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群：浙江新昌千佛岩南朝龛像——南朝忏法流行的实物例证

剡溪石城山龛像位于浙江省新昌县西南南明山。龛像分为弥勒大佛龛（即宝相寺）和千佛岩（即千佛院）两处，是南朝最重要的石窟造像之一。宝相寺依山而建，现有五层木构高阁，连接山崖龛像。据文献记载，梁时大佛雕造完成后，即修三层台及佛阁。现存阁内崖面开一敞口形大龛，形制与南京栖霞山南朝无量寿佛大龛类似。千佛岩位于弥勒大佛龛西北，两处相距300余米（图一）。以往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弥勒大佛龛，而千佛岩龛像则少有涉及。2008年6月，笔者在初步调查时注意到千佛岩龛像的题材问题；后于2020年1月做了进一步调查，确认了千佛岩龛像的礼忏用途，作为南朝忏法流行的唯一实物例证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因此有必要对其重新审视。

图一　石城山摩崖龛像总平面图（新昌县文保所提供）

一　千佛岩龛像概况

千佛岩有大、小两个左右毗连的岩洞，为敞口式天然岩洞，面朝西南，地理坐标为北纬29°29′41″，东经120°53′30″。洞外崖面上凿有一道人字形沟槽，覆盖整个大小岩洞，沟槽下有一排方形椽孔，可知大、小岩洞属于一个整体，洞前原应有建筑存在。岩洞内地平与前院地平存在2米多的高差，后代利用此高差以块石垒砌出高台，台上修筑洞前建筑（现存建筑为清代所建，2017年进行了维修）。高台中部凿有台阶，正对着大岩洞内中心位置的释迦坐佛。台阶宽2.64米，共15级，拾阶而上，可进入岩洞之中（图二）。大、小岩洞之间相隔仅1.3米，因建筑之中未加分隔，故相连通（图三、四）。

大岩洞位居右侧，平面呈半圆弧状，弧形顶，面阔16.7、进深5.2、高约5米。其后壁高2.5米的地方向里凿进，形成平台，平台上部随着壁面的走向雕出一组布局完整的造像，场面宏大；平台下部壁面再凿出内凹的平台，上为后代所塑十八罗汉像（图五）。上层组像中央雕释迦坐像及二弟子，佛像为现代重妆，已失原貌；弟子像为现代重塑（图六）。主尊右侧列千佛像6区，左侧列千佛像4区，排列规整，区与区之间均有明显的分格，每区高2.25、宽1.72米。每区千佛像纵排10个小龛，横排11个小龛，均为圆拱形，龛高0.21、宽0.15米，龛内雕一佛，双手施禅定印或说法印，结跏趺坐于覆莲座上（图七、八）。每区正中占9个小龛的位置雕一稍大的圆拱形龛，龛高0.6、宽0.45米，龛内雕一坐佛二胁侍菩萨像。佛像经明代重妆，已失原貌，坐于方座上，身后有圆形头光，舟形背光，背光较宽。佛像两侧各有一身胁侍菩萨立像，形象也已不清（图九）。在左、右千佛像区的外侧各雕一身护法像，两像头部均残，身体部分保存较好，颈下饰桃尖形项圈，双肩上有一圆饼装饰，披巾宽博，下垂于腹部交叉后再上绕双肘，沿身侧下垂，下身着裙，裙摆外撇。左侧护法像右手下垂，拄金刚杵；右侧护法像右手上举，持拂尘，搭于右肩上（图一○～一二）。

小岩洞居大岩洞左侧，平面也呈半圆弧状，圆顶，面阔7.4、进深1.55、高4.7米。在距地高2.2米的弧形壁面上开始雕造成组的龛像，龛像总高1.5米，保存状况较好（图一三）。壁面正中凿一长方形大龛，高1.08、宽0.82、深0.18米，有尖拱形龛楣（图一四）。龛内雕一尊坐佛，脸型偏长，五官风化不清，身着开口较低的通肩大衣，胸部露出僧祇支，裙摆覆于座前，双手残，右手似上举，左手则下垂，露右足，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图一五）。座高0.35、宽0.8米，正面雕壸门，佛像裙摆之下为博山炉，两侧各一蹲狮，狮子似举一爪（图一六）。台座下还有高0.18、宽0.93米的方形基座。佛像左右侧为上、下两排小龛，小龛作圆拱形，高0.37、宽0.52、深0.13米。龛内均雕一坐佛，左侧每排9尊，计18尊（图一七），右侧每排8尊，计16尊，与大龛主尊释迦佛合为35佛。龛内佛像经后代重妆，有的重妆泥皮已经脱落，展现出南朝造像的原貌，如右侧上排第一身佛像，头顶有宽大低平的肉髻，素面发式，脸庞长圆，眉眼细长，身体清瘦，内着僧祇支，外披开口较低的通肩大衣，裙摆覆于龛下，手势以禅定印为主，结跏趺坐于龛底（图一八）。

