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德：“造物不自以为功” ——读苏轼《喜雨亭记》随感丨

“造物不自以为功”

——读苏轼《喜雨亭记》随感

文/郭英德

苏轼（1037—1101）的《喜雨亭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349—350页），写于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602）三月下旬。这年他二十六岁，任大理评事，签书判凤翔府公事，协理知府处理日常事务。 在这篇笔调流丽轻灵的文章背后，有一桩饶有趣味的求雨故事。

从嘉祐六年（1601）九月开始，凤翔周边除了飘过一些微雪，好几个月没正经下雪了。转过年来，入春一个月了也不下雨。土地干枯，旱情严重，农人忧心如焚，担心再不下雨的话，庄稼必然颗粒无收，盗贼难免兴风作浪。人们束手无策，唯有遵循习俗，祭祷神灵，祈求降雨。而求雨本来就是地方官的职责，苏轼自然当仁不让。何况舞文弄墨自是文人的本分，更是苏轼的特长。他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祈雨文，准备呈递神灵。

凤翔府在今天陕西宝鸡市一带，南临渭水。渭水以南是秦岭，秦岭最高的山峰是太白山，地处郿县。太白山上有一座上清宫，宫前有池塘，祷雨取水，多有灵应。父老传说，“太白山至灵，自昔有祷无不应”（《东坡志林》卷三“太白山旧封公爵”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56页）。三月初七，苏轼不辞辛劳，亲自登上太白山，在上清宫前高声朗诵祝文，祈求山神普降甘霖，“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苏轼文集》卷六二《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第1914页）。

果然三月初八下雨了，十七日又下了一场雨，但是雨太小，远远不足以解救旱情。苏轼咨询当地人，说是太白山神在唐朝时封为“神应公”，到宋朝却降为“济民侯”，山神可能闹情绪，不太灵验了（《东坡志林》卷三“太白山旧封公爵”条）。于是苏轼立刻代太守宋选向皇帝草拟一份奏状，请封山神“明应公”（《苏轼文集》卷三七《代宋选奏启封太白山神状》，第1061页；卷六二《告封太白山明应公祝文》，第1914页）。随后又特派使者，前往上清宫敬告山神，并且恭恭敬敬地从宫前池塘里取回一盆“龙水”。苏轼还特地写了《迎送神词》一篇五章（《苏轼诗集》卷四《太白词（并叙）》，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52页）。

二十日早晨，苏轼与太守宋选斋戒沐浴，到郊外迎接“龙水”，并举行祈雨仪式。数以千计的百姓聚集观看，宋太守当众宣读苏轼撰写的《祷龙水祝文》，说：“府主舍人，存心为国，俯念舆民。燃香霭以祷祈，对龙湫而恳望。优愿明灵敷感，使雨泽以旁滋；圣化荐臻，致田畴之益济。”（《苏轼文集》卷六二，第1912-1913页）一时天空渐渐乌云密布，但是还不见雨点儿。苏轼又陪宋太守到凤翔城的真兴寺祷告（《苏轼诗集》卷三《真兴寺阁祷雨》，第140页）。 果然天从人愿，狂风忽起，暴雨骤降，而且连下三天。枯萎的庄稼舒展挺拔，顿时充满了勃勃生机（《代宋选奏启封太白山神状》，第1061页；《苏轼文集》卷七二《太白山神》，第2307页）。

喜雨沛然，丰收在望，凤翔百姓无不欢呼雀跃，“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抃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这年年初，苏轼在官舍附近起造一座庭园，作为公事之余的休息之所，南有水池，北有亭子，树木环绕着流水，景色格外雅致。 这时他新建的亭子刚好修成，苏轼便将这座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并欣然命笔，撰写了《喜雨亭记》。

《喜雨亭记》依次叙写建亭的经过、下雨的过程、喜雨的情状和庆贺的场景，最后以这么一篇歌词，曲终奏雅：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

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

一雨三日，繄谁之力？

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

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

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这篇欢快的歌词有两层意思，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歌词的第一层意思，说的是“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第1913页），而“天”恰恰善体人意，既没有“雨珠”，也没有“雨玉”，而是“雨麦”，为济民饥而赐之以麦。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对于百姓而言，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珍宝而是粮食，只有丰衣足食，才能安居乐业。在这里，苏轼化用了东汉刘陶《改铸大钱议》的文意，刘陶写道：“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后汉书·刘陶传》）但是刘陶的原文却“不如东坡辞婉意明，所谓出蓝更青者也”（孙奕《履斋示儿编》卷七“祖意而胜”条，《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2-63页）。

