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路时意外挖出4000年前“宝藏”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的库房，修复完的文物要归类入库登记。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修复师用石膏补配一件黄埔茶岭遗址出土的器物。

黄埔茶岭新石器遗址航拍。 受访者供图

广州中新知识城一条规划路施工，竟撬动了一段埋藏了4000多年的记忆。黄埔茶岭遗址，作为2018年广州五大重要考古发现之一，出土了珠三角“最古老”水稻实物，揭开“碎物葬”的先民丧葬秘密，成为广州地区发现的文化堆积最为丰富、遗迹现象最为复杂、出土遗物最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近日，在位于大德路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库房，南都记者跟随项目负责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探访黄埔茶岭新石器遗址的出土遗物保护修复工作。

意外：

发现4000多年前的

先民聚集地“大概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发现在黄埔茶岭片区有史前遗址痕迹。”张强禄介绍，茶岭遗址位于黄埔区九龙镇汤村盘铭里西部，而这场“意外收获”源于一次道路施工前的常规考古勘测。

“因为当时的中新广州知识城狮龙大道正准备动工，在项目建设之前，我们研究院必须进行前期的考古勘测。”张强禄解释，考古研究院的同事需要在项目施工之前，对施工区域内及其沿线进行文物遗迹的埋藏评估，“简而言之，就是去看看有没有遗址的痕迹。”

2015年8月，研究院对狮龙大道长达3公里的规划沿线进行勘测。“刚向下钻探20厘米到1米，就发现了地下埋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面积约有6000平方米。”

这次意外收获，揭开了黄埔区九龙镇汤村的茶岭、甘草岭和沙河岭的千年秘密—三个位置都有古人类的生活痕迹，距今有4000多年。“研究后确认，茶岭片区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埋藏。但规划中的狮龙大道又占据了茶岭的大半个区域，所以必须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两年之后，茶岭遗址启动了历时6个多月的考古发掘。

“茶岭这个位置，其实非常适合史前人类居住，它的环境和资源有足够的保障。”考古队实地勘测发现，茶岭地处一片开阔的山间盆地，低矮山岗山势平缓，山间谷底原应有小溪，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古人类生产生活。

揭秘：

陶器破碎竟系人为？

“碎物葬”或普遍流行

从2017年8月启动发掘至2018年2月结束，黄埔茶岭新石器遗址共发掘面积3113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际的墓葬174座，普通灰坑111座，窑穴类灰坑19座，柱洞302个，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小件文物500多件，多为随葬装饰器物。另外有清理宋代墓葬1座，明清时期的窑址1处、房基1座、墓葬2座。

针对众多墓葬分布，考古人员开展了进一步的专项研究。“在考古现场，我们发现了很奇怪的现象，大量完整的随葬陶器竟是被有意打碎的。”如何判断是人为打碎而非自然破损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部主任吕良波介绍，通过对现场散落的陶片分布判断，如果是由于土层自然坍塌造成的压迫，陶器的受力应该比较均匀，破损后的分布也应较为自然。“但通过现场观察，我们怀疑大部分完整的随葬陶器是被有意打碎铺在墓底的。”

史前随葬器物为何“破整取零”？张强禄表示，这种“碎物葬”习俗早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就有，随后粤北韶关“石峡文化”也比较常见，“一路下来到珠江三角洲腹心地带的广州地区，正说明其文化传承的延续性。”

专家判断，这种把完整的陶器打碎铺在墓底或在墓坑填土中随葬陶器残片，或许是先人表达“人死魂不灭”的丧葬理念，也提示着相当一部分墓葬可能与“二次葬”有关。在茶岭出土的各类随葬器物，多为陶鼎、陶豆、石锛等，个别泥质圈足罐甚至有黑色彩绘，色彩多样，图案非常精致。“可以说是目前在广东地区发现的最为复杂的史前陶器。”张强禄分析，其背后的寓意还需要考证，但足以看出当时已经存在区域间的文化交流。

