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与日月同辉的华夏第一城——石峁遗址

夕阳下的石峁遗址——皇城台

（国宝档案-石峁遗址视频）

您将会在下文看到：

石峁遗址在哪里？

石峁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

石峁遗址发现了什么？

石峁遗址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是什么？

石峁遗址留给我们哪些问题和思考？

1.石峁遗址在哪里？

陕北神木——现今以盛产煤炭而为世人所知。

神木市（县级市）隶属陕西省榆林市，地处陕西、山西和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带，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接壤，东隔黄河与山西省吕梁市相望。地貌以黄土梁峁、剥蚀山丘、沙漠滩地为主。

神木地图

从神木市出发，往西南40多公里来到高家堡镇。从高家堡镇东边的一条小路，开始爬山，蜿转而上三四公里，就到了石峁。

高家堡镇和石峁遗址地图

石峁遗址的发现让这个平凡的小镇声名鹊起。

高家堡镇

秃尾河（属黄河一级支流）流经此镇，河流东西两岸地貌差异明显，西侧沙梁绵延，东部梁峁纵横，秀尾河众多支流即发源于东岸梁峁山地中。石峁遗址就位于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处，地表沟壑纵横、支离破碎，海拔在1100-1300米之间。

石峁遗址位置图

2.石峁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

“石峁”最早因大量流散于海外和一些文博单位收藏的玉器而闻名。

上世纪20-30年代，石峁就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这些精美的玉器现已大多散失海外，被大英博物馆、科隆远东博物馆、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白鹤美术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世界著名机构收藏，“石峁玉器”声名远扬。据专家粗略估计，目前流失在海外的石峁玉器有4000件左右。

石峁玉器

在“石峁玉器”出名半个多世纪后的1976年，当时就职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戴应新先生根据民间提供的线索，到神木石峁考察，才拉开了石峁科学发掘的序幕。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最初的十年，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在石峁先后开展了调查及小面积发掘，对石峁遗址虽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但仍然没有解决该遗址的规模、年代及文化背景等问题。

2011年7月至9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

2012年，联合考古队重点发掘了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及城内部分遗迹，取得了重要收获。

2012年石峁遗址被评为“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国内专家用“石破天惊”形容它，因为包括《史记》在内的任何文字都没有对它的记载，但它却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史前城址。

2013年8月，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中国石峁遗址与浙江良渚遗址共同入选10项“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2016年考古工作者对皇城台进行了重点发掘。

3.石峁遗址发现了什么？

▌3.1石峁遗址的时代

考古工作者在石峁发现了由“皇城台”（皇城台是当地百姓对石峁城址内一处石砌台地的称呼）、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的石砌城垣。据初步研究，石峁城址初建于龙山时代中期或略晚（距今4300年前后），沿用至夏时期毁弃（距今3800年前后），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堪称“华夏第一城”。在规模上大于西安杨官寨遗址（80多万平方米，距今6000年左右），也远大于年代相近的浙江良渚遗址（300多万平方米）、山西南部襄汾陶寺遗址（270万平方米）等。城内采集遗物的时代不晚于夏时期。出土了玉器、壁画及大量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

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县（今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而得名，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分布于山东省、江苏北部、辽东半岛等地。石器多磨制精美、穿孔技术发达；陶器中黑陶特别发达，器壁较薄，有些仅厚0.5-1.0毫米，又称“蛋壳陶”。

因“龙山文化”之名，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也被称之为“龙山时代”或“龙山时期”。

石峁城

▌3.2发现的遗迹

遗迹，考古学术语。指不可移动的古代遗存。包括遗址、墓葬、灰坑、窑址、窖藏、房屋及游牧民族所遗留下的活动痕迹等。

2016年考古工作者对皇城台进行了重点发掘。皇城台是距今4300多年前的以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为核心的宫城区，多达九级的堑山而砌的护坡石墙环裹着状若“金字塔”般的台体，高大巍峨，固若金汤。

石峁遗址皇城台复原示意图

台顶面积8万余平方米，有夯土基础、池苑等建筑。

皇城台东部地形及发掘位置（东→西）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在已发掘的皇城台二、三级石墙墙体内，有横向插入用于支撑的纴（rèn）木，纴木下面还用石板支护。这和宋《营造法式》记载的“筑城时，城每高五尺，横用纴木一排”的记载吻合，但过去认为一般在汉代才开始使用这种技术。

