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古碑 撩开神秘面纱
摩崖碑全貌
定襄县城东南有座居士山,山顶上有一座孤零零凸起的巨石,巨石不知什么年代被人工镂刻成硕大的摩崖石刻,石刻上的字历经千年沧桑,早已漫漶不清。90 多年来,众多专家学者前去考证,有说是北魏尔朱荣的碑,有说是曹魏时期的碑。最近,忻州市文物管理处联合浙江大学,用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在电脑上逐字辨识出碑额中“晋”字以及碑文中“奋字玄威”等内容,后经与《晋书》等史料相印证,确认该碑为西晋“使持节监并州诸军事”胡奋,即晋武帝司马炎的老丈人,在平定并州战乱后的登高纪功碑。专家们不仅辨认出是西晋的石碑,而且被省博物馆的专家肯定为迄今为止山西省首次发现的西晋石碑。这不仅是我国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文物考古方面的重大成果,更是我市文物考古领域上的一项重大突破。
近百年考证扑朔迷离
定襄县城东南十五里,海拔1429 米,居士山山脊,顺着千年古道蹒跚而上,在满是乱石与杂草的山脊上,一块高近2.8 米、宽约1.3 米的摩崖碑,被自然侵蚀,字迹模糊。
早在1923 年,当地乡绅牛诚修首次发现并著述,从碑文“大檀侯之曾孙”几字推断碑主为柔然大檀曾孙尔朱荣,为尔朱荣平乱登高碑;
2003 年,忻州市文物管理处联合山西大学,对碑刻进行拓印并识读,在原有基础上多认得72 字,但年代及碑主并无突破;
2008 年,曾任大同高专党委书记、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朝史研究基地主任、《北朝研究》主编殷宪,在中国权威学术刊物《文史》杂志第四期上刊登了《山西定襄居士山曹魏监并州诸军事冠军将军碑考略》一文,论证定襄居士山的摩崖石碑是曹魏青龙元年秦朗碑,将牛诚修的北魏说改成曹魏说后,年代又提前了二三百年。一时间,忻州关心居士山的人们精神振奋,欢呼不已。
随后,研究七岩山居士山的专家、出版过《七岩山志》的忻州日报社高级编辑任复兴,发表了《反贪英雄尔朱荣碑》的文章,仍然坚持着北魏的观点。前期的考证论证,让居士山摩崖碑在历史中跌跌撞撞,却始终未有定论。居士山摩崖碑的谜团随之越滚越大,困扰着当地考古学者。山西博物院渠传福说,解码居士山摩崖碑最大的阻力正在于此,斑驳的碑文,让猜测都成为妄想。
转机就在高科技
居士山摩崖碑的谜团困扰着忻州的考古学者。李培林是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副处长,自20 多年前进入文物管理处后就开始研究居士山摩崖碑。他针对先前研究结果将碑锁定在魏晋南北朝,并潜心研读这段历史。他说:“我在等待,总有一天通过技术手段能将磨蚀的碑文找回来。”
转机出现在三年前。2013 年,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采用浙大高保真壁画三维数字化技术对位于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进行数字化采集和保护,北魏晚期珍贵壁画被一笔一划精确记录,这让发掘主持者之一的渠传福教授感到“人类文明的历史终于可以通过数字还原并保留”。
2015 年,在山西省文物局支持下,忻州市文物管理处与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再次合作,并与定襄县文物管理所一道,展开对七岩山、居士山佛教遗存和重要文化遗迹的调查,居士山摩崖碑作为整个项目中的一个重点,被全方位记录下来。
2015 年9 月,市文管处和浙江大学的专家们,爬上高高的居士山巅,倚着摩崖搭架子、打网格、吊线,在青山之巅、白云之间,铺开了新的画图。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数字工程师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每天踩着露水而来,踏着晚霞而归。经过前后共一个月的采集、扫描、归档,利用激光三维扫描仪、多图像三维建模技术、自动纹理映射技术等多项综合技术,全方位采集了居士山摩崖碑的每一处文明印记。
专家在精心辨析碑文
数字化技术解开谜团
时间:2016 年5 月10 日。
人物:曹锦炎:曾任浙江博物馆馆长、浙江考古研究所所长,现任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著名古文字学家,有丰富的辨认古文字经验。
渠传福,山西省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郭银堂,文物考古专家,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处长。
李培林,文物考古专家,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副处长,忻州市长城学会副会长,忻州市政协常委。
赵瑞民,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李志荣,女,山西代县人,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宿白教授的博士生,先在北大教授古建筑专业,后到浙江大学,任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助理、教授。
吴毅强,山西平陆人,浙江大学博士后,曹锦炎教授的学生,毕业后留在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
被风雨磨蚀的居士山摩崖碑在电脑屏幕上变得清晰立体,随着高保真三维模型的生成,解开历史谜团的时刻到来了。10 日上午,上述学者定睛望向碑额上隐约的“三”字样的符号,既像是三横,又像是某个字的一部分,有人开始认为是“奉”字或“秦”字。
一旁,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数字工程师黄硕点击着鼠标,调整着字的角度、光线和阴影,就在这时,三横下方隐隐约约呈现出一个“日”字。“晋!”,“繁体字晋!”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几个人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如果按照古时碑额的体例,开头一般为国号,后跟人名,如果是“晋”字,那就意味着居士山摩崖碑的年代为“晋”,这是解决全部碑文最为关键的字, 让扑朔迷离的猜测逐渐变得明晰。