大、小岩洞均无凿龛铭刻题记，宿白根据大岩洞中的护法像与北魏迁洛前后的北朝造像类似，推测“新昌千佛雕造的时间，似应在齐武永明之末迄建武之初”。又在文后补记中认为万历《新昌县志》所记“千佛院……永明（483～493年）中建”，疑指两处千佛岩洞而言。小岩洞主尊佛的形象、服饰与南京栖霞山南齐洞窟，如第22窟和第24窟佛像相似，均身着开口较低的通肩大衣，露出僧祇支，裙摆宽博，覆于座前。因此，不难推断，千佛院的雕造年代应与僧护齐永明四年（486年）开始经营弥勒大佛龛的时间大体相当，是石城山所见最早的雕刻。

二　龛像与礼忏功能

1.大岩洞十方佛与贤劫千佛

两处龛像是统一规划设计的，其题材与礼忏有着密切关系。首先分析大岩洞，壁面中央雕主尊释迦坐像，右侧列千佛6区，左侧列千佛4区，10区千佛共计1010尊。这种左右并不对称的情况，大概是岩壁局限所导致的。每区千佛共计101尊而非整数100尊，是因为如果去掉1尊的话，每区小龛就会有缺失，难以形成完整的布局。因此可以推断：十区千佛表现的应是完整的千佛，每区中心大龛内的一佛二菩萨像显然不属于千佛序列，而是与十方佛密切相关。如此一来，十方佛与千佛就形成组合关系。按六朝阙译人名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所记千佛名,即以每100尊佛名为一段落，与此10个分区正好相合。又东晋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罗所译《观佛三昧海经》卷一〇《念十方佛品》记载：“观十方佛者，东方为始。”（《大正藏》第15卷，第693页）虽然大岩洞十方佛不能按方位排列，但以东方佛为始的话，则表明应从中央主尊释迦佛左侧向右侧顺次排列。以此观之，千佛的排列方式亦应从左侧开始。

在江南地区，贤劫千佛名早有单行本流传。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贤劫千佛名经》一卷，“晋孝武帝时，天竺沙门竺昙无兰，在扬州（治建康）谢镇西寺撰出”。同书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记：“《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一卷，唯有佛名，与昙无兰所出《四谛经》千佛名异。”可知早在东晋时期，《贤劫千佛名经》即在江南建康译出，约萧梁时期又有异译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流传，后者流传至今，讲的是因缘业报，经云：

南无过现未来十方三世尽虚空界一切诸佛，归命忏悔，至心忏悔。弟子等，从无量劫来至于今日……是以思惟求离世解脱。所以六道果报，种种不同，形类各异……经中说言：有三种业。何等为三，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后报。现报业者，现在作善作恶，现身受报。生报业者，此生作善作恶，来生受报。后报业者，或是过去无量生中，作善作恶。或于此生中受，或在未来生中方受其报……所以诸佛菩萨，教令亲近善友，共行忏悔。

…………

若持诵此千佛名者，则灭无量阿僧祇劫所集众罪，必得诸佛三昧神通无碍智慧，及诸法门诸陀罗尼。

可知，诵此千佛名具有忏悔灭罪之功能。而该经特别强调礼忏者要向十方佛、尊法圣僧致心忏悔：

今日发露，向十方佛、尊法圣众，皆悉忏悔。愿弟子等，承是忏悔，无间诸业，所生福善，愿生生世世，灭五逆罪，除一阐提惑。如是轻重诸罪，从今已去乃至道场誓不敢造，恒习出世清净善法，精持律行守护威仪……忏悔发愿已，归命礼三宝。

这就揭示了十方佛与贤劫千佛的密切关系，故可确定10个大龛佛像为十方佛，与贤劫千佛合为一个整体，均为礼忏对象。

2.小岩洞三十五佛

小岩洞壁面共35龛，虽然龛像左、右不对称，亦无题名，但仍然可以确定是以大龛释迦佛为主尊的三十五佛，这是目前所见南北朝时期最早的三十五佛实例。三十五佛名出自西晋敦煌三藏所译《佛说决定毗尼经》，讲的是在以释迦为上首的三十五佛面前清静忏悔，以消除罪孽。在南朝江南地区似有《三十五佛名经》单行本流传，事见《出三藏记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所记“《三十五佛名经》一卷，出《决定毗尼经》”。

此外，刘宋西域三藏畺良耶舍译《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为南朝江南地区所流行，经云：