这年春天的求雨得雨，是有先兆的。苏轼在文章中记载道：“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雨麦”的意思是天上落下麦子。麦子自天而降，这可是异常的天象。古人以为天象与人事密切相关，发生气候异象时就必须占卜，以测吉凶祸福。“雨麦”之后占卜为“有年”，即“丰年”，庄稼有好收成，这当然是“吉兆”。

早在战国时，人们就有“神农之时，天雨粟”的传说（清马骕《绎史》卷四引《周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如果说这还仅仅是农耕起源的神话，那么汉人就多次记载了“雨粟”、“雨谷”的自然现象，并且还有“天雨谷，岁大熟”的占卜之说（《艺文类聚》卷八五《百谷部》引西以京房《易逆刺》）。苏轼记载的“雨麦”之事，有时间、地点和事件，叙事相当完整。虽然我们无法判断这一记载究竟是不是苏轼亲眼所见的“实录”，也无法知晓占卜的主角是不是苏轼，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断定， 饱读经史、浸染传统的苏轼，内心中是愿意相信“雨麦”之事的，更愿意相信“雨麦”是祈雨成功的先兆（参看卢晓丽《苏轼〈喜雨亭记〉“雨麦”释义及内涵辨析》，《语文月刊》2014年第6期）。

所以，苏轼特意在文章中记载“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无疑是“有意为之”的。他要借此明确地说明：“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上天不会遗弃下土的百姓，为了避免“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预先就以“雨麦”的天象昭示“有年”，给百姓带来恩惠和欢乐。

但是苏轼心里非常明白，即使真的有“天人感应”，也并非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归根结底是“人心”感动“天意”。于是他不禁设问：“一雨三日，繄谁之力？”一连下了三天的喜雨，是谁有如此这般的“神力”呢？这就引出了这篇歌词的第二层意思。

因为百姓亲眼看到宋太守、苏签判一而再、再而三地虔诚祈祷，为民请命，所以他们说，“一雨三日”是太守、签判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是，区区太守、签判，怎么敢如此居功自傲呢？所以他们称说：普降喜雨应归功于皇帝。

在皇权时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更何况古人认为皇帝乃受天命而有天下，尊称为“天子”，原本就是“天”在人间的化身，是“天下之主”。所有臣民的功劳、自然的祥瑞，都应归于“天皇圣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苏轼笔锋一转，斩钉截铁地写道：“归之天子，天子曰‘不’。” 真正“圣明”的皇帝，是不会将臣民的功劳、自然的祥瑞归于自己的。他会明确地回答：“否！”——这不是我的功劳。

那么，能不能将喜降甘霖的功劳归于“造物”，即一种创造、主宰万物的力量呢？苏轼却替“造物”回答说：“造物不自以为功”。“造物”并不认为“一日三雨”是自己的功劳， 于是只能“归之于太空”——即“天”。这应该是苏轼的“终极思考”了，因为他说过：“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

苏轼既否定了官吏的“德行”、皇帝的“圣明”具有感动上苍的力量，也否定了“造物”具有呼风唤雨、护佑众生的功能。他认为，降雨之功，与太守无关，与天子无关，甚至与造物无关，而应“归之于太空”，是上天对人们的眷顾和恩赐。 苏轼这种“推功让德”的思想自有来历，大抵取义于《礼记·祭义》：“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诸侯有善，归诸天子；卿大夫有善，荐于诸侯；士庶人有善，本诸父母，存诸长老。”只不过《礼记》是从天到士庶人顺着说，而苏轼则是从太守到“太空”倒着说。

但是颇有深意的是，苏轼说到“归之于太空”的时候，偏偏又宕开一笔，说“太空冥冥”，天是高远渺茫，难以着实的。苍天虚无飘渺，虽然看得见，但是有谁可以够得着它，又有谁可以把握住它呢？人们又凭借什么去“感恩”上天呢？既然“一日三雨”的“神力”最终无所归属，是“不可得而名”的，那还不如脚踏实地地用“喜雨”来命名我的亭子吧。 因为这座亭子是老百姓一砖一瓦修建而成的，也是“官”和“民”休戚与共的见证。还有什么比“与民同乐”更可忻喜的事情呢？

文章以“喜雨”命亭作结，戛然而止，堪称匠心独运。这既是曲终奏雅，照应“喜雨亭记”的题目，也是由小及大，推出如此精深的道理：“人人不自有其善，天下于是大善，而岂区区焉，斤斤焉，饰貌矜情，以谐媚君父，矫诬上天云尔哉？”（《唐宋文醇》卷四四评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不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此“弃虚”而“务实”的苏轼，为什么明明知晓“太空冥冥”，天是虚无飘渺的，为了求雨，还是一会儿撰写祝文，一会儿撰写状文，一会儿撰写祷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神灵倾诉，向上天祈祷呢？他是真心相信天有主宰人事的功能，还是虽然心存疑忌，却不得不“随乡入俗”、“逢场作戏”呢？

