鄞县民主政府成立大会旧址旅游攻略_鄞县民主政府成立大会旧址必玩景点

鄞县民主政府成立大会旧址原为蜜岩小学（经二小学），由村民应文生与其儿子应桂馨在晚期独资创办，为一座中西合璧的学堂。1941年，宁波沦陷，日寇占领蜜岩，以这所小学为驻地，学校的设施和教具被严重损毁。1942年春夏之交，日寇撤离蜜岩，学校再次复课。秋天，中共党组织派地下党员陈洛宁来学校任校长，组织师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5月2日，鄞县民主政府在此召开县政府成立暨县长就职大会。1949年夏天，宁波解放， 1952年，学校被国家接管，改为公立。

该旧址见证了鄞县人民为了民族解放，为了自由幸福而斗争的历史场景，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2007年8月被公布为鄞州区级文物保护点，2016年宁波市行政区划调整时归至海曙区。

走进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成立大会旧址

一处革命遗址遗迹就是一座红色丰碑，追寻红色记忆，不忘革命历史和党的优良传统。合浦革命遗址遗迹见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合浦党组织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合浦光辉的革命岁月，体现了革命前辈和合浦人民追求真理、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豪迈气慨。新中国成立后，合浦县先后修建了革命烈士纪念碑7个，革命烈士墓2个、革命纪念亭1个，同时还对一些革命遗址遗迹进行了重修和保护。这些革命遗址遗迹，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宝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从今天开始，本平台陆续推出《走进合浦革命遗址遗迹》系列报道。首先推送的是《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成立大会旧址》。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成立大会旧址

合浦县域康州镇石桥街12号是一处砖瓦结构平房的私人住宅，但这座看似普通民房，曾经是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成立大会的旧址。1962年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合浦县委兼职组织员、合浦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党史纪念馆）百年党史展专家组组长梁发奋

“193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当时日寇进犯南路的严峻形势，决定加强粤西钦廉地区党的领导，以合浦为中心，把钦廉四属的抗日武装力量整合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于是决定把中共合浦工委提升为中心县委。”

1939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把东南特委任职的李士洋派回到合浦，在廉州石桥街口李屋，主持召开中共合浦县工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李士洋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报告指示和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宣布建立合浦中心县委，领导合浦、钦县、灵山、防城四县（称“钦廉四属”)的党组织工作。书记是由上级指定的李士洋担任，原中共合浦县工委委员仍为中心县委委员。中共合浦县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廉州儒家巷蔡屋。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还在西场、公馆建立了两个区委，在北海建立了特别支部。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成立大会旧址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的成立使钦廉四属地区党的领导有了坚强的保证，一度受到国民党围剿摧残破坏的党组织得到了重建和发展。合浦中心县委就是轴心，钦廉四属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有了统一领导。从而使合浦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统一组织领导下，逐步走向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

▍本台记者：余永波沈世钰万文姬

▍通讯员：廖烈炀

▍编辑：龙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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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铃 ‖ 荣县军政府旧址：见证全国第一个县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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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县军政府旧址：见证全国第一个县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诞生吴晓铃

自贡荣县荣州广场，每天晚上，附近居民总会在此散步、跳坝坝舞，岁月静好。偶尔有人会在耸立的“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下驻足。在纪念碑一侧，是与周遭高楼大厦格格不入的一片低矮的老建筑。它，就是荣县军政府旧址。1911年，荣县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龙鸣剑等人在荣县宣布武装起义，并在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随之成立荣县军政府，就此，荣县率先脱离满清封建统治。

自贡荣县军政府旧址（黄平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2019年底，军政府旧址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片低矮的清代三合院，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县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的百年见证者。

国保档案

荣县军政府旧址位于荣县县城荣州广场内，总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是全国第一个脱离清政府统治建立的县级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的办公地址。历经百年风雨，这处清代三合院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并在2019年10月7日，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荣县军政府宣布独立比武昌起义建立湖北军政府早半个月，因此在辛亥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享有重要历史地位。军政府旧址如今将正厅及部分正房、厢房开辟为陈列室，共六个展室，分三部分展示辛亥革命时期的形势和荣县同盟会活动情况，免费向公众开放。

低矮院落见证革命风云

站在荣县军政府旧址外，抬眼便能看到大门上“辛亥革命首义荣县军政府旧址”的匾额。院落内外几株300年树龄的黄葛树浓荫蔽日。步入其中，院落在闹市隔出一方清幽。

荣县文管所所长曾德介绍，荣县军政府旧址所在地，在唐宋时为荣州官署，元末因战乱焚毁。明代洪武七年修复后，明末再因兵火焚毁殆尽。旧址现有的格局，为清朝重建并历代维修扩建后沿袭。

