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时，东路的刘挺败亡于阿布达里岗，具体地点在今天的什么地方？有什么出处？

导读：萨尔浒之战时，东路的刘挺败亡于阿布达里岗，具体地点在今天的什么地方？有什么出处？ 萨尔浒之战为何失败？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正式称汗，是为清太祖；国号“金”，史称后金。

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告天，兴兵反明，正式拉开武装反明的大幕。后金军随即攻取了抚顺，收降明抚顺守将游击将军李永芳。明辽东巡抚李维翰闻讯，立马派兵驰援抚顺，败绩，几乎全军覆灭。败报传至京师，举朝震骇。

四月，明廷任命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

1619年二月，明辽东经略杨镐誓师伐金，兵分四路进击。西路军由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由浑河出抚顺关（今抚顺市东关岭山），攻后金之西；南路军由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由清河（辽宁本溪县清河乡）出鸦鹘关，攻金国之南；北路军由总兵官马林为主将，由开原出靖安堡，攻后金之北；东路军主将为总兵官刘綎，从凉马甸（宽甸县与桓仁县一带）出边，与朝鲜兵马分路并进，攻金国之东。四路兵马中，以杜松的沈阳一路为主力，直指赫图阿拉。杨镐坐镇沈阳，明军兵力十万有余，其中朝鲜助战友军一万三千人。

主力杜松一路首先战败于萨尔浒山（抚顺市大伙房水库附近），骁勇善战的猛将杜松中箭殒命，明军大溃。后金军首战告捷，随即回师，于三月初二击溃明马林北路军。努尔哈赤不敢歇气，赶忙命令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星夜兼程迎战刘綎。

刘綎治军严，行军排阵极有章法，攻守自如，且所部炮车火器甚锐；刘綎本人又勇冠三军，手中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有万夫不当之勇，实不易对付。为了对付这个劲敌，后金遂采用骗术去赚刘綎，派出明军降卒手持杜松令箭，前去欺骗刘綎说，西路军已经逼近敌城，请刘将军督促兵马速速挺进。刘綎并不知道杜松已经战死，急令拔营东进。三月初四日清晨，刘綎接到探马回报，说嘉哈岭（今新宾县红庙子乡大青沟与桓仁县洼子沟村之交界山岭）外绝无敌警。刘綎遂放心大胆地催军快速前行。急行军数十里，明军有些不成行伍了。

这期间，经略杨镐闻报杜松、马林两路败报，急忙传檄李如柏、刘綎火速撤军。李如柏得檄回撤，而刘綎军涉险深入三百里，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仍然按计划前进。刘军行进至阿布达里岗（今新宾县榆树乡噶巴赛村南，桓仁县交界处），逼近了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再说，大贝勒代善奉命率领三万余精骑乘夜疾驰，三月初四拂晓过嘉哈岭，隐伏于山谷间。见明军进入伏击圈，代善立即出其不意率军杀出；四贝勒亦率领右翼军居高临下冲杀下来。刘綎轮动大刀，率领明军进行殊死搏杀，双方呈势均力敌态势。大贝勒见一时拿不下对手，急中生智，率领左翼军打着杜松军的旗帜，穿着明军衣甲，骗入刘綎阵营鼓噪冲杀，来了个中心开花。明军猝遭内袭，顿时大乱崩溃。刘綎边打边退入后军，砍死数十人，终因寡不敌众，力战至最后一丝气息，壮烈捐躯；一说自尽。

明、金萨尔浒之战，明军阵亡各级军官三百一十余人，尤其可惜的是折损了杜松、刘綎二位猛将；阵亡士兵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损失辎重不计其数。明、金双方在辽东的攻守之势因此逆转。

名将刘綎战死的阿布达里岗在今辽宁省新宾县榆树乡噶巴赛村南，与桓仁县交界处；即桓仁县西北，新宾县西南。出处为《清通鉴》与《中国历史大词典》。

阿布达里冈位于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西南、桓仁县西北部地区，出处《明史-刘挺传》《开原县志》

萨尔浒之战为何失败？

虽然 明军在萨尔浒惨败，但也不是十一万明军片甲不留好不？

按《三朝辽事实录》里的记载，明军“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阵亡……等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阵亡军丁共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名，阵失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招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 ”

依据这则记载，萨尔浒之战，出征88,550名明军，阵亡46,180名，生还42,360名。

至于为啥明军会在萨尔浒大败，这个话题可以说是讨论烂了。

很多历史爱好者都知道是“分进合击”的四路明军遭遇“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后金军主力各个击破。但其实“分进合击”一种很常见的战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战术，是因为古代条件下，后勤运输手段有限，导致长距离后勤补给效率低，单位地理区域的补给输出也有一定限度的，故而组织十万级别的大规模进攻时，古人往往习惯把大军分开，以分担后勤的压力。