其实古人早就说过：“心诚则灵”。只要人的心意足够虔诚，只管祈祷就对了，不管借助何方神灵向上天祈祷，上天最终都是可以显出灵验的。 所以关键不在于选择何方神灵，更不在于揣测上天是否通晓人意而决定是否祈祷，而在于人们是否采取了祈祷的行为，是否真心地祈祷，或者说祈祷时心意是否足够虔诚。

这种虔诚的心意，对地方官来说，就是关心民生，为民谋利，与民同忧同乐，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为百姓之欲为，“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苏轼文集》卷四八《上韩魏公论场务书》，第1393页）。苏轼说：“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苏轼诗集》卷六《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其二，第274页）他认为，出仕为官，应“以及民为心，而惭尸禄”（《苏轼文集》卷二四《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之二，第701页）。苏轼称颂太守宋选修葺驿站，急生民之所急，就曾引用《诗经》“岂弟君子，民之父母”的诗句，解释说：“所贵乎岂弟者，岂非以其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欤？”（《凤鸣驿记》，第375-376页）敢于担当，勇于任事，这本来就应该是地方官的本分。

所以，当亢旱之年，百姓信奉祈祷，地方官怎么能不为其所欲为，而且尽心尽力地为其所欲为呢？苏轼借助于为亭子命名“喜雨”，无疑是要清楚地表达：如果“弥月不雨”，官吏却毫不作为，不去祈祷降雨，任凭旱情发展，则“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而今地方官为百姓所欲为，一而再、再而三地虔诚祈祷，方能感动上苍，使“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正是有见于此，林云铭评此文道：“不但舍雨之外无可名此亭，亦舍亭之外无可名此雨”，“语语为民，便觉阔大”（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三评语）余诚评此文道：“就一座私亭，写出绝大关系，伴忧乐同民之意，隐然言外，而又毫不着迹。立言最为有体。”（余城《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八）

天灾源于人祸，天祥本于人福。天灾之所以发生、之所以蔓延，是因为人们不为所应为，甚至为所不应为。 如果人们对天存一份敬畏之心，对民存一份仁爱之意，尽心尽力地为所应为，不为所不应为，天灾要么不至发生，要么一旦发生也会转危为安。宋太守、苏签判遵从民意，虔诚祈祷，终究使凤翔一地从“弥月不雨”变为“一雨三日”，这就是明证。

由此可见，在苏轼看来，“雨麦于岐山之阳”的吉兆之所以能够成为天降喜雨的现实，虽非人力可为，却为人心可期，最终应该归功于人们虔诚的祈祷——不仅是宋太守、苏签判采取的虔诚祈祷的行为，也不仅是他们撰写的虔诚祈祷的祝文， 而是他们内心中始终葆有的那份“当仁不让”、“与民同乐”的真心诚意。这正是苏轼一生秉持的信念和操守，晚年他还称道友人李常，并以此自励，说：“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苏轼文集》卷五一《与李公择》之十一，第1500页）

“忧乐同民”是一种儒家意旨，正如孟子所说的：“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梁惠王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苏轼一生善学孟子，对孟子“忧乐同民”的思想领悟极深，因此始终坚持“以民为重”的人生信念（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第36页）。

“忧乐同民”还是一种圣人情怀，所以《喜雨亭记》开头就写道：“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周公得到周成王赏赐的稻禾，便用“嘉禾”作为他文章的篇名；汉武帝在汾水上得到宝鼎，便改年号为“元鼎”；鲁文公派遣叔孙得臣率兵，打败北狄军，俘获北狄国君侨如，便把儿子宣伯命名为侨如。苏轼的喜雨而名亭，正可与周公、汉武、叔孙得臣相媲美。

无论是儒家意旨还是圣人情怀，“忧乐同民”传达的是这样的政治智慧：“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孟子·离娄上》）苏轼认为：“民者，天下之本。”（《苏轼文集》卷九《策别训兵旅二》，第277页）在传统的观念中， “天”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造物主”，而且也是一种主体的显现物，是“民”的化身，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语）因此，“得其民”而且“得其心”，不仅就能得到“天”的庇护而降祥福，而且这本身就是“天心”、“天意”的客观显现。

“喜雨”之事虽小，其中含蕴的意思却大。古人以为，苏轼为文，善于“小题从大处起议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四引唐顺之评苏轼《仁宗皇帝飞白御书记》语），良有以也！

-全文完-

原文刊于《文史知识》2020年06期

作者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学学术史、中国古代戏曲学、中国古代散文史等领域的研究，先后出版学术专著近三十部，论文近三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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