这座三合院布局是典型川西民居风格建筑，单檐悬山式屋顶、砖木结构、穿斗梁架，木质的方式窗户和廊道栏杆。房间内，还按历史布置着书案桌椅。看似平淡无奇的古老院落背后，是一百年前的烽火硝烟。

自贡荣县军政府旧址（黄平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1911年，在全川大规模暴发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在荣县演变成了反清武装起义，直接催生了军政府的成立。”蒋永红，原荣县党史办主任，对那段历史如数家珍。正厅里，辛亥革命荣县同盟会革命活动展上泛黄的人物照片，在他的讲述中变得渐渐生动。

20世纪初，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四川留日学生首倡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公司”，以集股的方式自办川汉铁路。1905年至1911年，售股达到了一千七百余万两。然而，当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权。消息传到四川，惹来众怒，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此背景下成立。

蒋永红说，保路同志会的成立除了“破约保路”，革命党人在运动兴起之时，就主张“外以保路为名，内行革命之实”。他们一边四处宣传保路，赴京请愿，同时鼓动民气藉此起义。一时各地闻风响应，会员达到数十万。

四川保路运动，荣县籍同盟会会员龙鸣剑是主要力量之一。

自贡荣县军政府旧址（黄平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1911年6月，龙鸣剑与其他几位同盟会党人相聚成都四圣祠法政学堂，确定了同盟会在四川革命运动会以及保路运动中的总方针。“龙鸣剑与四川哥老会首领，同时也是同盟会会员的秦载赓商定，以秦的名义向各地传鸡毛信，召集哥老会当年8月在资中罗泉开‘攒堂大会’，决定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并适时发动起义。”蒋永红说，不久之后，荣县籍同盟会员朱国琛起草了《川人自保商榷书》，进一步启迪民智，揭露清政府的卖国行径，为起义制造舆论。在此情形之下，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奉旨诱捕保路同志会的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等人。成都数万民众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结果赵总督下令枪杀了30多位请愿群众。当晚，龙鸣剑趁大雨将至、守城兵士不备时出城，在锦江河畔赶制了木板数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投入锦江，发出了著名的“水电报”。此后，龙鸣剑又赶回荣县，组织义军。一场以保路之名的起义即将在荣县大地上星火燎原。

历史时刻吴玉章宣布荣县独立

龙鸣剑星夜回荣，目标非常明确，找同为同盟会成员的王天杰一起策划起兵参加围攻成都的战斗。

展厅老照片里的王天杰，一袭绸衫，身材魁梧，眼神刚毅。他出生在荣县的富绅豪门，1906年加入同盟会，立志推翻清王朝，和龙鸣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保路运动兴起后，他们深知武装起义极可能即将到来，加快了荣县民军的组织训练。为解决缺枪少粮的问题，他说服豪门岳父资助枪支弹药。当龙鸣剑回到荣县，找到王天杰一起策划起兵参加围攻成都的战斗后，王天杰短短三天，便组织了义军数千人。三天后，又率部进军成都。

自贡荣县军政府旧址（黄平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这支非正规军随即在多地与清军展开二十余次激战，由于装备悬殊、缺乏训练、补给匮乏，战事不断失利。

在龙鸣剑和王天杰率部出征成都时，他们碰到了匆匆赶回荣县的吴玉章。

吴玉章，1906年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最高权力机关评议部评议员。1911年4月，他就和荣县籍的同盟会会员但懋辛以及黄兴、喻培伦等一起，发动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蒋永红说，在四川暴发大规模保路运动后，吴玉章受同盟会委派，回川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在王天杰、龙鸣剑奔赴攻打省城的前线时，他在荣县承担起了巩固后方的责任，召集富商乡绅商议筹饷、筹办军事训练班训练新兵、整补各城镇的民团武装建制、在城南三里外的铙钹顶上开设军工厂……快速推进革命的步伐。

9月，当王天杰准备率民军回荣县，当地知县和豪绅之流闻风而逃时，吴玉章认为时机成熟，提出立即宣布独立。9月25日，吴玉章在荣县学衙门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建立全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

荣县独立，清政府极为恐慌，派兵会剿。此时，已回到荣县的王天杰在吴玉章安排下主动出击，击溃了清军，政权得以巩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荣县独立以后，王天杰又率领义军向外发展。11月1日攻下威远县城，成立军政府；11月19日攻下南溪，宣布独立。此后，四川眉州、青神、井研、夹江等相继起义或宣布独立。

