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绥靖公署、行营、行辕等机构层出不穷,详解其性质和级别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些机构,特别选择了一个全部担任过上述职务的三栖模特:桂系老大李宗仁,他先后出任过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营主任和北平行辕主任,基本上也是唯一一个挂满全职的民国高级将领,包括期间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比较好的特例。

北平行营、行辕主任李宗仁

先说绥靖公署,全称是某地“绥靖主任公署”,它的准确定义为“地方性军政指挥机构”,并且分为抗战前、抗战后两大类型,注意级别是不一样的啊!抗日战争之前,早在1932年2月6日国民政府重建军事委员会起,绥靖公署就陆续开始设立了,作为直属军委会的地方军政统一领导机构,一般每省设立一个,情况特殊的地区(与红军作战)则在两省或者数省边区设一个。

绥靖公署的主要职能是维护辖区治安,因此不仅可以指挥辖区内驻扎的正规军、地方保安部队,也有权控制辖区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是特殊历史时期“军政一元化”的产物。李宗仁就是于1936年就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为什么这么晚呢?因为桂系之前一直在从事反蒋活动,直到“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双方才达成妥协:桂系不再反蒋,老蒋承认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地位,于是才加封了名正言顺的职务。

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

粗略统计一下,这一时期共设立了18个绥靖公署,比如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豫鄂皖边区绥靖公任卫立煌、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等等,所举实例,基本涵盖了某省、两省、数省边区或者以某市命名的情况,但是职能和权力是完全相同的。

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绥靖公署要么被裁撤、要么被改组为“集团军”编制,所以才说抗战前后的级别不同。比如卫立煌的豫鄂皖绥署被改编为第14集团军、刘建绪的浙闽赣皖边区绥署改编为第10集团军、张发奎的苏浙边区绥署改编为第8集团军等等。然而在抗战胜利以后,改制为绥靖公署的已经是“战区”了,所以特别说明,抗战前的绥署级别较低,只相当于集团军建制,而抗战胜利以后的绥署级别升格,基本由战区改编而来。

西安、赣州行营主任顾祝同

比如胡宗南第一战区改编为“西安绥靖公署”、阎锡山第二战区改编为“太原绥靖公署”(名字没变,级别升格了)、顾祝同第三战区改编为“徐州绥靖公署”、刘峙第五战区改编为“郑州绥靖公署”、余汉谋第七战区改编为“衢州绥靖公署”、傅作义第十二战区改编为“张垣绥靖公署”等等,但是职权与抗战之前没有区别,仍然是军政一把抓的机构。

行营则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机构,是军事委员会的特别派出单位,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某地行营”,因为老蒋1932年复职以后,并没有兼回“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而是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那么它的派出机构当然就是军事单位。抗战前第一个设立的是南昌行营,之后分别在武昌重庆、西安等地分别设立,以高级将领充当“行营主任”,主抓几省地区的军事和作战。

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

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战区之上设置了若干行营,理论上可以督导几个战区的作战行动,比如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即可协调第四、第九等战区,而李宗仁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升任的“汉中行营主任”,理论上则可以指挥第一和第五战区的军事行动,当然了,胡宗南和刘峙根本不听他的,李宗仁等于被明升暗降夺去了兵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战区已经改制,所以行营即可以指挥两个以上的绥靖公署、以及绥靖区,李宗仁的汉中行营换了地方,在日军投降后驻跸北平,遂改称“北平行营”。北平行营下辖傅作义的张垣绥靖公署和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第十一战区改制),不过呢还是没有什么实权,因为那俩绥署主任只是表面上听招呼,实际都听老蒋的。

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

重庆谈判开始以后,军事化色彩较浓的“行营”名称有点不合时宜了,并且从1943年起老蒋已经重新做回国民政府主席职,所以1945年年底开始将行营改称为“行辕”,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辕”。所以行辕实际上是一个行政领导机构,李宗仁因此也就换了职务,尽管只差了一个字。

因为行辕之下有专门的军事指挥机关,比如东北行辕就下辖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北平行辕下面有“华北剿总”,再后来节节败退之际,各行辕被裁撤,代以剿总和后来的军政长官公署行使权力,这又成为了军政兼管的战时机构。

豫鄂皖绥署主任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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