护墙上的纴木洞和洞外石板（南→北）

护墙上的纴木

考古工作者在皇城台区域发现的瓮城、广场都保存完好。皇城台门址前设置瓮城及广场的做法开创了我国都城正门结构的先河。

皇城台门址平面图（上为西）

内城城墙（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而建，大致呈东北-西南向的椭圆形）

外城城墙（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

外城东门址位于外城东北部，门道为东北向，由内、外两重瓮城，以及门道、砌石夯土墩台、门塾、马面等设施组成。总面积达2500平方米。外城东门址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结构清晰、设计精巧、保存完整、装饰华丽的城门遗迹，因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鸟瞰（西－东）

东门遗址复原示意图

墩台（一般修建于城门左右两侧，可以从三面攻击进入城门的敌人）

马面（突出于城垣外侧的一种台状城垣附属性设施，不仅可以加固城墙本体，还有利于防守）

从石峁遗址开始发掘，考古人员就一直在寻找它的作坊遗迹，直到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发掘后才明确了骨器作坊和石器作坊的存在。这也进一步证明石峁遗址皇城台区域不仅是贵族的活动区域，也是4000多年前拥有先进工艺技术的手工作坊区。

▌3.3发现的遗物

遗物，考古学术语。是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生产工具、武器、日用器具及装饰品等。遗物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

目前为止，石峁遗址发现的遗物有玉器、铜器、石范、骨器、壁画及陶瓦残片等。

考古发掘出埋在石峁石墙里的完整玉器，证明“石峁玉器”名不虚传，流散各地的石峁玉器也因此被“正名”。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和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

外瓮城出土玉钺

从共存陶器来看，石峁遗址出土的铜器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时期。是中国早期铜器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尤为重要的是夯实了河套地区在中国铜器起源和传播过程中的地位。

皇城台出土铜范和铜刀

出土陶器

石峁遗址出土的大量骨器，制作精美，代表了当时先进的手工技术。这也是陕北地区第一次发现4000多年前龙山时期的骨器加工厂遗存。

皇城台护墙外堆积出土骨针

考古工作者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内还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近200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墙体上。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绿四种颜色绘出各种几何图案。石峁壁画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出土数量最多的史前壁画，为研究中国壁画发展史、早期壁画的艺术特征和制作工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石峁遗址出土壁画

石峁遗址皇城台东墙北坡内出土约200件陶瓦残片。石峁陶瓦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现数量最大、区域位置最北端的重要发现，对探讨中国早期建筑材料及建筑史具有重要意义。

皇城台护墙堆积内出土陶瓦

4.石峁遗址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是什么？

▌4.1中国早期文明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美国学者摩尔根、英国学者戈登.柴尔德、中国学者张光直、李济、夏鼐、朱凤瀚、徐苹芳、李学勤等，都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构成要素提出自己的看法。综合各位学者的看法，从考古学方面看，中国早期文明的构成要素主要有文字、青铜器、都邑和礼制遗存这几项。

▌4.2石峁遗址和中国早期文明之间的关系

▌4.2.1青铜器

中国境内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时期（公元前2100至公元前1800年）使用和制造铜器，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所证实。

考古学者在石峁皇城台发掘出土了铜刀、铜镞、石范等遗物，同层共出的典型陶片年代似不晚于公元前1800年。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时期的石峁先民有可能在本地生产了自用铜器。

皇城台出土铜刀

▌4.2.2都邑

有考古专家对石峁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石峁古城的格局，很有一点今天北京、西安、广州格局的意味。” 从皇城台的区位及高度探测分析，它是整个古城的核心区。与内、外两城不同的是，皇城台没有明显石墙，全是斩山砌筑的护坡墙体，布满古铜色的锈迹，保存完好，有的高达20余米，斜收趋势明显，有层阶。形状酷似“金字塔”。

海外考古学者称赞“石峁是个奇迹”，“是中国的金字塔”，它与埃及金字塔是同一个时期，都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学者甚至大胆推测：石峁可能是夏的第一个都城。

从陕北榆林地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可知，其新石器时代遗址有4446 处，其中面积在1 万平方米以下者2982 处，1 万～50 万平方米者1452 处，50万～100 万平方米者11 处，100 万平方米以上者仅石峁遗址1 处。石峁遗址很有可能是陕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某种考古学文化的中心城址。

▌4.2.3礼制遗存

石峁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其中有126件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其中大部分是与祭祀、崇拜有关的礼器。

牙璋，祭奠典礼仪式中用的礼玉。有学者认为，牙璋是东亚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物质标志。

石峁遗址出土牙璋

石峁遗址出土玉器

石峁古城还有一个让人惊悚的发现：城墙东门路面下和墙基外侧有两处集中埋放人头的遗迹，每处都是24个人头。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

