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洛阳城遗址，皇城、宫城（应天门、九州池、明堂）、郭城（定鼎门）

自1954年开始隋唐洛阳城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以来，国内知名科研院所等单位的众多专业人员投身其中，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已基本掌握了整个城址的平面布局、历史沿革和建筑风貌，摸清了整个城址的家底。研究人员先后开展了外郭城城址范围、形制以及一些城门位置的勘察，完成了对街道、里坊以及市场的勘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为配合基础设施建设，还多次有目的地对宫城、皇城等重要遗址进行了针对性的勘查和发掘，直到现在考古勘探工作都仍在陆陆续续开展着。

皇城，隋称太微城，又称南城，位于整个城址的西北部，是隋唐二朝的中央衙署和宗庙的所在地。整个皇城平面呈长字形，城内有南北四街，分东西列属文武百司的办公机构。皇城城墙高１２米，共有６个城门，如左掖门、端门、右掖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研究人员经过对皇城的考古勘察发现皇城的各面城垣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门址保存残缺不全，但基本可以确定右掖门、宾耀门、丽景门、宣辉门的位置，而左掖门和端门遗址由于南城垣被洛河侵毁已不复存在。在已发掘的皇城墙的所有门址中，只有南垣西面的右掖门保存较为完好，同时也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座城门。右掖门现位于洛河北岸的河滩地带，城门夯筑坚实，是一门三道式建筑，城门宽42米，每个门道均宽６米，门道进深17.5米。城门均有长方形的方砖包砌的痕迹。从发掘情况来看，除中门道外，东西两门道均被废弃物堆积，且有火烧的痕迹。由此可推测出三个门道的使用时间，东西门道毁坏于北宋战火中，而中门道则一直沿用至明代。

宫城是皇帝议事和居住地方，位于整个城址的西北隅，与皇城南北毗连，整个城址套入皇城北部。如今整个宫城城址已全部被压入新建城区，大致包含了玻璃厂门以东，西关以西，周公庙以北，陇海铁路以南。宫城平面的形状近似为长方形，南部与北部较短，东部和西部较宽，缺少东北、东南、西南以及其他角。据《大业杂记》记载：“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七尺。”

宫城内建有乾元殿、大业殿、武成殿、含元、贞观等几十座殿、阁、堂、院，设有五省、三台、五监、九寺等官署。宫城的正殿是乾阳殿，即明堂，是用以举行大典、祭祀等重要活动的场所。宫城的城墙为夯土结构，有用砖包砌的迹象，厚度为１６米左右，西南隅最厚处可达２０米，毁于唐末。宫城四周共建有１０座城门。南面正中间的则为建造的最为壮观的应天门（又称则天门）。目前已不同程度地调查发掘了宫城内的乾元门、天堂、宣政殿、流杯殿、弘徽殿、宫城西隔城南墙以及一些重要门址。

应天门，又称则天门，位于南城墙正中，建于隋初，废弃于北宋末，沿用时间长达三百多年，在当时主要是用于举行重大国家庆典和接见外宾，展示出皇家高贵典雅的风范。应天门遗址在今洛阳周公庙的西侧定鼎南路上，受城市建设的影响故该遗存破坏较为严重。有关此门的建筑形式，历史上有记载：“门有两重观，上曰紫薇观，左右连阙，阙高一百二十尺。”

整个门址包含了台、门道、隔墙、东西阙、东西飞廊、东西垛楼等部分，平面整体呈“凹”形。门址共有三个门道，皆宽５米，门道内地面铺有青石。大门的东西两侧，有两堵从北向南凸出的极为对称的夯土墙，每条墙宽17.5米，相距83米。经过多次考古发掘，现已基本掌握了门址的情况，为研究我国古代都城的建筑形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门址是由城门楼垛楼、阙楼等部分组成，并由中间走廊相连的建筑群，与北京明清紫禁城午门极为相似。