由于岭南酸性土壤腐蚀性强，墓葬中未见有人骨和葬具保存下来，但仍有不少精美的随葬玉石器得以保留。“玉器随葬的墓主人，身份自然比其他人高。这就足以见得当时的贫富阶层分化已经渐显，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社会复杂化"的考古体现。”

价值：

珠三角“最古老”水稻遗

存现身广州“这一点，无疑是本次考古的最重大发现，因为农业意味着文明有根了。”在茶岭遗址诸多灰坑和窖穴中，考古队员们发现了水稻实物遗存。“就目前的植物考古研究初步成果表明，至少在距今4400年前，茶岭先民可能已经开始种植以粳稻为主的栽培稻了，这也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单位明确、年代最早的栽培稻实物遗存。”

珠三角“最古老”水稻现身广州，这无疑成为了茶岭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为什么我们都说它最重要？因为水稻栽种，势必意味着原始农业发展，更意味着人口的扩张和文明的演进。”张强禄介绍，农业的较早起步，足以见证当时广州在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曙光。虽黄埔茶岭新石器遗址发现的时间略晚于粤北石峡文化的水稻遗存，但仍显示出珠三角在长江中下游史前文明向华南及东南亚大陆传播路径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这样一来，向前向后都有了文化溯源的依据。”

在张强禄看来，水稻遗存的重磅发现，同样是今天的研究者能够更好理解珠江三角洲、理解广州发展的历史之门，“一个是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一个是农业和文化的厚重累积，4000多年前的人文交流已遍布岭南。而广州作为岭南中心的根脉，在考古方面也得以清晰体现了。”

A

考古第一线

普通人“挖宝”我“挖土”

早6点，晚6点，吃住都在遗址边。张强禄戏称自己是个“老考古”，回忆起此次带队茶岭遗址考古的经历，直言早已习惯了与泥土为伴的生活。

“当时茶岭遗址开挖，应该是一年最热的时候。”正值8月，前后铺开6000多平方米的勘探面积，张强禄带着20多人的现场考古队，集体搬到了遗址最近的村子里扎营。“如果不在现场，就感受不到那种氛围。”张强禄回忆，自己和队员们不到7点就得起床吃早饭，赶回工地大概20分钟，到晚上6点下班，“这半年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挖土、挖土。”

为了保证记录和信息提取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除了根据发掘进度安排全景航拍与重点探方等工作外，此次发掘几乎所有的遗迹均以1/2解剖法进行发掘。“目的就是，能观察到地层堆积的情况，明确叠压的打破关系，绘制好遗迹的剖面图。”

张强禄直言，考古现场的情况变化莫测，成员需要明确的分工，总体项目规划也有临时调整的可能。“不管干这行多少年，每去一次考古就像是打一场仗，一个大团队要协同作战，最终才能拿到我们理想化的结果。”茶岭遗址开工之后，大家怀疑此处有出土植物遗存的可能，迅速联系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植物考古学家赴现场取样浮选和提取样品。

除了20多人的专业团队，茶岭遗址现场还有几百号参与考古挖掘的民工、实习学生，“有时候工地看上去很壮观，几百号人低头挖土。但其实整个队伍的运转，都在潜移默化中推进着。”

从当年8月到次年1月，考古队员们从酷暑挨到了严寒。“1月份又阴又冷，考古工作即将收尾，我们必须把现场的文物打包带走。”张强禄说的“打包”，就是出于对破损文物的保护和进一步研究需要，将现场的陶器、玉石器等物件，连同遗址的土块整体搬进文物修复室，以便进行下一阶段的文物修复研究。

“当时特别有意思。附近的村民完全不理解，为啥我们考古不挖宝，反倒对着一堆一堆的土块挖个不停，甚至要打包带走？”张强禄回忆，临近挖掘尾声，每天的重要工作就是打包装土，“又冷又累，但必须把这些土块打包运回，带入实验室继续分析，才能得出最终结论。”