认定了这个“晋”字后,一直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文化的李培林,开始在脑海中迅速搜寻关于东晋、西晋两个朝代的人物,根据碑文中“官君元子長融年在弱冠实颜子卓然之才遭命”,结合《晋书胡奋传》中“奋唯有一子,为南阳王友,早亡。”和“匈奴中郎将刘猛叛,使骁骑路蕃讨之,以奋为监军。”等内容,马上想到一个人名——“胡奋”。
随着鼠标往下拉,紧接着通过高保真三维数字技术找见了碑文中“奋字玄威”几个字,激动得他马上跳了起来,喊出了一个人名:“胡奋!”这是西晋“使持节监并州诸军事”,即晋武帝司马炎的老丈人。时间定格在12 点32 分,这是里程碑式的时刻!先进的三维数字技术、坚守的考古学家,让逐渐消逝的文明足迹,还原出历史本貌。
一上午的劳累,攻关团队在中午吃快餐盒饭时,李培林又给大家讲述了西晋的历史和胡奋的情况,饭后大家马上查阅了《晋书》,得到的信息是:“胡奋,字玄威”,碑中的地名、职官等信息与西晋的历史完全吻合!碑文中的年代、人物的确认,对山西省考古学界来讲,是个历史性突破。山西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渠传福激动地说:“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的西晋石碑大多是以地下出土为主,而地上摩崖碑则少之又少,这是迄今为止山西省确认的第一块西晋碑。胡奋平定并州战乱的西晋时期,正处于五胡乱华的前期,这一时期史书上记载的民族历史事件又相对较少,所以这一碑文年代、人物的确认,对研究山西魏晋南北朝民族文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此碑更多的历史价值,专家还将在进一步辨识碑文的基础上进行考证。
由于岁月的剥蚀,西晋古碑的信息是不够完整的,我们虽然无法考证立碑的具体时间在哪一年,是胡奋活着的时候所刻,还是死后所刻?是平乱的当年所刻,还是过后所刻?如果是胡奋死的那一年立碑,也已1728 年了。在胡奋去世两年后的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也病逝,可以断定,在司马炎死后不可能再有人给前朝皇帝的老丈人立碑。据碑文所载的登高纪功的内容推断,这块古碑应当是平乱不久所立,应当在1730 年之前。
胡奋何人?
胡奋(?——公元288 年),字玄威,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曹魏车骑将军、阴密侯胡遵之子,西晋将领、外戚。胡奋性开朗,有谋略,少好武事。早年效力军中,司马懿率军征讨公孙渊时,胡奋以平民身份随军出征,深受司马懿喜爱。后拜官校尉,再出任徐州刺史。与路蕃联合,平定匈奴刘猛叛乱,建立赫赫军功,升任征南将军、散骑常侍。胡奋晚年好读书学习,文章写得很好,名声很大,而为官所到之处,口碑颇佳。泰始末年,其女儿胡芳入选后宫,被晋武帝封为贵人,这样胡奋就成为晋武帝司马炎的老岳父。因此,晋武帝对胡奋十分信任,先后官拜左仆射、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咸宁二年(公元276 年)二月,胡人侵犯西晋边塞,这是西晋时期中国北方“五胡乱华”的萌兆。胡奋率军平乱。为了昭彰铭记胡奋平定并州胡人反乱的功绩,胡奋的将属便在居士山巅刻了这座巨大的摩崖石碑。如果不是像胡奋这样的外戚,皇帝的老丈人,其他人即使再有功绩,敢不敢树立如此的巨碑,也未可知。
胡奋是西晋的大将军,他征战时,都城在洛阳,可是为何将表彰他战绩的碑铭刻在定襄居士山?居士山周围很可能就是当年胡奋平乱的战胜地,这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太康九年(公元288 年),胡奋在官任上去世,朝廷追赠他为车骑将军,谥号“壮”,晋武帝司马炎评价说:“议郎胡奋,开爽忠亮,有文武才干,历位外内,涉练戎事,威略之声,著于方外”。初唐良相房玄龄主编的《晋书》中对胡奋作出这样的评价:“奋,性开朗,有筹略,少好武事。”“奋家世将门,晚乃好学,有刀笔之用,所在有声绩,居边特有威惠。”
浙江山西共欢呼
在忻州市文管处和浙江大学等组成的联合攻关团队取得这一重大科技成果后,随即就向社会公布,5 月11 日,《浙江日报》社记者李文芳和通讯员周炜赶到浙江大学,采访了这一劳苦功高的团队,然后马上撰出一篇长稿,标题为《依托浙大三维数字技术读出关键文字专家识别出西晋古碑》,在5 月12 日《浙江日报》第13 版即文化版的头条位置隆重推出。文中充分肯定了浙江大学的成果:“浙大数字化考古,正依托技术的力量,解开一个个历史的困惑,让文明之光更加明亮。”
在《浙江日报》推出长篇通讯后,许多网站马上进行转载。之后,新华社、光明网、《科技日报》、《中国文物报》、《山西日报》、《山西晚报》等媒体都报道了这一考古大事和科技成果。
李培林在接受完浙江日报的采访之后,激动得马上通过现代化的短信千里飞鸿,将喜讯告诉家乡,告诉市文物局的领导,告诉《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忻州日报》等媒体,告诉市长城学会。
他给笔者发来手机短信,说:“兄弟关注碑二十余年,碑文内容了熟于心,只是关键证据不足,不能随便发挥作文。此次晋字一出,便定暗合胡奋。且又按图索骥,辨识字玄威、进而奋、安定。也是宿缘。”
当我打电话向他祝贺时,他又发来一条短信:“滴水穿石,离不开百年来前贤今哲孜孜求解,更离不开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先进的三维数字化技术,有同为院长助理的刁常宇博士及数字化团队的辛勤劳作,在辨识文字中起了很大作用。还有山大赵瑞民教授,山西博物院渠传福教授多年来热心支持。忻州市委、市政府、市文化局、定襄县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特别是郭银堂处长开创性引进浙大的先进技术,才使考古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 (记者 杨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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