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北镇辽代贵族墓现罕见三层壁画
新闻背景
辽代历经9任皇帝，分葬于5处帝陵。其中祖陵、怀陵、庆陵在今内蒙古，显陵和乾陵在我省医巫闾山附近。但由于资料缺乏，显陵和乾陵到底在哪里始终成谜。
据推测，辽代帝陵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地上、地下庞大建筑群，可能包括帝王玄宫；陵前建筑，如祭祀的享堂等；陪葬墓；陵园陵门；奉陵邑，即为保护陵园而设立的城池。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北镇先后发现多座高等级的陪葬墓，或是证明。
2012年开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陆续在医巫闾山附近150平方公里范围内调查，有了多处重要发现，2017年也颇有收获。
医巫闾山地区辽代帝陵，是我省继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
发现罕见辽墓彩色三层壁画
独特地下排水沟内塞满石球
小河北墓地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小河北村民组东北。2017年经批准，省考古所对其中两座墓葬进行考古发掘。编号为1的墓葬为砖室墓，凿岩为穴，由墓道、墓门、甬道、主室及耳室组成。
在通往墓室的墓道里，考古人员发现，东西两侧墙上隐约可见古代车的线条，这是发现的第一层壁画。随后，考古人员又发现了第二层壁画，但因年代久远，外边两层已模糊不清。
经过研究，考古人员决定将上边两层不具有保存价值的壁画清掉，在裸露出的第三层壁画中，出现了比较清晰的车、马、骆驼和人物彩色图案，保存相对较好，画工技艺精湛。
为何出现叠加的三层壁画？
推测或为合葬原因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介绍，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但是推测该墓葬是一座辽代中高级贵族墓，壁画有三层，说明这个墓有可能是一个合葬墓。
在辽代有夫妻合葬的情况，一方落葬以后，墓穴关闭；当另一方去世时，墓穴会被打开，将另一方也安葬进去。专家推测，可能在墓主人生前，这个墓穴包括壁画在内已经准备好，或许是准备了很多年，当墓主人去世时，壁画已经陈旧，于是有了第二层壁画；当另一方需要合葬时，又对墓内的壁画进行了修复，于是出现了第三层。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是否可能因为三人合葬而有了三层壁画？专家表示，因为盗墓严重，无法证实墓主人情况，因此也不排除任何可能。
除了墓道外，进入墓门以后，专家也在东耳室顶部发现有莲花纹图案，周壁有10个人物图案，从形象上看既包括契丹人，也有汉人形象。
地下排水沟为何铺满石球？
可能为排水和防盗
这座墓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安置了比较先进的排水系统。考古发掘显示，在墓道西壁一侧地下修了排水沟，这条沟渠进入墓门后在甬道处一分为二，进入墓室后从东侧一直通向墓外。也就是说，所有墓内积水，都会从这条排水沟流出。墓葬排水沟总长140米，排水沟下铺有15~22厘米大小不等的石球，石球上60厘米处铺有石板，石板上又铺了砖。墓葬中的水是从石板下石球的缝隙中流出的。
据专家推测，这些石球的作用，其一为了排水；其二也是因为毕竟排水沟很深，布满石球可防止盗墓者从排水沟进入墓室，起到防盗作用。
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随葬品综合分析，该墓地为辽代中晚期的家族墓地，年代推测在公元960年至1055年。
结合周边遗址等可知，该墓地属医巫闾山地区辽代帝陵的陪葬墓。
-北镇琉璃寺遗址
发现大量高等级建筑基址和瓦件
琉璃寺遗址在2017发掘区域内发现有辽、明、清三期文化遗存。发掘区域内发现有辽代大型建筑基址一座，座西北朝东南，整体呈“凸”字形，东部设有月台。
辽代台基的倒塌堆积中，出土大量的建筑构件及铁器。琉璃建筑构件见有板瓦、筒瓦、鸱吻残块及脊兽残块等。灰陶建筑构件主要为板瓦及筒瓦，另见有沟纹砖、檐头板瓦、莲花纹瓦当、龙纹瓦当、龙纹滴水等。石质建筑构件均为栏板残块和廊柱，栏板残块上均雕刻有人物等图案。铁器多为瓦钉。
琉璃寺遗址发现了大量高等级建筑基址和瓦件，推测为医巫闾山辽代帝陵中的一处重要陵前建筑遗址。对于确定其性质，廓清医巫闾山辽代帝陵的布局，确定显、乾二陵皇陵玄宫位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北镇新立辽代遗址
屋顶建筑构件几乎全为绿色琉璃件
新立辽代建筑遗址经过2017年度发掘，揭露出一组相对较完整的建筑址。该组建筑是由主殿、南部殿门和四周附属的廊庑组成的一组封闭的院落单元。大殿面阔5间、进深4间，台基中部有减柱现象。
出土遗物多为建筑构件，主要有筒瓦、板瓦、瓦当、滴水、脊兽、鸱吻、青砖、础石、理石、铁钉等，其中屋顶所用建筑构件几乎全为绿色琉璃件，偶有极个别灰瓦件。各类琉璃构件胎体细腻，烧造温度高，坚硬结实，装饰风格统一。
新立辽代建筑遗址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一处珍贵辽代建筑实例，为研究古代建筑提供了珍贵资料。同时对它的发掘与研究，对推动医巫闾山辽代帝陵的研究意义重大。
在房址外发现一把青铜短剑
北崴遗址位于沈阳新民市一处沙台地附近，是蒲河流域一处青铜时代遗址，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夹砂陶片、少量石器、极少量的青铜制品。特别是一把青铜短剑的出土，尤其引人关注。这把青铜短剑是在一座房址的外侧发现的，并非随葬品，因此极具研究价值。
北崴遗址的文化性质主体是新乐上层文化，并可能存在晚于新乐上层文化的考古学遗存。特别是青铜短剑和扇形铜斧石范的出土，对于完善沈阳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探讨东北系青铜短剑的起源有重要意义。
-康平张家窑林场辽墓群
出土了银丝网络、银鎏金面具
