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之国：清朝遗老们为何都选择隐逸于租界？

隐逸是遗民生存方式的重要特征。近代之前中国并无现代都市，传统遗民多以山林或山林的象征一一故乡为地域空间构筑自己的生存情境。近代社会变迁致使现代都市兴起，又因外来殖民侵略，一些都市中又出现了国中之国一一租界，从而为清遗民提供了特殊的隐逸空间，许多清遗民将其作为隐居之所。

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在中国沿海及沿河的通商口岸陆续出现租界，租借国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公民领事裁判权，从而使租界拥有了实际意义上的行政自治权限，中国政府无权在租界内行使主权，因而租界被称为国中之国一一虽名为中国领土，却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中国政府无权干涉租界内事务。

民清鼎革之际，志在不食民国之粟的清遗民，因租界不在民国政府治下，许多人便选择到租界作遗老，据胡小石言：“辛亥之后，清室遗臣，居处分两大部分：一为青岛，依德人为保护，恭王、肃王及重臣多人皆居此，以便远走日本、朝鲜、东三省；一为上海，瞿鸿机曾任军机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则中坚也。”

上海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对外通商口岸，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租界的城市，是当时较发达的现代都市，被誉为“十里洋场”。辛亥后许多籍贯为长江以南尤其是苏浙两省的前清旧臣选择避居沪上，除去胡小石提到的瞿鸿机、沈曾植、李瑞清三人外，冯煦、陈三立、陈夔龙、郑孝胥、沈瑜庆、秦树声、胡湘林、王国维、缪荃孙、刘承干等皆隐居上海。

青岛自19世纪末成为德国的租借地，依山傍海，冬暖夏凉，气候宜人，不仅海运发达且通有铁路，交通便利，与京津、东北、日本及朝鲜相隔不远，故而亦成为许多清遗民择居之处，劳乃宣、周馥、吴郁生、张人骏、于式枚、刘廷深、吕海寰、康有为等清遗民民初都曾寓居青岛。

除上海及青岛两地外，天津亦是租界林立的近代都市，民初英、法、德、意、日、奥、比、俄等国在天界皆设有租界，辛亥后这些租界内聚集了为数不少的清遗民。

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辗转至天津日租界居住长达7年之久，围绕在溥仪身边的清遗民随之迁入天津各国租界，如郑孝胥、胡嗣瑗、杨钟羲、温肃、萧丙炎、陈曾寿等，罗振玉1919年自日本归国后不久就在天津购置房产定居，除上述溥仪身边的清遗民外，周馥、张人骏、吕海寰等人在一战期间从青岛迁至天津，华世奎、荣庆、那桐、章授等人亦曾在天津寓居。

香港和澳门距离广东较近，且少战乱、物价不高，故而辛亥后许多广东籍清遗民选择永久或间歇移居香港和澳门两地，如陈伯陶、赖际熙、区大典、朱汝珍、温肃、何藻翔等寓居香港，汪兆墉、吴道铭、张学华等人择居澳门。

都市遗民多以租界为隐身之所，首先是由政治鼎革之下自身政治立场所致。寄身于民国政权难以企及的租界，能表达自身与民国为敌的政治心态，许多人将自己寓身租界的行为视为“学孔子而居九夷”，蒋智由称“上海者，古之东海，而洋场者，九夷也久矣。夫当世之无余，而余之逃于人外也，余与天为徒耳”。

清遗民生活在租界内不仅能获得人身安全保障、免受革党“迫害”，还可以继续保留发辫、使用宣统纪年等，因此辛亥革命时各省士绅“皆避乱于上海，此即乐于瓜分之现象也。革党反对君国，于外国则不敢犯，此即甘心受制于外人之现象也”。

清帝逊位之时，王季寅闻之痛哭，随即携家人回归故里隐居，后因其不愿剪掉发辫而时常受惊扰，故而转居青岛，此事在其年谱中有记载：“壬子七十岁，在里时剪发令严，乡里惊扰，君避居青岛，自光绪二十三年，德意志人占据青岛，至是，皆视为桃源”。

劳乃宣辛亥后本欲携家人归隐故里，但因当时浙江已宣布脱离清朝独立，不得已携家转居于河北沫水之北的北郭村。那些自身颇有积蓄的清遗民还可以在都市中获得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时人称寓居租界“既无杀身之苦，也无亡命之难，又无降敌之讥，于道德无亏”。