若有众生欲得除灭四重禁罪，欲得忏悔五逆十恶，欲得除灭无根谤法极重之罪，当勤诵上药王药上二菩萨呪，亦当敬礼上十方佛，复当敬礼过去七佛，复当敬礼五十三佛。亦当敬礼贤劫千佛，复当敬礼三十五佛，然后遍礼十方无量一切诸佛。昼夜六时，心想明利，犹如流水，行忏悔法。

该经以十方佛为上首，并且提到十方佛名，虽然无贤劫千佛、三十五佛之具体佛名，但已经将其纳入礼忏系统中。

再者，梁武帝《慈悲道场忏法》（即《梁皇宝忏》）卷四：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闻佛世尊说上诸苦，宜加摄心，莫生放逸。相与若复不勤方便行菩萨道，则于一一地狱皆有罪分。今日同为现受阿鼻地狱等苦一切众生，当受阿鼻地狱等苦一切众生，广及十方一切地狱现受当受无穷无尽一切众生，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南无弥勒佛、南无七佛、南无十方十佛、南无三十五佛、南无五十三佛、南无百七十佛、南无庄严劫千佛、南无贤劫千佛、南无星宿劫千佛。

忏文同样将三十五佛、十方佛和贤劫千佛等纳入忏法中。

由此可知，南朝江南地区所流行的礼忏中，应当包括了三十五佛、十方佛和贤劫千佛。

南朝礼忏的流行也见于僧传，如梁慧皎《高僧传》卷一三《晋并州竺慧达传》记其“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精勤福业。唯以礼忏为先”。《高僧传》卷一二《齐永兴柏林寺释弘明传》记载：“释弘明，本姓嬴，会稽山阴人。少出家，贞苦有戒节，止山阴云门寺，诵法华，习禅定，精勤礼忏，六时不辍。”《高僧传》卷八《梁上定林寺释法通传》记载：“释法通，本姓褚氏……后践迹京师，初止庄严，后憩定林上寺……齐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献王，皆纡贵慕德，亲承顶礼……晦迹钟阜三十余载，坐禅诵念，礼忏精苦。”

总之，千佛岩大、小岩洞的造像题材是有意识设计雕造的，具有“祈诚诸佛，忏悔先愆”的礼忏功能，可使礼拜者在礼拜诸佛、忏悔所造诸恶业的过程中获得果报。并且，岩洞内有宽敞的礼佛空间，也适合于礼忏活动的进行。因此，千佛岩可以视为礼忏的道场。2010年，罗炤在《宝山大住圣窟刻经中的北方礼忏系统》一文中认为：“大住圣窟灵裕所刻系列佛名和《略礼佛忏悔文》，反映出一种与南朝众多礼忏文献不同的、在北朝两次灭法和‘末法’思想盛行背景下形成的北方礼忏系统。这一系统是在改造《观药王药上菩萨经》的六种佛名并融合《决定毗尼经》的《忏悔文》之后产生的，主旨是唱诵佛名、礼拜佛、念诵《忏悔文》的忏悔灭罪。隋信行所创三阶教的《七阶佛名》只是沿袭大住圣窟的《略礼佛忏悔文》并稍加改动的产物。”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其认为：“南朝的礼忏仪法没有受到‘末法’的特别影响，《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和《决定毗尼经》在南朝的礼忏中也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这一结论恐怕值得推敲，因为《决定毗尼经》中的三十五佛题材以及《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的礼忏系统已经出现在浙江新昌千佛岩南朝龛像中，而千佛崖龛像年代较目前已发现的北朝依据这两部经所造龛像均早，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南朝礼忏仪法对北朝的影响。

三　隐岳寺、元华寺与石城寺

剡山之隐岳寺、元华寺与石城寺往往容易混淆。南朝刘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载：

观夫石城初立，灵证发于草创，弥勒建像，圣验显乎镌刻……始有昙光比丘雅修远离，与晋世于兰同时并学，兰以慧解驰声，光以禅味消形，历游岩壑，晚届剡山，遇见石室，班荆宴坐……后见山祇盛饰，造带吁谈，光说以苦谛，神奉以崖窟，遂结伽蓝，是名隐岳。后兰公创寺，号曰元花……又光公禅室，耳属东岩，常闻弦管，韵动霄汉……由是兹山号为天乐。至齐永明四年（486年），有僧护比丘，刻意苦节，戒品严净，进力坚猛，来憩隐岳，游观石城……削成青壁，当于前巘。天诱其衷，神启其虑，心画目准，愿造弥勒，敬拟千尺，故坐形十丈……疏凿积年，仅成面璞……

碑文中的比丘昙光见于《高僧传》卷一一《晋剡隐岳山帛僧光传》，传称：

帛僧光，或云昙光，未详何许人。少习禅业。晋永和初（345年），游于江东，投剡之石城山……尔后薪采通流，道俗宗事。乐禅来学者，起茅茨于室侧，渐成寺舍，因名隐岳。光每入定辄七日不起。处山五十三载，春秋一百一十岁。晋太元之末（396年），以衣蒙头，安坐而卒，众僧咸谓依常入定。

