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坟墓，竟是丰富的书法宝库！✅

1959发掘的河北定县北庄子汉墓是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的儿刘焉的墓,他被打下天下的牛人老爸封为中山简王,可惜他只活了36岁(汉代的皇帝和诸侯大多短命。刘邦大约是中了魔咒)。但,这个墓是地地道道的书法宝库!

这个东汉大墓出土了许许多多宝贝。但我只感兴趣的是它的书法。它总共出土了4000块墓石,俗称黄肠石。其中有634块上有刊刻有字迹。这些字迹,点画坚实、古拙质朴、气度开阔,属篆隶过渡字体,并兼有楷书的意味(其实,楷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它是后来产生的南北朝碑版书法(俗称“魏碑”或“北碑”)的前身,两者一脉相承。

在这个墓的墓室顶部,还有许多的手书字迹,分别是《急就章》(片断)和天干地支,前者用白粉书写,后者用墨汁书写。这些手书字迹与黄肠石上的铭文非常不同。它笔画流畅、运笔随意,结字已蜕尽篆书的痕迹,虽仍属隶书,但已有明显的行书、草书意味,部分笔画已非标准的八分书,而趋向楷书,有明显的看提按用笔。这些手书字体的书写技巧和水平虽谈上高明,但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字-书法的走向。是研究中国文字与书法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原始原料。

秦汉至魏晋,是中国文字-书法发展史上最具决定意义的时刻,它笔法最为丰富、结字最为多样、内涵最为深邃。这是一个完完全全多元的时代。但在以往,我们常常用线性的单一目光来打量古代中国书法史,以为在某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只会有一种固定的样式、笔法和书体存在,北庄子汉墓的石刻铭文和手书字迹完全打破了这一定论——在那个变动的年代,笔法和字体多样并存,并行不悖。

南朝人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评论锺繇时说:“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日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大约,这里所说的铭石之书就是北庄子汉墓中黄肠石的刻石,而行狎书就是墓顶上的那种字。它们的功用不同、书刻的手段不同、材质不同,于是也就有了不同的写法和样式。

PS,汉代的《急就章》与后来出现的《千字文》(南朝周兴嗣编)是古代中国人最基本的识字课本。虽说它“基本”,但无论涵义、意韵,还是音律都达到了某种极致。与之相比,一两千年之后处处“先进”的我们,所用的识字课本真是“小儿科”。

所以,千万别小瞧古人!

汉代中山简王刘焉墓室隶书真迹

中山简王刘焉的陵墓自从1959年挖掘以来,墓中除了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就要数黄肠石题刻最为宝贵。但是墓中还有一个珍贵的文物,被书法界长期忽视,那就是刘焉墓中的汉代隶书遗迹了。这些文字写在墓室和墓道的顶部的砖上,写的内容是《急就章》的句子和天干地支。文字大约二十厘米,体呈白色。书风飘逸洒脱,古朴灵动,呈现出汉代人昂扬大气的精神面貌。

自从清代碑学兴盛,金石考证之风大兴,一代代金石学家对新出土文字资料的占有和研究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对汉代的碑刻,清人曾经说过“汉隶三字为宝”,可见痴迷程度。但是长久以来,人们对汉隶的理解基本停留在汉代碑刻的八分隶书上。但是碑刻在加工过程中会受到刻碑方法的影响,还有出于庄严肃穆的字体的需要,装饰化越来越强,逐渐形成了《熹平石经》那样的折刀头样式。这并不能真实反应汉代人的日常书写习惯。

二十世纪以来,敦煌、武威、居延等地相继出土汉简,王国维《流沙坠简》成书,使汉简成了一门显学。古代“孔子壁中经”和“汲冢竹书”的故事也不再是传说。地不爱宝,一直到现在,每过几年都能听到新的简帛资料出土的消息。从简帛去看汉人手书的面貌,当然是鲜活生动的,但竹简的形制一般都很小,大概只有0.5㎝宽,小字如群蚁排衙密密麻麻,书法家在借鉴创作的时候,对汉人的笔法的研究和理解,都有相当的难度。而且简牍墨迹字径非常小,把它放大以后,笔法上要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很难适应当下创作巨幅作品要求。

幸运的是,中山简王刘焉的墓中汉代大字隶书遗迹非常清晰地展现了汉代隶书的真实面貌,为当下创作巨幅隶书作品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资源,也对我们研究汉代隶书的草化提供了一个契机。

以下为墓中汉隶墨迹实拍,建议在WiFi环境下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