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六路围攻”

来源：万源红网

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县永安村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 11月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1934年万源保卫战中，徐向前运筹帷幄，带领八万红军将士，粉碎了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一九三三年冬，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动员了几乎全川军阀的力量，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我们打刘存厚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刘湘的进攻就开始了。带着红四军在宣汉的南坝场和川东游击军会师，把廖雨辰的部队打垮后，正乘胜追击，准备出开江、开县，结果遭遇刘湘的主力部队王陵基师。我们部队的宿营地和敌人的宿营地挨着不远，互相都不知道，我派一个通信员送信，结果跑到敌人的营地去了，幸亏敌人没有发觉。我们仓促应战，打了几天几夜，被迫从进攻转入了防御。那个时候，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工作、情报工作做得比较好，能及时掌握敌军的动向。其实，王芳舟（陵基）的部队出动，我们是应当知道的，不知坐镇后方的张国焘为什么没有把情报及时告诉前线。

反刘湘的“六路围攻”，是我们在四川打的时间最长、最艰苦的一个战役。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也可以说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绩最辉煌的一个战役。我们花了整整十个月的时间，先后粉碎敌人的四期进攻，歼敌八万余人。当然，我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共伤亡两万余人。

我们的战线长，兵力少，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敌强我弱！敌人投入的兵力，先后达一百四十多个团，共二十余万人。我们边打边补充，也不超过六万人。红军的战略指导方针，仍然是“积极防御”。和反“三路围攻”一样，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利用险要地形、工事节节抗击，先消耗敌人，使敌人疲劳，而后进行总反攻。打田颂尧与打刘湘的规模大小不同，兵力多寡不同，但地形、战法差不了多少。

我们分东西两线，采取这样的办法消耗敌人。我在东线指挥，主要对付刘湘的部队，王树声同志在西线指挥，对付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邓锡侯等部队。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下旬，在半年多的运动防御中，我们先后抗击了敌人的三期总攻，毙伤敌军三万六千余人。由于我们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方针，拉长了敌人的战线，分散了敌人的兵力，为我们的反攻创造了条件。

反“六路围攻”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万源一带的决战防御。那已是刘湘的第四期总攻，重点是要在东线夺取万源。敌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陵基在第一期总攻中因作战失利被撒了职，换上了唐式遵当第五路军的指挥。刘湘还把他的高级顾问、江湖术士、号称“神仙”的刘从云搬出来任前方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他们以八九个旅的兵力进攻大面山、甑子坪、花萼山、孔家山等地，孤注一掷，企图从东、南、西三面形成对万源的围攻，在东线把我们打垮。我们逐次收紧阵地，也到了无可再收的极限。假如万源失守，我军就有被敌压出川北的危险。敌人拼了死命，我们也拼了死命。这是关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次决战，不拼命不行啊！

但是，不论敌人的进攻如何凶猛，我们的部队何等疲劳，我们总是用少量兵力置于一线，凭险抗击和消耗敌人。主力部队则放在二线，准备反攻。那一带的山很高，林又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利于红军坚守。近战是红四方面军的特长之一，防守的部队都是等敌人攻到面前再打、再拼，有时还短促出击一下。我们一个营的兵力守住一个方向，敌军整团整旅地攻来攻去，就是攻不下来。徐深吉同志带着一百二十来人的教导队守在山上，对付敌人一个团，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可敌人还是攻不动。部队真顽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粮食少，吃饭很困难，有时连山芋蛋也吃不上，稀饭也喝不上，靠野菜充饥。天气又热，蚊虫又多，医药又缺，弹药又少。我们靠什么和敌人熬呀，就是靠党的领导、靠士气、靠勇敢、靠智慧、靠上下一心、靠平素养成的过硬战斗作风。打起仗来，部队没有股硬劲、狠劲，是不行的。那时敌人在我们的前沿阵地上死的是一堆一堆的，连尸首都来不及拖走。

万源保卫战，是积极防御中的一个决战防御，打得极其艰苦。敌人筋疲力尽，我们也是筋疲力尽！

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就产生了问题：这个仗能不能继续打下去，这种打法行不行？西线的树声同志那里，兵力单薄，主要是招架、牵制敌人；东线这边，不仅要顶住敌人主力的进攻，还要准备反攻。有的同志感到，顶下去太困难，主张兵退汉中。实际上，当我们感到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往往也正是敌人最困难、最熬不住的时候。打仗，就是要熬得过这个“最后五分钟”。我们一方面咬紧牙关，硬着头皮顶住，不退，一步也不能退。退到汉中，我是坚决反对的。另一方面，准备反攻。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的兵力部署一清二楚。从情报中得知，南天门那里是原刘存厚的部队驻守，兵力薄弱。刘存厚是让我们打怕了的，怕得很。我们决定，以南天门为突破口，发起进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主力部队仍放在二线休整，不到反攻时刻，绝不往外拿。反攻的力量，是早就准备了的。