头骨坑

考古学者认为，先民建造城池用砍人头的行为作为奠基礼，这和建筑用玉辟邪的目的是一致的。龙山时代在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城址中都发现了奠基类遗存，且逐渐使用动物和人作为牺牲。但石峁遗址所使用的牺牲之重要、数量之众多，远远胜于龙山时代的其它城址。

▌4.2.4文字

甲骨文并非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事实上文字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考古学研究表明文字的起源过程大体上是：史前陶器刻画符号（萌芽阶段）-陶文（过渡阶段）-甲骨文（成熟阶段）。

从目前石峁遗址的发掘遗物来看，虽然还没有发现陶文，但是相信随着发掘的继续深入，越来越多的材料会打破我们已有的认知。

▌4.3文明起源研究什么？

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探索文明各要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如何演化到较高阶段而导致文明时代开始的，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研究。

学者们认为中国文明时代诸因素的起源应当在新石器时代去寻找。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城址、铜器、宗教建筑甚至萌芽状态的文字等，均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特别是距今5000-4000年的新时期时代晚期或曰龙山时代，这一时期是史前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大部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把文明起源的重点放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4.4文明起源理论有哪些？

苏秉琦先生提出多元文明起源观：“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统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

通过区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得到不断更新，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

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和不平衡发展的，是一个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格局，“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各文化中心区的中间，易于接受周围文化区的先进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进下最先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成为这种多远一体结构的核心。”

“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理论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4.5文明起源模式

苏秉琦先生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模式

中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经历的三部曲：

1.从民族到国家的起步，从万年前到距今6000年；其中，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为距今6000-4000年；

2. 方国，距今4000-2000年，即史书记载的夏商周三代；

3. 中华一统实体，即帝国，距今约2000年以后。

苏先生指出“古国”阶段为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基基础，距今四五千年间最为明显。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正是一个“执玉帛者万国”的古国时代。

考古学者初步认定石峁城址也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城”、“古国”、“帝国”三步曲中的古国阶段。对于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意义。

5.石峁遗址留给我们哪些问题和思考？

从中国文明起源形成这个视角看，如苏秉琦先生讲的是满天星斗，文明形成的模式也不是只有一个。

石峁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打开了一扇新大门，石峁遗址带给我们的很多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的发掘和探索来解答：

1.石峁城址面积400万平方米以上，城内的具体布局是什么样？石城工程量非常大，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周围和它配套的资源有哪些？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是什么？

2.环境变迁与人类的关系是什么？石峁遗址有其特殊的生态环境特点，是长城沿线传统的农牧交错带，在交汇处出现这么大一个遗址，它在早期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3.原来有人认为北方文明不太发达，石峁城址的发现改变了我们的认知，石峁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当中占据什么地位？是什么模式？

当然，正如范毓周先生所说：“毫无疑问，我们在运用考古资料进行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研究时，需要从考古资料本身呈现的文化现象归纳和总结理论认识，而不是靠现成的理论和概念、范畴来做认为的随意阐释”。这也是我们在进行石峁遗址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我们对石峁遗址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入。但是，就像李学勤先生所说：“石峁的价值不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完全认识的。对这项考古工作要有更长远的准备，应该做十年设想、百年谋略，要好几代人才能把它搞清楚。”

作者的题外话：

一般来说，史前文化给我们的直观印象是博物馆展柜里呈现的灰突突的石器、陶器，有装饰的彩陶和玉器已经算这一时期最具美感的器物了。事实上，仅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史前时期的器物和历史时期的器物整体相比，确实逊色不少。

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史前文化？

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这三个终极哲学话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延续了五千年的中国文明是唯一延绵不断的一个文明，中国文明的起源在哪里？文明从0到1的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的基因携带了历史的记忆，知道来时的路，方能走得更远更好。

石峁遗址中的道路

我们为什么需要史前考古？

文字的出现是划分“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两大发展阶段的标志。因为没有文字，史前考古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张光直先生曾说“史前人类历史的全部资料，都是由考古学产生的”。可以说，中国的史前史是考古学家们从地下用锄头挖、用手铲刮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前考古（prehistoric archaeology），才是真正的“考古”。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石峁遗址人头骨

希望通过对本文的阅读，能激发起您对史前文化和史前考古的一些好奇和思考，想深入了解更多，可以参考文末的推荐阅读书单。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后阳湾 、呼家洼地点试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5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考古》2017年第7期。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神木石峁遗址座谈会纪要》，《考古与文物》， 2013年第3期。

叶舒宪： 《玉石之路与华夏文明的资源依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张宏彦：《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科学出版社，2011年。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10期。

李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苏秉琦：《中国文明的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8年。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3期。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谨致谢忱！

作者：Malaney Wu

责编：王晓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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