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侨开拓之功不可没

 海南华侨在移居海外的过程也是一个辛酸的过程。仅就家庭生活而言,是在背离自己的家庭之后而出洋。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海南华侨在出洋时,一般是单身前往,并不携带妻子及家人。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海外华侨的男女比例问题是华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海南华侨的情况更加突出罢了。严重失衡的男女比例,就导致了海南华侨和海南祖籍之间一种微妙的关系,即海南华侨往往在故乡有妻子及家人,因此他们会不断地返乡,以看望、接济自己的家人。民国时期的海南华侨因为和家乡的密切关系,与其他地区的华侨相比,就更加关心海南社会的变化,参与海南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更加积极。  《海南岛篇》说:“海南岛人原本是从广东、福建迁来海南岛的移民的子孙,大概有进一步寻求更好的居住地,不把出外打工看作是件苦事的习性吧。由之,南洋移住者中福建系统的人最多,广东、客家也有相当的数量,具有能忍耐一般的困苦贫乏,笃守乡土的观念,乡土的凝聚力强,向家乡汇款,对家乡的公共事业的捐献活动也极为热心”。  海南热带农业的倡导者  海南华侨是海南热带农业的倡导者和领路人。他们的开创之功与艰苦的开拓,奠定了今日海南热带农业的基础。  民国时期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海南华侨对于热带农业的贡献,特别是橡胶。民国时期的研究者指出:“我国能产树胶之地,仅有琼崖一处……。年来出洋华侨,在外日久,习知树胶之利,于是回琼崖试种者不乏其人。最初着手者,为乐会县之何麟书氏。于宣统二年(1910年)自南洋带回树胶种子及秧苗,在定安县属之落河沟地方,开设琼安公司,辟地250亩,种植树胶数千株。至第四年始获发芽。……何氏之试验即告成功,内地商人遂闻风兴起。如那大之侨植公司、石壁市之南兴公司、加赖园之茂兴公司、铁炉港之农发利公司,均先后向南洋购运种子回琼种植,结果颇为良好”。  据资料记载,儋县“全县原有华侨私营胶园150家,主要集中于那大地区,解放前后共种植14万株(4600亩)。其中解放前创办的胶园37家,种植橡胶47000多株;解放后创办的113家,种植橡胶9万多株”。  由上述的资料,可以看出华侨在民国时期海南热带种植业形成中的导向作用。民国时期海南热带农业的形成,不仅是新的热带作物品种以及种植技术的引进,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区别于海南固有农业经营方式的新式种植园经济模式。它的出现,可以看作是海南社会经济近代化中的突出表现,是海南农业开始具有了近代企业化经营的雏形,对海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民国海南商业开拓者  民国时期,海南社会经济中的成分是海南华侨的努力。首先海南都市的形成中,华侨的汇款是支持海南都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研究者指出:“海南岛因华侨汇款而形成的非生产性的消费,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一,从本岛薄弱的生产力之上,却形成了显而易见的商业繁荣,此点对于海口市、嘉积市、文昌等(城市)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例如‘本岛文昌县到南洋谋生者,每年汇款的金额至少有四、五百万元,其经由海口转送,本岛的钱庄几乎都集中于海口市’。中转的商业城市的发展(其中如海口市这样)是其大者”。侨批业在民国成立后逐步发展,并在海口的商业有极大的比重,在1930年代就有33家,1947年有36家,在1953年12月还有36家,其中34家是解放前创立的。其中最早的“三盛”创立于1914年。  大量资金流动及华侨进出人数的增加, 为海口市发展提供了动力,消费型都市得以形成。其中以百货、旅店餐饮业为主行业比较发达。  笔者据《琼崖实业调查团工商调查报告》所附“广东海口市商会会员名册”,进行统计: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月海口市有会员商铺323家,其中旅店业23家,酒楼菜店业7家,合计30家,占商家总数量的9.28%;而据琼崖实业调查团1932年5月的调查:海口市有572家商店,其中“旅店业24家”,“酒菜业12家”,合计36家,占商家总数量的6.29%;据日文资料《海南岛》记载,海口市576家商铺中,旅店、餐饮业有65家,占商家总数量的11.28%。商业企业中旅店餐饮业的发达,主要是以为往来于海口市与各地人员提供服务为目的。  其次,海南商业的资本相当的部分来自于华侨的资本。