B

文物“手术室”

修复的繁琐

没有“最”只有“更”

无数不起眼的“土块”依次分类入库，接下来就进入了文物“手术时间”。为保证包裹着文物碎片和分布痕迹的土块不缺损，修复人员需要首先为土块“量身定制”一个石膏的“外套”模具，再一点一点从土块中剥离文物碎片。

“比如茶岭这批随葬的碎陶片，首先小心取出，进行一个简单的清洗、拼对，就需要进行下一步的修复评估了。”2006年毕业，进入考古研究院工作，吕良波今年已经度过了自己第13个“文物修复年”，经手过的文物修复数量也早已模糊。

“很多现场的文物都是这样，是不可以直接拿回修复实验室的。”吕良波解释，大部分的器物本身在地下保存不良，在潮湿的泥土环境下，很多文物“一碰就碎”。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在室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慢慢清理慢慢拼对。“有些文物，在地下埋葬的时间太长，我们只能根据它们出土的位置重新推理、重新还原。这些除文物自身以外的重要信息都在土块里，如果不是整体打包而是一片一片带回，修复难度可想而知。”

文物最讲究慢工出细活。进了“手术室”，除了初期的清洗和拼对以外，接下来的修复更是场重头戏。“茶岭的文物大都零散破碎，面对着一堆散落的陶片，修复师心里必须有清晰的修复思路。”吕良波直言，如果不能将残片恢复成一个完整的器型，不经历系统的修复工作，文物中蕴含的信息量就得不到完整体现，研究人员也就无法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查漏补缺—遗漏的位置要绘图拍照，缺损的位置要修补加固，20多件茶岭遗址的出土文物一一被“手术师”们小心复原。“要说什么是修复过程最繁琐的环节？我总觉得没有最，只有更。”吕良波感慨，修复工作就是一场时间和耐性的巨大考验。“就得扛得住繁琐，就得抗得住寂寞。有时候稍不留意，让文物出现一丁点损失，那就是怎么补救也无法挽回的失误。”

对话“圈内人”的辛苦

外人无法感知“这个工作有那么大的神秘感吗？”吕良波戏言，自己上大学那会的文物保护专业就是个彻底的“大冷门”。这股文保考古的“寒气”，直到吕良波毕业面临就业，也没让他感到什么“回温”的迹象。“我们文保班17个人，他们考古班15个人。其他专业毕业的同学都坐在高端写字楼里，我们不是在这个土坑里，就是在那个土坑里。”进了研究院，年轻面孔更少，大都是师傅徒弟“老带新”，吕良波扎扎实实地学了几年，一头埋进考古修复的土堆里，一干就是几十年。

“谁知道这两年，文物保护成了个大热门。”吕良波看来，这两年越来越多人把目光转移到考古的“神秘感”，由此吸引了不少圈外人的好奇，但圈内人的辛苦确是外界无法感知的。

“那会我刚工作，还没接触修复。前几年都要到处跑工地，苦累也没把握，中暑了都不知道。”2007年，吕良波在官洲岛的一处考古现场进行挖掘研究，顶着大太阳一个劲地挖土，只觉得天旋地转不明原因。“后来才知道，我那是热到中暑了。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慢慢学会实探自己的身体承受底线，感觉快要晕倒的时候就马上停工。”

吕良波直言，大部分遗址工地就在农村，自己恰好是农村环境长大的孩子，适应力强一些，能扛得住现场挖掘的苦头。“习惯后就没什么受不了，甚至会有点亲切感。但这绝不是说不辛苦，只是我还可以扛过去。”一次考古，外出半年，吕良波闲暇时候就去村子里的网吧和家人聊QQ，或者打打游戏消遣，“这就是和外界唯一的交流。在我看来，漫长的与世隔绝就是考古工作的神秘。”

采写：

南都记者 董晓妍 尹来

摄影：南都记者 谭庆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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