九州池分布在宫城的西北角，属于宫城中的一处宫廷园林。据记载，该池总占有面积十顷，北边有仁智殿，东边临归义门，池北有进水口，池南有出水口，池水深有一丈多，鱼鸟游憩于其中。池水周边建造有多处建筑，载种了各种花卉、植被。1960年，考古工作者结合史料记载和考古勘探，明确了九州池遗址的范围。之后又经过多次勘查和发掘，基本摸清了九州池遗址的情况。在遗址范围内，共探出多座小岛，此外在其中的三座岛上还发现了殿亭遗址，保存较好的一处长11.4米，宽8.58米，基址是用夯土所筑，四周用砖包起。在遗迹西南侧发现一处呈东西走向的大型廊房建筑，廊房建筑的东端还发现两条并列的下水道，东北流入九州池内。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所谓明堂，是天子“崇礼其祖，以配上帝”的极为神圣的场所，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礼制建筑。作为隋唐洛阳城宫城轴线上的正殿，明堂也是整个洛阳城中最壮观的建筑物。武则天听政初期（公元688年）“毁乾元殿，以其地作明堂”。据史载：“明堂高98米，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代表四时，各随方色；中层代表十二辰；上层代表二十四气，用圆形方盖，九条龙环绕周围，上面立有一只铁质的凤，高有３米多，外部还用黄金进行修饰。中间用巨大的木土环抱，上下通贯......明堂的最下面，修筑了一条渠，用来辟雍之象，称作万象神宫”。

明堂建成后，武则天又于公元689年又在明堂的旁边建造了礼佛场所“天堂”，主要用以供奉佛像，是武则天的礼佛场所。公元695年正月，明堂、天堂在同一场大火中被烧毁。1986年，为配合洛阳市的基建工程，考古人员又对明堂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

此次发掘工作成果显著，在遗址殿基的中间位置发现了一圆形大柱坑，坑口直径9.8米，坑深大于4米，此应为明堂基址中心柱的位置。在大柱坑的底部还发现了四块由大青石构成的巨型柱础。柱石的中心位置又发现了一处柱槽，为方形。在发现的巨型柱石的最外围还印刻有两圈细线。此外，在明堂遗址西北部还发现了夯土台基六处，但具体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郭城的平面近方形，郭城的城墙是由夯土所筑而成，城墙基址宽度可达１８米左右。据记载，郭城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南边要比北边更宽一些，城内分布着103个坊区，其中还包含了三个‘市’，并以洛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洛河以南的郭城，又叫洛南里坊区，考古勘探出南北向共计十二条街道，以及东西向共计六条街道。洛河以北的郭城，大部分属于洛北里坊区，勘探出南北向共计四条街道，东西向共计三条街道。郭城共有八面门，分布在南、北、东三个方向。

定鼎门为郭城正门，分布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始建于隋大业二年，沿用到北宋灭亡，使用时间长达521年。门址东侧夯墙加宽部分约9.7米，门道中填有不少砖瓦、石灰渣及烧土等，并普遍发现路土，与定鼎门街相对应。经考古勘查发现门址共有三个门道，总宽度达到２８米，东西两侧的门道宽度相同，约为７米，中间的门道略宽，达８米，中间的两堵隔墙宽达３米。而由于时间久远中门道已遭到严重的破坏，东西两侧的两个门道保存还较为完好，门道内路土上都有车辙的痕迹。此外，在门址南侧的南北向道路上，还清理出密集的人脚印和骆驼蹄印。定鼎门遗址的发现为隋唐城建筑体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载体。

规整的里坊布局是隋唐洛阳城的一大特色。隋唐洛阳东都城的里坊是城市居民的住宅区，以洛河为界分布在洛河南北两岸，坊内是纵横的街道。关于隋唐洛阳城的里坊的数量有多种说法，文献中的记载也不尽相同。据《隋书》载：“里一百三，市三。”《旧唐书》也有载：“都内纵横各１（Ｍ紆，街分１０３坊，２市。”从中可知大都认为是103个里坊，但在《大业杂记》中则记载：“洛南遗址区只有96坊，洛北有30坊。大街小陌，纵横相对。”则认为是126坊，与103坊这个数据略有出入。

经过1960年的考古勘探基本掌握了里坊遗址的布局和各个坊的位置。其中，在洛南共探出八十一坊二市，洛北共探出二十八坊一市。洛南的里坊区排布整齐，内由十字形的街道将其分割为边长为一里的方形区，周围筑坊墙，从而形成棋盘式的分布样式。在里坊里居住的人员不仅有王公贵族和高官显赫，还有周边各民族、外国贵族、胡商和传教的僧侣等。

1992年，考古人员对洛南履道坊内的白居易故居进行了发掘，主要发现了灰坑、宅院、水道、蓄水池、南园、酿酒遗址以及履道坊坊墙等残存遗迹。2011-2012年，考古工作者又对洛阳城南门定鼎门西侧南边的第一坊宁仁坊及其周边区域明教坊、从政坊进行了调查，弄清了其与相邻里坊及外郭城南墙之间的关系。根据多次考古勘探并结合文献资料，考古人员已经基本复原出来了一幅洛阳城郭里坊图。

