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推翻了人们对历史认知的考古发现？

答：比起那些与帝王将相有关的，“颠覆历史大事件”的考古发现来，下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考古发现，不但带来了新的历史认知，更足以让我们对中国古代的科技经济文化，有个全新的理解。

一、陕西汉中石门隧道（东汉）

古代交通条件落后，但凡王朝立国，都要卷起袖子修路，放在崇山峻岭的路段，往往都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那能不能把坚硬的山体打开，开出平直且节省人力物力的隧道来？火药问世以前，这简直是个不可能的高难度。

但陕西汉中市北17公里，汉代连接川陕的交通要道“褒斜道”上的一个“小山洞”，却颠覆了这个传统认知——石门隧道。

石门隧道，开凿于东汉永平四年（61），全长16.3米，宽4.2米，可以供两辆车马并排通行。别看只是这么一条“短途”，它却是在陡峭的七盘山山体上，直接打开这样一条隧道。令“褒斜道”的这一路段，整整缩短了50公里。更为奇迹的是，这个被打通了隧道的七盘山，整个山体由坚硬的山石构成，别看只是十六米长的隧道，要凭传统的开凿方式，一米也别想凿动。

以现代学者的研究公认，这条奇特的隧道，采取的是两千年前先进的“火烧水激”技术，即先用柴火加热石壁，然后泼浇冷水使山体炸裂，再进行跟进开凿。就凭这中国独家的硬核技术，打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于通车的穿山隧道。

而比起今天常“圈粉”的“金缕玉衣”等汉代精美文物来，知名度比较低调的“石门隧道”，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自东汉年间开凿成功后，这条十六米长的隧道，不但长期是连接川陕的黄金要道，更叫历代多少文人墨客乘兴疾书，汉魏时代多少名家诗人，都在“石门隧道”石壁上留下佳作，刻写在石门隧道上的“汉魏十三品”，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不朽珍品，今天依旧收尽中外名家的膝盖。

其实最值得铭记的，哪里只是石壁上的文人妙笔？更重要的，是这条曾经的黄金通道，撑起的强国记忆。

二、东汉广陵王玺金印（东汉）

1981年2月，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甘泉公社老山大队的几名村民，无意中在当地甘泉二号汉墓发掘后的土堆里，挖出一枚两厘米多高的“小东西”。南京博物馆鉴定后，结果惊了众人：这么一个先前被考古队差点当垃圾扔掉的玩意，竟是千金难买的无价之宝：东汉广陵王玺金印。

东汉广陵王玺金印，即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九子——广陵王刘荆的王玺金印。这座金印全身以黄金浇铸，仅重122克，高2.12厘米，做工无比精美。这也是至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境内唯一一枚汉代诸侯王印玺，考古价值十分重大。

但其更重要的价值，却是终止了“老邻居”日本国内，一场持续近两百年的争论：日本的国宝“汉委奴国王金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以《后汉书》的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位于今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曾“奉贡朝贺”，然后汉光武帝刘秀就“赐以印绶”，即把这枚“汉委奴国王金印”赐给了“倭奴国”。但这件中日关系史上的大事，在日本国内却不见任何文献记载，直到1784年，一名农民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刨地时，无意中把这价值连城的“金印”刨了出来。

但接着一个世纪后，即19世纪末，关于这枚“金印”，却在日本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当时的日本，经过近代的维新图强，迅速走向了强大，看待中国的态度，也从昔日的“仰视”变“俯视”，欺负中国都欺负成习惯了，怎么还肯承认这段“向中国朝贺”的历史？于是从近代开始，不停有日本各色“专家”振� ��有词，咬定说“汉委奴国王金印”是假印。