民国时期,海南商业的全力开拓者是海南华侨。如解放前乃至到1961年前,海口最高的建筑是俗称“五层楼”的建筑,该楼由文昌华侨吴乾椿先生1931年投资50万银元建造,1935年竣工。该楼占地面积1684.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245平方米,楼高27.04米。一层为餐厅及商业用房,二、五层为客房,四、五层的后进为电影剧院。民国时期海口商铺保存到今日的为数不多,其中今日还在营业之“大亚旅馆”(民国时期称大亚酒店)是基本沿用原商号名称的店铺。此酒店上个世纪的30年代以前属于乐会人何位川的永利公司,何氏在1931年5月在岛内动乱中被海军陆战队所杀,似乎此后此酒店的主人变为新加坡侨领王先树,抗战时期,日军强占这个酒店,改名为“海南岛酒店”,作为日本军政要员来海南时的接待酒店。  到抗战结束后,陈植在《海南岛新志》中记海口商业企业46家的名称,其中有海南旅行社和海南企业公司,他说:此旅行社“由华侨及各界人士组设”;而海南企业公司的业务是“琼崖各种经济开拓业务”,负责人冯蔚轩,“为华侨及琼崖人士集资创办”。由此可见,抗战后在海南经济的困境中,海南华侨在这个方面的继续努力。  海南华侨对海南经济社会的影响,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一般华侨汇款对海南经济社会的影响,即侨汇的存在影响着海南经济社会的消费与金融的平衡;其二是由侨汇演变出的经济投资,包括侨汇变化出的商业投资和产业投资。民国时期侨汇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很明显,对海南经济社会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之一。  民国时期的海南经济中,因本地经济还是欠发达的情况,在进出口的贸易中,经常处于入超的地位。为了弥补对外贸易所出现亏空,侨汇是平衡入超的最重要手段。应当说在民国时期,侨汇的存在是维系海南岛经济社会不走向崩溃的关键。  “华侨是革命之母”  海南华侨以19世纪后半叶出洋者居多,以此海南华侨与祖国依然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他们关心国内的政治,关心家乡的变化,并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着国内政治,直至亲身投入海南的政治、文化活动。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就海南革命而言,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有华侨的身影,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辛亥革命中,海南第一个革命事件是所谓“番勇”进攻府城事件。罗文淹说:“革命党受孙中山的指导,于1911年的冬间,组织以华侨为主而加上地方知识分子的百余人武装队伍,向府城进攻,结果没有成功,但风声所播,社会为之丧胆。这些起义军当时叫‘番勇’,因为他们多数是从南洋回来的。南洋一般人叫做‘番’,去南洋叫‘去番’”。  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海南华侨对国内政治是极 关心的,这种关心不仅是表现在革命方面,也表现在建设之中。1932年陈汉光到海南,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了全面的镇压后,召开“琼崖区善后会议”。主要参加者有军队人员、各县长、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中包括海口商会、海南旅京同乡会、海南华侨在东南亚各地会馆的代表,后者提出了许多对华侨返乡应放松盘查,给予便利的提议。  在抗战时期,和全国各地的华侨一样,也是海南华侨极为活跃的时期,为抗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突出的表现有几个方面,其一是捐资捐款,支持海南岛内的抗日军队;其二是救济从海南岛出逃的海南难民;其三是归国,直接投身于海南岛的抗战活动。  海南华侨在民国海南社会中,特别是文化教育以及新思想传播等方面,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其突出的表现是新式教育的兴起与海南华侨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光绪十年(1884年),广东海南岛文昌县的‘罗峰书屋’由地方人士和南洋侨胞捐资兴办”。  此外,在近代海南社会习俗,海南华侨的影响力也值得我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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