另外，参加过集体活动的读者肯定都会懂得，在道路宽度有限的情况下，大量人员一起移动，往往会形成一条很长的人流，军队行军更是如此。比如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普鲁士一个包含42,512人、13,802匹马、90门炮、1,385辆运输车的军，要占用43.5公里长的道路。这个在军事术语方面被叫做行军长径。而明代根据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十四卷本里记述， “ 路狭，挨次每一营鸳鸯阵双人行……前路宽一丈（约3.2米）……是二鸳鸯阵平行……前路约宽一丈之外……是三鸳鸯阵平行……前路约宽二丈……是四鸳鸯阵平行”。根据其记述推算，明军行军时单人的宽度大约在0.8米。另外，根据对近现代部队行军的研究，步兵行军期间前后的距离大约在1.5米左右，而骑兵则是2.5到3米左右。

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总兵力为88,550人，朝鲜盟军的兵力为13,230人。这十多万步骑兵，就算按步兵6人、骑兵4人并排行军估算，明军行军长径将达到36公里以上，即前军已经走到萨尔浒、而后军尚在抚顺城刚出发。显然，这样的一字长蛇阵，即无法作战，也无法保证行进速度，更没法保证后勤供应。

而且，赫图阿拉周边群山环绕，山谷之间河流弯延，不利大军行军与展开。比如《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 五岭特为险峻 ” ；兵部官员董承诏奏报 “ 越三关、逾五岭，闻其险隘之处，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驰 ”；扎喀关， “ 两山对峙，沟深峭陡，地势极为险要 ” 。

总之，受限于地理和后勤条件，明军要想执行攻击赫图阿拉、进剿后金这种外线作战任务，只能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没有合兵一处滚动前进的可能，即没必要也没有可以实现的地理环境（对于明军而言）”。

而这种分进合击战术执行成功的关键点，在于各支部队能够按照战前约定的时间，准时抵达应该抵达的地点，彼此呼应，相互掩护。

对此明军在出战前也进行了相关纪律的申明。比如违期逗留、观望不救援，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等纪律。但是即使三令五申，如果军队缺乏足够执行战术行动的能力，所有的纪律也就等于没说。

首先，成问题的是，这次明帝国出动八万八千人左右的明军是从各地抽调过来的。明军的具体构成如下: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一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各发精骑六千；川广、山陕、两直，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浙江发善战步兵四千；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土兵，数量二三千不等。很多明军因为被抽调到千里之外的异地作战，求战之心不强，甚至“伏地哀号不愿出关”。

另外，明� �当时的制度是武官不能担任大军主帅，而是由更高阶的文官调度全局。四路的率军总兵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声望地位相仿、互不隶属。同时，明军为了弥补兵源短缺，不得不让一些有临阵脱逃劣迹的官兵也参与作战。比如，曾经对后金军望风而逃的抚安堡备御毛凤文、游击郑国良、白家堡备御周守廉、三岔儿堡备御左辅，都没有被严肃军纪，相反获准戴罪立功。而这种行为，其实本身就是对军事纪律的一种破坏。

士兵来自各地，彼此之间并不熟悉，士气不振；主官又缺乏合作的基础，更没有建立应有的指挥序列；军纪又没有得到。这样一支军队，要求他们在人生地不熟、地形复杂的敌占区，实行对时间、地点与行军速度要求很高的“分进合击”战术，其难度可想而知。而辽镇明军素有轻敌冒进的风气，现在军队里又有临阵脱逃不受处分的逃兵，其结果自然是“勇者独进，怯者独退”。

其实面对缺乏地利与人和，准备又不够充分的“分进合击”战术，其实领军的总兵也大都看出问题。比如马林表示，“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刘綎则提出，“地形未谙”，应推后进军的日期，到四五月份出兵为好。他同时也对这支由各地兵马所组成的明军战力表达了不信任，希望能抽调川贵士兵两万，就能“独挡奴酋”。然而，辽东经略杨镐只答应让他调八千川兵，结果到出发前，刘綎麾下的川军也只有不到五千兵力。而杜松对于这次出兵也持有异议，他认为朝廷兵饷不足，士卒又久未经过训练，各营彼此又不熟悉，将领之间的关系也不协调，根本就不满足大规模兴兵的条件。然而，当时明军的体制，武官只有列席议事资格，却没有军事决策权，只能被动执行文官的命令。结果，那几位总兵的意见与建议，全都被杨镐置之不理。

而明军原定二月二十一日出兵。之后由于十六日开始降大雪，只好推迟出兵日期。可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大臣，却认为等待下去是耗费钱粮，于是一再催杨镐进兵。结果，明军就在准备不充分、内部问题重重的情况下，贸然开赴人生地不熟的辽东作战。也就是说，明军这次出兵，中国传统兵家所重视的“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存在问题！

说到这里要说明的是，明廷之所以在种种不利条件下，还选择分进合击战术并贸然进兵，其实主要源自于轻敌。明廷复制的是明宪宗时期“成化犁庭”的战略布局。但“世易时移”，此时明军所将要面对的则已经整合了建州女真力量、建立了政权，并且拥有极强军事指挥能力的后金开国之君、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而且，后金政权拥有六万人级别的战兵，军队规模甚至能达到十万人。所以当初进剿松散的女真部落时很有效果的战略布局，很明显已经不适用了。但明廷丝毫没有意识到面对敌人的变化。那些朝廷大员，无视了一线军事主官的合理建议，还以剿匪的心态，将八万多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明军，推向了萨尔浒战场，去执行那个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分进合击”战术。而明军也在种种不利条件的作用下，将“分进合击”战术执行成了“分进独击”，结果给予了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后金军对其各个击破的机会。