开创先河全国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当年宣布荣县独立的学衙门，就在今天荣县中学西北侧。”站在荣县军政府旧址门外，曾德遥指着远处，“可惜后来只有军政府旧址保存下来了。”这，还得益于此处近百年来一直作为当地政府的办公场所。在荣县宣布独立以及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这里成了荣县政府驻地。上世纪四十年代，建筑进行了较大规模维修，为其穿越百年风雨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一直作为荣县人民政府办公地。

“荣县军政府的成立，开创了辛亥革命全国独立之先河，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荣县人民率先脱离清朝封建统治的历史见证。”曾德说，从时间上看，荣县起义比武昌起义还要早15天。独立后的荣县“不只成为川东南各路同志军的总枢纽，也是全川甚至是全国最早树起独立大旗的新政权基地。”在荣县独立的前后，彭山、眉州、青神、井研、名山、洪雅、夹江等十数州县也曾举义成功，但都旋得旋失，没有得到巩固。只有荣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并坚持了下去。正是因为荣县军政府成立重要的历史意义，军政府旧址具有了重要的文化历史价值和纪念价值，在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评选中，得以顺利当选。

在孙中山眼里，百年前四川的保路运动具有重要意义：“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的。”曾德说，荣县起义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四川保路运动发展的巅峰，开创了保路运动的新局面，加速了全川辛亥革命的进程，为邻省的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因为清廷在镇压四川革命运动过程中将武汉新军悉数调往四川，造成武汉防务非常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起义创造宝贵时机，使武昌起义一举成功。

荣县军政府旧址内布置的展厅里，还展示着当时在白布上写成的孙中山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老旧的家具、泛黄的照片，成为这段历史的最忠实的记录者。曾德说，尽管荣县独立和武昌起义在历史发展的时间上有先有后，影响力、震撼力和作用力有大有小，但它们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历史作用都是不可磨灭的，都应得到高度赞誉。

自贡荣县军政府旧址（黄平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如今，荣县军政府旧址在原展厅的基础上重新布展，以丰富图文以及实物展示了那段风云岁月，这片旧址也成为当地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方志四川篆刻：殷智

来源：《四川日报》（2020年12月1日）

作者：吴晓铃（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摄影：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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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重庆在抗战期间具有特殊的地位。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此外，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1940年4月，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和朝鲜革命党三党合组新的韩国独立党，作为临时政府的执政党。9月，韩国临时流亡政府由綦江迁重庆，并宣布重庆为大韩民国“借地办公”的临时首都，这也是二战期间，流亡在中国的唯一外国政府；

除了是中、韩两个政府特殊时期的首都，重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当时，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设在重庆，美军顾问团也常驻重庆。1942年，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任指挥中国、泰国、越南等地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史迪威同时担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

中韩两国，曾经在这里合作抗日。在当时抗日的国军或共军部队里，也曾有过韩籍士兵。据史料记载，有韩籍士兵曾经做到过共军某个级别的指挥官。

走进渝中区莲花池38号，便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来重庆之路

韩国临时流亡政府为何会来到重庆？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简单了解一下韩国的近代史。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力日渐强盛，觊觎朝鲜半岛已久的日本，终于在1910年8月22日，出兵包围韩城皇宫，强迫韩国皇帝李坧签订《日韩合并条约》，从此朝鲜半岛被日本吞并。

从沦为殖民地的那一刻起，朝鲜半岛上的抗日独立运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具有代表性的抗日力量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李承晚为代表，流亡美国，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第二部分以金日成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在朝鲜和东北进行武装抗日斗争；第三部分以金九为代表的反日独立运动人士，流亡到中国。

那时候要辗转中国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金九等人从鸭绿江来到中国的东北，再从东北辗转到上海、南京等地，得到了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1919年4月，存在于中国各地的三处临时政府合并于上海“”，并制定了《大韩民国临时章程》。临时政府获得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以及法国、波兰等国的承认。

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的塑像

以金九为首的韩国抗日力量第一次在中国的公开亮相，是1932年在上海策划的“4.29事件”。1932年4月29日，金九指派爱国义士尹奉吉潜入虹口公园日本庆祝“天长节”（天皇的生日）大会会场。尹奉吉向台上投掷炸弹，炸死日本驻上海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等日本军政要员，尹奉吉随后被日军所杀。这一起事件震惊世界，让世人认识到原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股抗日韩国力量的存在。随后，金九发表《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公开信，声明此案由他一人策划。公开信被中外各大媒体登载。日寇悬赏60万大洋辑拿金九。那时候，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过3块大洋。