南天门在万源西南的青龙观，我到过那里，山非常高，悬崖峭壁。晚间战士们出去放哨或解手，一不小心滚下山去就完了。其地势险要，可想而知。这个最险要的地方，正是敌人守备最薄弱的地方，战斗力最差的地方，是谁也想不到红军会进攻的地方。于是我们就把反攻的突破口选定在这里。我事先去看了地形，记得有九军的孙玉清同志在，还有四、三十军的同志们。总部下了决心，从青龙观突破，部队作了充分准备，决定夜战，奇袭。这一战很成功，一突破就像把刀子迅速插进去，敌杨国祯旅大部被消灭。我们乘胜追击，猛追，饭也顾不上吃。敌人的一个团长还在打电话下命令就当了俘虏。如果我们兵退汉中，那就坏了，不仅不会出现反攻的局面，而且很可能连立脚之地都没有。

打下去，插进去，还不能消灭敌人的主力，这仅仅是突开了一个口子。把守阵地的敌军消灭了，把敌人增加上来的预备队消灭了。而刘湘的主力还没有动，我们还没有咬住它。所以，插进去以后，就要迁回包围，消灭刘湘的主力。你突破，不就是为了创造迁回敌人的机会，包围和消灭敌人，争取反攻的全胜吗？

但这时，又发生了问题。究竟是左旋，还是右旋？左旋向东，东边是刘湘的主力一、二、三师；右旋向西，西边是范绍曾师，不是敌人的主力。我和陈昌浩、李先念同志商量，坚决主张左旋，旋刘湘的主力。这三个师是刘湘的王牌部队，全新装备，攻到了万源一线，还没有退下来；东面的阵地呈斜形，我们插下去，越过一条小河，卡住山口，敌人退下来，必然被我们堵住。他们想通过，就得攻坚，那样的地形，攻坚谈何容易呀。显然，左旋地形有利，又能消灭刘湘的主力，机会难得。如果我们搞掉了刘湘的三个师，他要恢复元气是很困难的，这是左旋的好处。右旋旋什么？旋范绍曾师。右旋向西，西面敌人撤退的路线和我们追击的路线处于平行地位，地形也很不利，你还没有旋过去，敌人就能跑掉。而且，他们又不是主力部队。我们在前面，决定东旋；张国焘在后面，来电话要求西旋，电话里讲来讲去，弄了大半天，就是讲不通。他是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不听他的命令不行呀。最后，我们只好向西旋。

范绍曾是土匪出身，滑头得很，跑起来比兔子还快。他还没等我们旋下去，他已经带着队伍逃跑了，一口气退到马渡关南面，在山上把工事筑起来，你攻人家攻不动。右旋没旋成，只好再回头左旋，但左边的敌人早已退了下来，我们追着敌人的屁股打，没能消灭多少。这样，东线反攻宣告结束。事后看来，左旋是对的，右旋是错的。如果从一开始就左旋，刘湘的主力很可能被我们全歼，整个战局就会大不一样。

东线的反攻结果不理想，只有从西线想办法。我们把主力集中起来，到西线去搞。第一次突破，选在通江城南敌第三、第四两路的结合部—冷水垭。利用夜袭，突破很顺利。接着，向纵深发展，但因敌人缩得很快，没有取得多少战果。他们退到巴中一带守起来，我们又进行第二个夜袭突破，西线敌人开始全线撤退。李家钰部向仪陇方向退却，杨森部向营山一带退却，巴中县城的敌人早已跑光。敌人跑得那么快，我们顾不上连续作战的疲劳，昼夜急进，同敌人抢时间。时间就是胜利。耽误了时间，就会像东线反攻那样，失去战机，什么也捞不着。

这时，三十军的部队已经进到巴中，又遇到深迂回还是浅迂回的问题。张国焘来电话，要我们渡过巴中河，顺北向长池方向迂回。这是浅迂回，结果只能追着敌人的屁股打，不会兜住敌人。这次，我和先念同志商量，不能再听张国焘的瞎指挥。我说:“就是犯错误也不听他的，打了仗再说，我负责!”先念同志说 :“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我们下决心搞深迂回，大纵深的穿插迂回，命令部队立即从巴中出发，经凤仪场、雪山场，直插木门以西的黄木垭、旺苍坝。

我军不分昼夜，快速穿插，抢占黄木垭。刚把阵地占住，敌人恰恰退了下来。他们挑着枪支和行李，被抓来一问，原来是打前站的，大股敌人还在后面，这就好啦。黄木垭一仗，打得很激烈。敌第二路田颂尧部的十多个团，一万四五千人，被我们包围全歼。这是反“六路围攻”中消灭敌人最集中的一个战斗，缴获很多。

迂回问题，该迂回哪部分敌人？哪个方向？迂深迁浅？看来是个战术问题，但对战斗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西线搞了这么一家伙，各路敌军纷纷逃命。我们乘胜追敌，但没有追好。追到仪陇地区打了一仗，本来想吃掉李家钰的，但因我军没有抢到要点，部队分散指挥不灵便，敌人集中到仪陇县城守起来。那是个山城，易守难攻，不好再打。北面的邓锡侯一路也没搞到，杨森一路早已跑掉，西线的战事就没有多少戏好唱的了。红三十军一部，一直追击到嘉陵江边。至此，刘湘的历时十个月的“六路围攻”，便彻底破产。【节选 徐向前《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编辑：赵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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