碑文中的兰公，即于法兰，见于《高僧传》卷四《晋剡山于法兰传》，传称：

于法兰，高阳人。少有异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为业……后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乃徐步东瓯，远瞩嶀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华寺是也。

由此可知，东晋时昙光和于法兰分别创建了隐岳寺和元华寺，而且明确了元华寺位于“石城山足”，兰公的弟子于法开曾“还剡石城，续修元华寺”。可知，二者并非同一寺院，亦非同一地点。

碑文中的僧护，见于《高僧传》卷一三《梁剡石城山僧护传》，传称：

释僧护，本会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克意苦节，戒行严净。后居石城山隐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数十余丈，当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上有丛树，曲干垂阴。护每经行至壁所，辄见光明焕炳，闻弦管歌赞之声。于是擎炉发誓，愿博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缘，同睹三会。以齐建武中招结道俗，初就雕剪。疏凿移年，仅成面朴。顷之，护遘疾而亡……后有沙门僧淑，纂袭遗功。而资力莫由，未获成遂。至梁天监六年（507年），有始丰令吴郡陆咸，罢邑还国，夜宿剡溪，值风雨晦冥，咸危惧假寐，忽梦见三道人来告云：君识信坚正，自然安隐。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县僧护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获平豫……咸即驰启建安王，王即以上闻，敕遣僧祐律师专任像事……初僧护所创，凿龛过浅，乃铲入五丈，更施顶髻，及身相克成，莹磨将毕……像以天监十二年（513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

又宋代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六记载：

（齐永明）四年，沙门僧护于剡县石城山，见崖间光如佛焰，乃镌石为弥勒佛，才成面像。初是晋世有沙门昙光，至剡山石室宴坐……神奉山以结伽蓝，名曰隐岳。同学于兰复创寺于旁，曰玄化（即元华寺）。护既造像，乃即像所建刹，名石城，与两寺鼎足而居。

由此可知，石城寺应是僧祐继僧护开凿佛像之后创立的，寺院依龛像而建，位居隐岳寺之北，与今日二寺位置吻合。石城寺在唐末称为瑞像寺，宋景德（1004～1007年）间改宝相寺，寺名沿用至今。从现在位置看，宝相寺与隐岳寺属于同一个山峦，山之西有大的岩洞，应即昙光“神奉以崖窟，遂结伽蓝，是名隐岳”之所在，绕到山之北略偏东，则是弥勒大佛龛之所在（图一）。另外，文献记载的居于“石城山足”的元华寺从位置看极有可能为今日千佛院的前身，其与石城寺、隐岳寺恰构成“鼎足而居”之态。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新昌千佛岩大小岩洞龛像雕造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是统一规划设计、规模较大、适于作礼忏的道场。十方佛、贤劫千佛和三十五佛的题材均与忏法有关，表明大、小岩洞的功能是作为礼忏仪式而使用的，是南朝江南地区忏法流行的唯一的实物例证。石城山所在的剡东地区是六朝高僧修行隐居之所，佛教繁盛之地。因此，千佛岩所表现的忏法，大概也是南朝都城建康所流行的，而北朝晚期邺城地区出现的“北方礼忏系统”就可能有来自南朝礼忏仪式的影响，包括梁武帝的《慈悲道场忏法》。

最后应当提及的是，僧护齐永明四年（486年）开始经营的弥勒大像龛，虽然我们还无法确认与千佛岩之间的关系，但也似与礼忏有关，如《佛说决定毗尼经》首起记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陀林中给孤独精舍，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菩萨万人。尔时世尊，如龙王视观察大众，观大众已，告诸菩萨：仁者，谁能于后恶世，堪忍护持正法，以诸方便成就众生？尔时弥勒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白佛言：世尊，我能堪忍于后世时，受持如来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多所利益无量众生。

前述梁武帝的《慈悲道场忏法》卷一首称：“弥勒世尊，既慈隆即世，悲臻后劫，依事题名，弗敢移易，承此念力，欲守护三宝，令魔隐蔽。”从而将弥勒佛列入礼忏的对象，并且列诸佛名之首。又梁代宝唱《名僧传·宝云传》记载：

隆安元年（397年），乃辞入西域，誓欲眼都神迹，躬行忏悔。遂游于阗，及天竺诸国。与智严、法显发轸，是同游造各异。于陀历国，见金薄弥勒成佛像，整高八丈。（宝）云于像下萆（毕）城启忏五十日。

因此，新昌弥勒龛像除了“使凡厥有缘，同睹三会”以外，恐怕也具有礼忏的功能。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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