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

此事过后不久，金九拜会蒋介石，取得了当时国民政府对金九的正式支持。在国民政府的掩护下，金九等人幸存下来继续抗日。

官兵服装式样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强大的爱国精神感染了金九，他们视中国为榜样。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抗日力量走到一起，谋求联合，共同抗日。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迁移路线图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谋求西迁，从南京到武汉，再从武汉到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一路追随。

这其中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活动于中国的这支韩国抗日力量内部发生过分歧。1938年10月，朝鲜革命党总书记金若山运用他在国府军委政治部的关系抢先在汉口组建了“朝鲜义勇队”，尽管这达成了临时政府长年追求建军的梦想，不过金若山是临时政府中的反对派，与金九存有间隙，因此朝鲜义勇队的成立对金九多少造成领导权的挑战。

得知这一情况后，1939年初，蒋介石分别找金九和金若山谈话，希望能摒弃成见，团结抗日。在国府高层的撮合之下，两人摒弃成见，走在一起。

会议室

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一路相随，于1939年5月迁到綦江。1940年4月，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和朝鲜革命党三党合组新的韩国独立党，作为临时政府的执政党。9月，临时政府在重庆组建“光复军”，并由綦江迁重庆，并宣布重庆为大韩民国“借地办公”的临时首都。临时政府在嘉陵宾馆举行了韩国光复军的成立典礼。

办公室

这是韩国临时政府首次走出地下，光明正大地向海内外亮相。这场盛会出席的中方要人超过百人，盛况空前，包括时任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出席。金九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李青天为光复军总司令，李范为参谋长。

金九公函

1941年12月7日爆发，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2月9日向日本宣战，并开赴抗日战场。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也几经迁移，最终选定了今天的莲花池38号。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韩国临时政府在土桥修建了“韩人村”，但由于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临时政府搬了四次家。第四次迁到重庆市区莲花池，有房屋70多间，房租一年40万元（法币），全由蒋主席补助，临时政府直到离开重庆，用的还是这些房子”（金九著《白凡逸志》）。经蒋中正批准，临时政府获得了每月6万元的生活补贴。这样，较为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临时政府开展独立统一运动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

金九刚到重庆时，朱家骅就转达了蒋中正要韩国临时政府拟定一份中韩联合抗日方案的意见。不久，蒋中正又于1939年元旦后，在歌乐山林园官邸会见金九，希望韩国各党派联合在一起，共同抗日，并表示愿意找朝鲜民族革命党的负责人金若山谈统一问题。

1945年9月3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在桂园接见了韩国临时政府全体成员，表达了对朝鲜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

今天的莲花池38号，成为了当时朝鲜独立运动的政治中心，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光复军司令部、以及各党派的最高领导机关都集中在这里办公。

1945年，随着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终结了抗日的使命。1945年10月底，重庆各界欢送韩国临时政府。金九在登机回国之前，也专门发表书信表达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感谢之情。

回国之后，金九继续朝鲜半岛的统一大业。但没想到的是，金日成随苏联红军进入北朝鲜，李承晚随美国军队进入南朝鲜，南北战争爆发，此后，三八线划定，南北朝鲜划疆而治，遂成了今天的朝鲜和韩国的局面，朝鲜半岛统一之梦破碎。金九回国之后不久，也死于暗杀，令人扼腕。

金九的儿子金信在中国长大，在中国读书，后来曾任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等要职，在和平年代曾多次访问中国，追寻他和父亲当年在中国留下的岁月痕迹。

共产党人周恩来这样评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意义:“韩国的复国运动同中国的救国运动是分不开的。韩国志士参加中国抗战，帮助中国救国，中国协助韩国早日复国。”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将近7年的战斗岁月，正是中韩两国人民手拉手、心连心，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用生命和鲜血结下深厚情谊的历史见证。

莲花池38号

位于莲花池路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旧址，于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韩国光复50周年之际，被辟为这段历史的陈列馆，常年吸引不少韩国人来此瞻仰，2000年9月成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莲花池38号，隐藏在渝中区渝海大厦旁边的小巷后面。如果自驾，从七星岗往解放碑方向，过了妇幼保健院前方大约不到50米，右边有一个渝海大厦停车库的指示牌，顺着小巷进去，大约不到200米，便会看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的门楣；从解放碑往七星岗方向的话，可以在妇幼保健院前方掉头（有明显的掉头标志），前行不到约50米，有一个渝海大厦停车库的指示牌，跟着小巷进去不到200米就是。停车较为方便，只是路两旁有小货车占道，要错车的话非常麻烦。如果找不到，最简单的办法是开启导航，直接输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即可；如果坐公交车，可以坐465在七星岗站下车；步行的话，从解放碑过去也不远，大约20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