国内外的战乱亦是影响清遗民择居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战期间日本出兵青岛攻打德国致使许多寄居青岛的遗民转居他处，“欧洲开战，英俄法共攻德国，日本附英攻青岛。寄居者皆避去”，如王季寅从青岛迁至烟台居住。

许多清遗民选择旅居租界，更多的是因为民初国内时局动乱，辛亥革命南北内战之时，“各省无镇压之力。土匪纷起，人民涂炭”，下因而大量士绅涌入上海租界。

王季寅1920年本已在青岛附近“买田二顷，果园十数亩，菜园一区为娱老计”，但“自甲寅冬日本据青岛，土匪借为巢穴，四出劫掠，登莱乡民夜不安枕”，“世乱不可居”，不得已“乃购地烟台之奇山所，筑数椽以避之”。

汪兆墉辛亥后隐居于粤澳两地，至1939年去世。汪兆墉因广州动乱先后十几次避地澳门，辛亥革命发生后，1911年底汪兆墉第一次至澳门避居，1912年9月返回广州。1913年因“广州乱，再避地澳门，寓下环街”，此次只住了两个月之后即返回广州。1916年，“滇桂军交哄”，其“又携家至澳门，寓荷兰园旁……九月广州平定，挚家返舍”。次年因护法运动的发生，汪兆墉再次避地澳门。此后数年汪兆墉多次因广州战乱，往返于广州与澳门之间。1937年抗战爆发后，其最后一次移居澳门直至1939年在澳门去世。

许多清遗民择居租界还与自身相熟的社交圈相关联，黄河以南的封疆大吏到上海的比较多，清廷皇室近臣、满族、蒙古族官员和黄河以北的地方大员到天津的比较多，也有一些人到了青岛，可见这些择居地相同的清遗民在清亡前或因同乡、或因政治地位相近早有旧交，故而旧日朋友聚集之所自然是清遗民愿意择居之处。汪兆墉之所以选择澳门为避难之所，除地理位置的缘故，亦是“以便一众良朋，可闲时作诗钟之会，又或共游港澳胜景，寄情山水，以遣对故朝之思”。

生计考量亦是清遗民在选择是否择居租界时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租界物价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凡都会码头，生活程度过高，只便仕宦经商，而不便久寓”，“租界虽鲜兵祸，然东南巨室多寄祭迁贿窟处其中，米珠薪桂当更较长安为难居”。

传统遗民多选择以隐居“山林”、“不履城市”来表达自身与世事隔绝的立场，部分清遗民并未沿袭这一传统，而是选择充满尘世烟火味道的近代都市作为隐居之所，尤其是这些都市中的租界这一特殊空间为清遗民的生存情境提供种种新的可能。

隐居租界的清遗民要么颇有积蓄，足以应对都会生活；要么是在都会中能谋得生计，而其谋生之道很多已突破传统士人的职业范围，如投资近代实业等。都市遗民彼此之间往来密切，诗酒文会频繁，尤其沪上遗民为最，相比较而言青岛、天津两地遗民政治活动较为频繁。

身在都会的清遗民社会交往相对乡居遗民而言要活跃，除遗民圈内彼此往来频繁外，他们与圈外人士亦颇多交往，与民国政要、军阀、文化界、商界乃至外籍人士都有往来。

虽选择有违遗民传统的隐匿空间，但清遗民内心深处却摆脱不掉传统的遗民观念，故而他们虽身在都会，但其诗文中经常将光电声色的都市想象成“山林”，这种山林想象为清遗民在精神上营造了一个与热闹喧嚣的都市相隔绝的独立空间，与文字经营相配合的，有经济能力的清遗民多在租界中筑楼以居。

沈曾植有海日楼，郑孝胥有海藏楼，陈夔龙有花近楼，李梅庵有藏园，樊增祥有樊园。无疑，正是这些可以营造的私人空间使得遗老们的世外生存在纷扰洋场中成为可能。

对此郑孝胥亦曾在日记表明心迹：“余之造海藏楼，遂适为避世之地，此岂吾所及料哉。然余居楼中，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运思操劳，绝非庸庸厚福之比……余今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怜。”

可见，这些清遗民虽寓居洋楼，但却将其想象为“山居”，从而在租界之中保全自己的政治立场，亦是其强化自身遗民身份认同的努力。

撰稿/陈晶华【读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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