而这些“日本专家”最得意的依据是：你说这“金印”是真的，可从中国到日本，出土过第二枚没有？汉朝有没有这印，都还是两说，怎么可能“赐”给日本。

但东汉广陵王玺金印的出土，却终于给了这类论调，一记结结实实的耳光：与“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样，“东汉广陵王玺金印”也是诞生于东汉光武帝在位时期，甚至诞生只差一年。两颗印无论制作还是形制，都是高度近似。1989年日本福冈亚太博览会上，经南京博物馆同意，两颗“金印”联袂登场，在全世界面前亮了个相，实锤的事实，叫所有的反对声从此哑然——“中国赐日本金印”这事儿，别管日本人记没记，都是实打实的真事儿！

以这个意义说，这确实是一枚给海外“文物兄弟”，乃至中日两千年关系，漂亮“正名”的“金印”。

三、安西榆林窟《锻冶图》（北宋）

北宋中叶，党项人李元昊创立的西夏强势崛起，在宋辽两大强国间扑腾拳脚，不但稳稳站住了脚跟，还叫宋仁宗年间的北宋，结结实实尝到了“陕西三大败”。这么一个人口有限且国土贫瘠的“西夏王朝”，为什么能如此强横？固有的观念里，都认为这个政权野蛮且经济文化生产落后，就靠骁勇善战立国。但一幅特殊壁画，却揭开了另一个真相——安西榆林窟《锻冶图》

安西榆林窟，是著名的“敦煌壁画”的重要组织部分，西夏时代也曾进行开凿绘画，这幅《锻冶图》正是反映西夏日常冶铁劳作的重要画卷。画作上两个铁匠持锤捶打铁砧，一个工匠推拉着双扇木箱。生动的一幕，也带给后人另一个重要信息：画面里的双扇木箱，可以通过互相推拉，让铁炉长久保持高温，整个劳作过程也十分先进。这意味着，看上去“落后”的西夏，却掌握着中世纪最“高精尖”的冶炼技术。

如此强大的冶铁工艺，也在西夏“老对手”宋朝的文献里得到了印证，常年与西夏打交道的北宋名臣田况就曾叹息：西夏军队的盔甲“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北宋文学家晁补之的诗里也形容，西夏士兵的刀剑“青萍拔鞘堂生风”，可见何等锋利。这是一个强刀坚甲武装到牙齿的强悍对手。

而同时期的北宋呢？就是在田况叹息西夏盔甲“坚滑”的庆历年间，北宋名臣贾昌朝就大骂宋军兵器“多脆状，造之不精”。另一大臣张方平更怒斥“精好堪用之器，十无一二”。也就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兵器，都是残次品。由于“冗官”“冗兵”等各种因素，号称“科技先进”的北宋，造兵器就是这么坑。

以这个意义说，“北宋打不过西夏”这事儿，哪里是“先进打不过落后”？一群拿着破铜烂铁的宋军，对阵坚甲精刀的西夏军，结果？闭眼就可想。

四、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明代）

中国古代的贵金属里，黄铜曾是出名昂贵的奢侈品。东汉三国时期，中国的黄铜只能从中亚西亚国家进口。宋代时虽然摸索出了制法，但冶炼黄铜必须的材料——锌，却是十分难得。锌在中国被称为“倭铅”，由于其沸点只有907度，因此极难获得。而在明朝以前，最先掌握“蒸馏炼锌”技术的印度，才是世界上最强的“产锌大国”。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国的“炼锌”技术却终于完美超车。《天工开物》里记载的“开炼倭铅”工艺，技术领先同时期的欧亚各国上百年。但这技术，究竟是停留在理论上，还是真做到了？长期以来也常有“海外专家”提出质疑。但一个全新遗址的发掘，却漂亮回击了这类质疑：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

冶锌遗址

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分布在� �都至忠县的数十公里的台地山坡上，背靠着齐曜山丰富的燃煤资源，更有发达的水路运输条件。特别是其中的“忠县临江二队”遗址，占地面积一万五千平米，拥有完备的“堆煤坑”“炼锌炉”“蓄水坑”“拌泥坑”等“全套装备”，整个的生产布局与《天工开物》完全吻合。已发掘出的六个“冶炼厂”与十个“炼锌炉”，更见证了其空前强大的生产能力——锌，这个古代的“昂贵材料”，在这里可以规模生产。

