绒绣 | 大洋彼岸到黄浦江边的典雅✅

从大洋彼岸到黄浦江边

最早类似绒绣针法绣出的图案出现在14世纪的德国，到了16世纪，随着欧洲纺织技术的进步，这样的图案被运用到了壁挂、桌毯和床罩上。17世纪后，织锦壁毯在欧洲盛况空前，直至织锦的复杂工艺阻碍了它的普及。取而代之的是与织锦外观效果和功能几乎相同的绒绣，简便的工艺为它开辟了一片市场。英国一度是欧洲绒绣的中心，历代皇家贵妇人，如玛丽一世、伊丽莎白女王都会绒绣，普通的家庭和修道院中，绒绣工艺品也随处可见。

20世纪初，绒绣自欧洲传入中国。上海是欧洲商人开设洋行的重要据点之一，于是便与绒绣结下了不解之缘。发展至今百年，上海绒绣成为一种融汇中华民族刺绣艺术而成的、地域特色鲜明的工艺美术品种，是海派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被誉为“东方的油画”。

早在1840年以后，上海的徐家汇教堂中就已经可以寻到传播绒绣技艺的踪迹，这也是上海作为中国绒绣源头的一个佐证。而此时在欧洲，绒绣等手工艺已经因为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而走向衰退。

徐家汇地区的绒绣工场

上世纪初，英国传教士詹姆斯·马茂兰在山东烟台开设“仁德洋行”，随后，英美商人在上海也开设谦礼洋行、谦泰洋行等企业，组织浦东地区川沙、东昌、高桥一代妇女生产绒绣产品。美籍犹太人福斯特·格莱开办的谦礼洋行位于圆明园路，专事收购绒绣花片的半成品进行出口贸易。时任谦礼洋行买办的浦东陆家嘴杨家宅人杨鸿奎开办了6家绣花厂，包揽了全部绒绣订单，形成了上海绒绣早期的生产基地。1941年，因珍珠港事件爆发，迫使绒绣厂休业。抗战胜利以后，“鹤鸣刺绣工艺社”横空出世，其创建者张鹤鸣正是杨鸿奎的结拜兄弟。新中国诞生后的1954年，上海绒绣业先后在浦东东昌和高桥地区成立红星刺绣供销生产合作社和高桥刺绣供销生产合作社，绒绣工艺在上海正式步入企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鹤鸣花边刺绣工艺社创建者张鹤鸣

三个女人的技艺革新

早期的绒绣工艺社技艺单薄，用色简单，产品集中于鞋面花、粉盒面、手提包、靠垫等日用品的半成品。1943年，上海第一代绒绣艺人刘佩珍首先运用绒绣的拼色工艺，解决了色彩过渡中的难点，创作出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幅人物肖像《高尔基》，开了中国绒绣艺术品之先河。1949年9月，刘佩珍又以上海第一针艺厂职工的名义，做成绒绣作品《毛主席像》，献给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

上海第一代绒绣艺人刘佩珍

刘氏姐妹

美术专业出身的高婉玉，在1952年进行绒绣作品《斯大林像》绣制时，首次用自行染色、配色和劈线、拼线、加色等技艺，解决了绣制人物肖像时色彩转折过渡的难题。她还用九宫格在麻布上按比例直接打格放大绣制，创造和丰富了上海绒绣的制作工艺。这是绒绣技法的一个飞跃，一直沿用至今。1979年，高婉玉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高婉玉

同时代的张梅君，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不见针迹的双面绒绣和粗细麻布镶嵌绣的新工艺。她的技艺特点是作品色彩层次丰富，人物形象刻画逼真细腻。代表作有绒绣《周总理与尼赫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南湖纪念船》等。

张梅君在高桥指导绒绣技术

百年传承重整出发

随着与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结合和一代代绣师的改革创新，上海绒绣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形、神、色、光、工等诸方面都达到了较高艺术水平。其精湛的工艺使绒绣产品行销欧美市场，成为家家户户的创收产业。随着欧美金融危机、社会变革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加之绒绣本身产品单一、生产人力成本高的特性，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到上世纪末，曾经辉煌的生产厂商纷纷倒闭，从业人员另谋出路，绒绣面临失传的尴尬境地。

2006年起，通过政府扶持，开始筹建绒绣馆，收藏、展示绒绣作品，研究、创作绒绣精品，到对传承人给予扶持、保护的同时，积极申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通过开设公益性绒绣技艺学校培训班、社区传习所、参加各类国际及国家级手工艺大展等一系列方式，有力提升了绒绣技艺的公众知晓率和社会影响力。

2015年，我们又作出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创新举措——成立上海东岸绒绣艺术研究中心。作为政社合作中的第一项战略计划，中心开启了非遗保护的智库联盟行动，招贤纳士，将社会各行业的优秀人才集结一方，为绒绣的跨界创新、保护发展聚能蓄力。与高校、文创设计团队、社会团体共同研发绒绣衍生品，与优秀国内外设计团队合作，开发设计上海绒绣的艺术品、衍生品；与高校合作开设非遗手工艺研习班，研发创意作品，让绒绣在当下重新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