张家窑林场辽墓群，自1980年以来经过多次抢救性发掘。本年度清理大型高等级砖室墓3座，中型石室墓2座。其中3号墓室结构完整，未经盗掘。2号和4号墓有墓椁室、棺椁，出土银丝网络、银鎏金面具等高等级葬具。墓群共计出土陶瓷、金银、铜、铁、玉石、玛瑙、琥珀、玻璃等器物近400件，其中包括完整的宋辽瓷器和制作精美的辽代金银器、玉石玛瑙装饰品等珍贵文物数十件。
这里是一处由多个墓群和遗址构成的辽代契丹族大型聚落遗址群。
-阜新他尺西沟遗址
出土日常所用的陶、石质遗物
阜新他尺西沟遗址与查海遗址直线距离8公里，于1982年调查时发现。2017年6月~11月，辽宁大学考古系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清理房址12座，壕沟2条。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室内中部有一灶，室内出有大量日常生活所用的陶、石质遗物，主要分布在穴壁四周。
本次发掘出土遗物近2500件，其中陶器400余件，有斜腹罐、直腹罐、鼓腹罐、杯等；大型石器600余件，细石器1450余件；玉器8件，器形只有玉斧一种。
通过发掘，确认他尺西沟遗址的文化性质与附近的查海遗址相同，为一处单纯的兴隆洼文化聚落。
-大连鞍子山积石冢
鞍子山积石冢遗址发掘历时三年，共清理墓室133个。每个冢体早期墓室均建在山脊上。多为单人墓葬，少数墓葬发现有多人合葬或二次葬现象。人骨朝向多为头西足东，少数头南足北。
墓地出土陶器既有大连本土的陶器，也出土磨光黑陶、蛋壳陶、觚形杯、单把杯等具有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的陶器。出土的玉器中，以牙璧和方璧最具特点，玉珠与玉环达数十件，十分罕见。年代应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
大连鞍子山积石冢的考古发掘，为研究辽东半岛先秦时期积石冢墓葬形制和结构，提供了珍贵材料。
发现较大红山文化中型聚落遗址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在未来五年，连续开展大凌河中上游红山文化遗存调查工作。2017年调查共发现先秦时期遗址410余处，其中，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146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分布面积上，较过去都有极大的突破。
燕文化对东北影响或推早至春秋早期
遗存可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东周两个时期。东周时期遗迹数量较多。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其中陶器以豆和罐最常见，还有盆、甑、壶等。石器、骨器和铜器的数量不多。在发掘中发现了春秋早期燕国的一种宽刀币，说明燕文化对东北地区的影响，可能将因此而推早至春秋早期或更早一些。
-阜新高林台城址
城址含战国、汉、三燕、唐四时期遗存
2017年度发掘清理建筑址1处、水井1眼、灰坑124座、灰沟8条，出土各类陶、铜、铁器等计500余件。遗存年代上启战国，下至唐代。
考古证明，城址内包含有战国、汉、三燕、唐四个时期的遗存。其城防体系始成于战国，汉代沿用，唐代时亦为中央王朝在北方地区的重要据点。今年新发现的三燕时期遗存，也对研究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疆域提供了新的依据。
填补区域内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空白
城山遗址共揭示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中期、晚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四期遗存。新石器时代尚未发现遗迹，遗物以夹细砂褐陶的陶片为代表。青铜时代年代为商末周初至两周之际。魏晋南北朝时期应是高句丽遗存，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四世纪前后。上述资料的取得，能填补区域内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空白。
-桓仁小北旺墓群
反映了早期高句丽文化因素多元性
共发现墓葬18座，青铜时代墓葬2座。高句丽早期墓葬共12座。出土陶壶、陶罐、陶杯、陶纺轮、青铜剑尖部、铜镯、铜耳环、铜带扣、铜带钩、铁镞、铁削、铁环玛瑙珠、玻璃珠等遗物。反映了早期高句丽文化因素的多元性和族属来源的复杂性。
为研究高句丽门址形制提供重要资料
青石岭山城目前发现门址六处。对4号门址(西墙南门)进行发掘，门道北侧发现类似于“墩台”的大型结构。“墩台”内部发现有夯土城墙，夯层厚约10厘米。“墩台”北侧发现连接山城的石筑城墙。倒塌堆积中发现了高句丽陶器、瓦件、铁器等遗物。“墩台”及门道的发现，为研究高句丽门址的形制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修复保护
去年修复玉器、铁器等文物百余件
2017年省文物考古所开展了四项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的实施工作，全年累计修复文物百余件，涉及器物材质包括石器、玉器、铁器等。配合北镇小河北辽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完成了该墓考古发现壁画的清理工作，并参与了壁画的保护揭取工作。华商晨报记者高巍
一座距今千年、屡次被盗的辽代贵族墓葬，陪葬器物多被破坏严重所剩无几，连墓主的墓志碑也只剩残块。然而，考古人员却在这座墓的墓道中发现了罕见的三层叠加彩色壁画，这些献给另一个世界的绘画，是盗墓者永远无法盗走的遗产。
昨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行2017年度辽宁省考古业务汇报会，与会专家对我省2017年的13处重要考古发现以及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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