隋炀帝时为储积从全国各地征调来的粮食和日用品，在洛阳修建了多座大型仓窑，用以储存粮食的国家仓库。据《通典﹒食货》卷十记载：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禀尚虚，议为水旱之备，置募运米丁......大业初年，隋炀帝又在通济渠西段，引黄河水入，并新修筑了一些仓窑，如洛口仓、回洛仓、以及含嘉仓等。含嘉仓遗址是隋唐东都洛阳城仓窑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史料记载，含嘉仓城分布在宫城东北角之外，东城北面含嘉门北，由城墙、道路、仓窑和管理区等部分组成。唐代前期，含嘉仓一直是当时最大型的官仓之一，在唐代的仓瘰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

武则天时期，含嘉仓充当了太仓的作用，主要为皇室和百司提供粮食。唐玄宗统治时期，含嘉仓依旧担负着太仓的职能，储藏着全国将近一半的粮食。1971年和1981年，考古工作人员先后多次对位于今洛阳老城区北侧的含嘉仓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基本掌握了仓城范围，发现仓城北墙与洛阳城的北墙吻合，共有四门。遗址内的粮窑分布较为密集，大都成行成排排列，共探出259个粮窑。

考古人员选取了其中的六个粮窑进行了重点发掘，发现仓窑大都呈口大底小的圆缸形，窑内且都均经烘烤，并有防潮设施。此外，在仓窑内还出土了少量的遗物。其中，出土的方形铭砖最为重要，铭砖上对仓窑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储量的数量、品种、来源等信息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据仓窑铭砖记载，含嘉仓仓窑储粮以粟和大米为主，而在发掘的仓窑内存有变质碳化的谷子也很好地印证了这点。通过对含嘉仓窑遗址的发掘，为充分了解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挖窑储粮方面的高度创造提供了重要资料。

上阳宫是东都洛阳城的主要宫殿，始建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67年），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听政之所。据《唐会要》载：“上阳宫在皇城之西南，苑之东垂也，南临洛水，西距谷水，东面即皇城右掖门之南”。可在此“上游于洛水之北，乘高临下，有登眺之美”。上阳宫内的建筑以华丽著称，唐代诗文中对于上阳宫的华丽恢弘多有咏叹，李庾《东都赋》、王建《上阳宫》等诗文中对此也都有精彩的描述。

东城建于隋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位于宫城的东面，自为一城。文献有关此城建造体制记载有所欠缺。整个东城城址平面为长方形，东西330米，南北1000米。东城有南、东、北三面门，分别是承福门、宣仁门、含嘉门，这些门都可通达含嘉城。城中有四条街，分布有尚书省、鸿胪寺、大理寺等中央机构。现今除东面的宣仁门外，遗址大部分都被现代建筑所压，夯墙已破坏无存。

隋唐洛阳城遗址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具体表现为：一是佛教文化。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隋唐时期佛教迅猛发展，特别是武则天时期崇信佛教，洛阳城内广建佛寺以供民众礼佛，如洛南里坊区的圣山寺、敬爱寺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二是园林文化。唐宋时期是洛阳私家园林发展较为繁盛，有“天下名园重洛阳”的美誉，当时的隋唐洛阳城洛南里坊区内就有各类宅园达100多座，如今还遗留着牛僧孺、白居易、邵雍等人的宅园。而这一时期的园林营造技艺、造园艺术等与前代相比趋于成熟，园林中除了自然景观的营建外，更加注重园区的空间艺术的营建。

三是名人文化。隋唐洛阳城作为当时的东都，集结了众多的文人墨客在此建宅居住，如诗人白居易、刘禹锡，北宋理学家邵雍等。现存洛南里坊区的白居易履道坊宅园就是白居易晚年寓居之所，在这里他完成了传世名作《长恨歌》、《琵琶行》等。再如邵雍安乐窝宅园，这是北宋理学家邵雍的日常活动起居之所，“安乐窝”的命名充分体现出其乐之心态和悠然闲适的生活追求。四是运河文化。隋唐时期的洛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交通枢纽，公元605年以洛阳为中心开凿隋唐大运河以贯通南北，由此带动了洛阳漕运产业的发展，并形成了以回洛仓、含嘉仓等大型仓窑为主的隋唐大运河仓储体系。今天在洛阳还留下了大量与运河有关的文化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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