉旨敕摹倪瓒笔意”，绘制一卷《仿倪瓒狮子林图》。画卷迎首处有乾隆帝御笔所题“法其逸趣”四字，画心处有乾隆帝御题诗文一首。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如意馆档案的装裱记录，可知此画绘成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从画面上看，这卷仿画并不是完全照临倪瓒原画，而有所改换。方琮画幅扩展为倪瓒(款)《狮子林图》的二倍之多，画中景物如屋宇叠石、松柏修竹等也相应扩展绘制。但从绘画构图与内容上看，此画无疑是根据倪瓒(款)《狮子林图》而来。其中所绘具体景物更是与倪画十分形似，这一点从画幅下方扭曲生长的卧龙梅即可见一斑。

可以推知，方琮在绘图时一定观察过倪瓒(款)《狮子林图》，否则不可能绘成如此形似之仿作。作为供奉于内廷的宫廷画家，方琮是有机会接触到内府所藏古画的。乾隆帝常将内府所藏古画送至如意馆或画院处，令院画家根据原本进行临摹。

更值得一提的是，获观倪瓒(款)《狮子林图》对于方琮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同年绘成的另一幅画作—《岁寒吟兴》中。两图对比，无论是层叠的假山、一字排开的屋宇，还是二株并排的松柏、院墙内外的修竹，《岁寒吟兴》都显现出倪瓒(款)《狮子林图》的画中元素。在《岁寒吟兴》册页中部下方的院墙外，我们再次见到那株形状奇特的令人过目不忘的梅树。

(清)方琮 山水八帧(之七《岁寒唫兴》)

纸本设色 纵25.7厘米 横6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岁寒吟兴》册页主题内容与狮子林并无关系，却出现诸多倪瓒(款)《狮子林图》画中元素。结合方琮曾于乾隆三十一年获观并临摹倪瓒(款)《狮子林图》的经历，不免使我们推想如此相似的原因是来自获观并临摹倪画的后续作用。临仿古画，向来就是宫廷画院训练画家提高技艺的一种方式。方琮很有可能将其临仿倪瓒画作的经验，运用到其他画作的绘制中去。

除去方琮，词臣画家董诰亦曾在乾隆帝的授意下，根据热河文园狮子林园景象，绘制了一卷《文园狮子林园图》。画面中表现的景致与倪瓒(款)《狮子林图》不全相同，但在整体构图以及供奉佛像的小香幢局部上，透露出倪瓒画作因素。

(清)董诰 文园狮子林园图

纸本设色 纵24厘米 横184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可见，宫廷画家、词臣画家所绘的《狮子林图》更多的是参考倪瓒笔下的狮林图像，而非亲眼所见的狮林实景。倪瓒(款)《狮子林图》对于清宫仿画的影响，远比苏州或京师狮子林园实景更大。在乾隆帝眼中，倪瓒(款)《狮子林图》才是复原狮子林园的根据所在，也是其于京师仿建狮子林园的精神范本，更是其及臣下仿画狮林景象的学习对象。

作者为北京画院理论部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大匠之门》第17辑《实景、图画与天下——倪瓒(款)<狮子林图>及其清宫仿画研究》

(编辑：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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