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三项考古成果令人瞩目

河津固镇宋金瓷窑航拍图

记者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了解到，2015—2016年度山西省重点考古项目成果在11月13日举行的“山西2016年隋唐宋金重要考古专家会”上揭晓。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中心等的20多位专家共同见证了本年度山西三项考古项目成果。

晋阳古城遗址 —— 根据残碑推断为隋代晋阳宫城所在区域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晋阳古城遗址位于太原市晋源区，它经历了春秋初建、北朝繁荣、唐代鼎盛，在宋初遭火焚水淹后尘封于地下，连续使用近1500年。在唐朝是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齐名的北都。其中，晋阳宫城始建于东魏时期，后被毁，在隋大业三年又被重建。

此次，考古工作者在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群内发掘出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西组建筑基址始建于唐，毁弃于宋初，整体布局保存基本完整。整组建筑由左右两侧房屋组成一个封闭的多进院落。建筑坐北朝南，中轴线左右布局，由道路、门道、三个庭院、十个殿堂和四处廊庑组成。

考古工作者在西组建筑基址上还出土了许多残碑，内容有的涉及金刚经，有的有“迦殿”字样。还有一块重要的残碑，上面刻有“隋之晋阳宫”的内容。另外，建筑基址周围还出土有经幢残段、精致的石雕建筑构件、日用瓷器、吻兽以及大量砖瓦等。

“从出土的遗迹及遗物可以推断出这是一处佛寺遗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该考古项目负责人韩炳华说。

而在西组建筑以东100米，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东组建筑基址，共分三期。可以看出，最早在汉代人们在此地就有活动，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活动比较丰富，发现有大型窖穴及房址等遗迹，再到北朝时期建筑规模扩大，布局更加明确，发现院落中排水渠曲折回绕，水井修筑考究，础石整齐划一。

“以前我们在晋阳古城没有发掘过唐以前的建筑基址，这是第一次清楚认识到晋阳古城从建城到毁城之间的变化。除了时代连续外，还说明这个地点非常重要，有可能是历代宫城所在区域。”韩炳华说。

韩炳华表示，从不同地层的叠压关系和重要的建筑遗迹，能反映出不同时代人们在这个地方活动过，说明该区域为晋阳古城城市中心区。再从“隋之晋阳宫”残碑的发现，结合过去的考古成果和文献资料，可以初步判定该地方为隋代晋阳宫城所在区域。

河津市固镇村宋金瓷窑址 —— 发现制瓷作坊和瓷窑炉，填补山西地区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

白釉印花缠枝牡丹纹碗（河津窑出土的文物）

河津窑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地处汾河与黄河汇流的三角洲地带。北靠吕梁山，西临黄河，南倚汾水，距河津市约7公里。有关河津窑的文献记载相对较少，仅在个别明清文献中略有提及。迄今为止在河津市共发现北午芹、古垛、固镇和老窑头四处瓷窑址，窑址的时代自北宋延续至清。

固镇瓷窑址位于河津市樊村镇固镇村，地处吕梁山南麓、清涧沿岸，分北涧疙瘩、上八亩和下八亩三个地点进行发掘，共计发掘1039平方米，清理制瓷作坊4处、瓷窑炉4座、墓葬1座、水井1处、灰坑35个，出土数以万计的瓷片、窑具，以及一定数量的陶器、铜钱、铁器、骨器等，时代为宋金时期，以金代遗存为主。

制瓷作坊多为窑洞式，作坊底面遗存保存较完整，有澄泥池、沾浆缸、灶址、石磨盘、石臼等遗迹、遗物，涵盖原料制备、制坯、晾坯等环节；瓷窑炉均为半倒焰式馒头窑，由通风口、扇形单火膛、窑床及双烟室组成，不同之处在于通风口的位置、窑床及烟室的结构及大小等。

素烧花口长颈瓶（河津窑出土的文物）

该项目领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晓毅介绍：“河津窑出土可复原瓷器千余件，瓷器品类有粗白瓷、细白瓷、黑酱釉瓷及三彩瓷，器形有碗、盘、碟、罐、枕、盆、瓶、盒、器盖等，装饰工艺有白地黑画花、剔花填黑彩、珍珠地划花、黑地白绘花及印花，题材以诗词、花草为主，纹样层次分明，流畅活泼，技艺娴熟。其中北涧疙瘩地点出土的北宋细白瓷，胎白而细密、坚致，釉色莹润，造型简洁大方，可媲美定窑白瓷。通过对该地点瓷片标本的X荧光分析，显示其烧成温度可能极高，白度不逊于邢定巩白瓷，代表了同时期较高的烧造水平。”

据了解，固镇遗址发现的制瓷作坊及瓷窑炉，填补了山西地区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为研究宋金时期河津窑的制瓷流程、烧窑技术、装烧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通过对金代瓷枕的对比，在美国、日本等地均发现有该窑同类产品，为国内外相关的瓷枕藏品及出土品找到了烧造出处，同时对研究河津窑的瓷器外销有重要价值。

蒲州故城遗址 —— 一段夯土长城证实唐代蒲州城的存在

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位于山西南部永济市西三十里的蒲州镇境内。遗址分为东、西两城，东西长2.49千米，南北宽1.71千米，占地面积4.26平方千米。现有城墙整体保存较好，根据文献记载及城墙解剖结果，地表现存城墙始建于宋金时期，明清沿用。

从2015年开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城内西北部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发现一段夯土城墙。蒲州故城遗址新发现的城墙证实了唐代蒲州城的存在，其年代还可以上溯至北朝时期。

这段城墙位于地表1.5米以下，东西走向，长约130米，主体宽8-10米，自身厚度4-6米不等，夯筑质量高。考古发掘对夯土进行了完整的揭露和局部解剖：根据夯土的土质土色、夯层厚度、夯窝尺寸以及夯土结构形态等信息，确认夯土城墙从北向南可分为六部分。从北向南编号为夯1-夯6。根据城墙夯土的土色、出土遗物及夯土之间的叠压关系，最早修筑城墙时利用了原有的生土高台，将生土台稍作修整后作为墙芯，再依次在生土台的南侧增筑夯3、夯4和夯5，形成城墙的主体。其中，夯3为城墙的原筑夯土，夯4、夯5为补筑、增筑形成,有规整坡面。此后在城墙北部增筑夯1、夯2，在城墙南部增筑夯6。夯1、夯2、夯6内出土白釉玉璧形足瓷碗残片、莲花纹瓦当、开元通宝等不晚于唐代遗物，夯3、夯4、夯5出土双耳小口矮领陶罐，素面绳纹里板瓦、筒瓦等不晚于北朝遗物。

各部分夯土夯层、夯窝特征接近，叠压打破关系明确，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城墙始建于北朝，唐代沿用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增筑，宋金时期该段墙体被废弃，改为建筑基址使用。

这段城墙的发现为确定北朝至唐代蒲州城的位置、分布范围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对进一步探寻北朝-唐代蒲州城的规制布局、探讨蒲州城址的沿革、变迁以及蒲州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王媛

责编：牛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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