正是凭着如此强大的产业规模，明朝中后期起，中国本土的黄铜产量大量增加，价格也急剧暴跌。这个曾经的奢侈贵金属，被广泛用于兵器制造、制钱、天文仪器制造等各个方面。硬核的“中国锌”技术，支撑着中国古代史上，那一段辉煌的时代。

或许这，才是这些考古发现，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回味。

参考资料：李仲均，李卫《我国古代的栈道及隧道》、肖碧瑞，李大地《世界考古冶金奇迹》、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南京博物院《广陵王玺”金印 》、新华网《小印章见证大历史》、李绍强《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当然是石峁遗址。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历史观总认为甲骨文不曾记录的历史就是传说 。甚至受左翼史观的影响，认为上古时期乃是一荒蛮社会，甚至怀疑否定世代相传的古书古籍。但是这次石峁遗址的发型完全是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的石峁村，从2011A.D.开始挖掘到现在已经整整八年。这座具有四千年历史的古城堡面积是北京紫禁城的四倍。周长十几里的石砌城墙高度当时应该在四——五米以上，且已经具备外城、内城和皇城三重城墙形制，尤其重要的是石峁古城已经拥有后代城墙所具备的瓮城、马面，被认为时间要晚的多的陶寺和二里头，却没有类似瓮城或马面这些设施，直到东周时代拥有瓮城或马面的城墙才再次出现在诸侯卿大夫的采邑上。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史前考古遗址，石峁遗址包括城墙、宫殿、房屋、祭坛和墓葬等。而早在近百年前，神木一带，尤其是石峁古城就出土了大量玉器，当地的贫苦农民曾以这些玉器换取粮食。但是精美玉器却是大量散乱埋入城墙，玉器的风格、用料遍布全国，包括了陶寺、良渚玉器。可见这不是一个尊玉的族群。而那些玉器被藏在城中也许是一种对这些玉器原先拥有者的一种镇压。

此外石峁遗址的核心皇城台的大台基南护墙墙体的倒塌石块内，返现了三十多件石雕，而且有一些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这些石雕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以减地浮雕为主，雕刻内容可分为符号、人面、神面、动物、神兽等。这些石雕雕刻水平水平不一，风格不同，比如有一些画面长度近三米，以中心正脸的神面为中心，两侧对称雕出动物和侧脸人面，体现出成熟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雕刻技艺。当然另一些石雕就要粗糙幼稚许多，明显说明了这些石雕来自于不同的地区。负责石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孙周勇氏认为，这些石雕可能来自其他更早的高等级建筑，系“旧物新用”，在修砌大台基时嵌入南护墙。也就是说那些精美的石雕定然是来自于一个或若干个更加古老更加繁荣的文明。

到现在为止，石峁遗址的究竟是何代邦国已经有了多重假说，比如有人根据高大完善的石砌城墙，推崇这也许就是夏朝的前身“崇”的遗址。而崇的初代邦君就是传说中大禹的父亲，曾经为民请命而盗取天帝息壤的鲧。鲧是中国历史上始造城郭的第一人。《世本》载：“鲧作城。”《吕氏春秋·君� �篇》也有：“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另《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淮南子· 原道训》更是给出鲧作城池的高度：“昔夏鲧作三仞之城。”可以看出他筑的城墙为三仞之高，按照周朝的长度单位推算，一仞为八尺，三仞也就是两丈四尺，高度正好与石峁遗址城墙的高度相似。

石峁遗址的发现，证实了中国历史的悠久，也证实了古代文献的真实。而更古老更辉煌的历史，也定然仍旧在在某个角落静静的等着我们去拜谒，揭示给后人更多的秘密。

石峁遗址。

砌在城墙之中的玉璇玑，应为“齐家文化”的产物。

石峁皇城台遗址南护墙上的石雕。工艺水平相差悬殊，应当是来自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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