相对于由于进行外线作战而困难重重，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明军，努尔哈赤的后金军由于处于内线作战，占据地利，后勤与行军压力要小得多。比如杜松以两天半的时间从沈阳抵达萨尔浒，要在崎岖山路上行军140多明代里（80多公里），而且还有浑河与苏子河两条河流的阻隔，最后还要面对坚� �险要的界藩城。而从赫图阿拉到萨尔浒，军事地图的平面路程只有大约66.7公里，即116明代里，并且地形一马平川、路途平坦。加之后金军多为骑兵和骑马步兵，机动能力要远高于明军。所以后金军可以以逸待劳的更好集中兵力，执行“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

天时方面，17世纪时，北半球正处于寒冷周期，即著名的小冰河时期。而辽东本就是严寒之地。考虑到此次出征的明军有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南方，自然不可能适应东北的严寒气候，战斗力也必然大打折扣。而后金军作为长期在当地生活的渔猎民族，对于当时的严寒气候更具适应能力。

人和方面，努尔哈赤此时已经通过铁腕手段整合了后金势力。比如他的亲弟弟舒尔哈齐因为保持亲明立场，结果被他幽禁折磨了两年多后，悲惨死去。（1609年三月到1611年八月十九日，也有说法是被努尔哈赤秘密处死）。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和一些亲信也被处死。

同时，后金军军纪严苛，作战时设有督战队，不守纪律者一律处死，“临战每队有押队一人，配朱箭，如有喧呼乱次，独进独退者，即以朱箭射之。战毕查检，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斩之。”

另外，努尔哈赤在辽东经营多年，根深蒂固，特别善于使用间谍和内应。当时，努尔哈赤号称“奸谍满辽阳”。明人评价为，“奴酋最狡，善用奸细”；“奴酋狡黠异常”，“间细广布”；“其用计最诡，用财最广，最用最密”；“奴最工间谍，所在内应”（《三朝辽事实录》）连《明神宗实录》也得承认，“辽人举动兼辽兵、辽马、辽饷，奴皆习知”，“奴酋狡诈机警，内地一举一动无不周知”。后金军攻陷抚顺、沈阳和辽阳等地，都大量依靠内应和间谍。比如，朝鲜史书《谍海君日记》记载：“奴贼攻城非其所长，（辽阳）陷入城堡，皆用计行间云。”

具体到萨尔浒之战，大量后金间谍使得明军“师期先泄”，也让后金军“得预为备”。而具体到作战中，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对明军实行各个击破战术，靠的也是战场情报上的单向透明。而相比之下，明军在萨尔浒战场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这从杜松和马林部覆灭之后，刘綎部队仍浑然不觉就可见一般。

由此可见，以杜松部为代表的明军，在正式的战斗展开前，已经在“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方面相对后金军都处于下风，在战略上已经处于相当被动和不利的态势。此战还没开打，明军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说起古代，好像就离不开战争，确实，时代的发展永远离不开战争。也许这种说法有点残酷，但事实就是如此。古代战争更多的是以粗鲁厮杀的方式体现出来。而如今，时代在进步，所以战争的方式也就随之转向了经济等多种无硝烟的方式。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是个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是恰巧生活在了和平的国家而已 。言归正传，明朝时期的萨尔浒之战,可以说是关乎明朝命运的一战，但是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归结原因有以下几点：

当时的萨尔浒在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一带，1619年时，明朝万历皇帝派遣十多万征讨大军血战当年的满洲酋长努尔哈赤，但是就在如此局势下大明王朝却还是输给了努尔哈赤的六万大军，从此中国历史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导致一场战役失败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明王朝错误的战术，萨尔浒战役采用了“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的战术。其实“分进合击”的战略技巧也并没有错，只是明朝将领错用在了这场战役中。没有分清楚当时的战况局势就盲目的将战术生拉硬套，没有做到“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导致统帅掌控不了复杂的� �争场面。兵分四路没有办法更好的指挥，因此导致作战乱了套。

再就是此战术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兵力，也是造成战败的主要原因。如果当时明军依靠数量上的优势集中兵力稳扎稳打，说不定在此次战役中失败的就是努尔哈赤了。当然历史不能改写，后世也只能就事论事罢了。

其次，话又说回来，战略失误还不是统帅之过吗?当时的统帅是杨镐，万历帝任命杨镐为明军统帅去对抗后金的努尔哈赤，可以说这简直是个灾难性的决定。虽然杨镐在朝为官也有三十多年，但是他并无多少军事才能，也不是什么雄才大略之士，因此他拟定的“分进合击”最后以失败告终。（欢迎关注第一军情,若有其他问题，请在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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