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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胡适？

ninja • • 阅读 1226

如何评价胡适，准确的说，他就是一个崇洋媚外的软骨文人。

1.崇洋媚外。

说他崇洋媚外，是因为他彻底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完全投入了西方文化的怀抱。凡事必称西方的好，总想用全盘西化来解决中国问题。看不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奴役与压迫，所以胡适就是一个完全被西方文化洗脑的公知。

2.软骨文人。

在面对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中，他完全被日本侵略者吓破了胆，竟然想用割让国土的方式祈求日本停战。先不说这种一厢情愿的祈求是否能满足日本人的胃口，就是这种奴颜婢膝的态度已经丢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脸。

所以胡适的本质和汪精卫一样，是一个祸国殃民的败类而已，如果不是广大的爱国民众用流血牺牲换来了抗战的胜利，胡适一定在日本人领导的政府部门，继续高高兴兴的做他的汉奸学者，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没有脊梁骨，学问再多也只是个摆设。

1960年9月4日，国民党政府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及《》杂志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骕、会计刘子英等。雷震被判处10年徒刑。

雷震创办《》，反对蒋介石独裁，争取言论的自由，争取实现民主，作为自由主义的领袖胡适很自然是大力支持雷震的。可是雷震被逮捕以后，胡适的表现让很多知识分子失望，甚至痛骂。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起来着实可怜见的。后来我拜读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先生对这件事始终是内疚弥深。”

唐德刚对胡适的评价是懦弱的本性和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

著名作家聂华苓曾经是《》编辑，虽然没有被捕但也被监视，写了篇《雷震与胡适》的文章对胡适大为不满。胡适是《》发行人，可是为摆脱牵连又辞去发行人。胡适说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据说还有两句话，他终于没有说出：“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

聂华苓说，“我们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

台湾自由主义的启蒙人物殷海光，“雷案”发生后以大无畏精神和夏道平、宋文明等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国府当局，逮捕雷震之非法，并声明言责自负，充分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雷案宣判之后，美国各报迅速刊登报道，胡适接连两天都不敢见人，公共场所也不敢去。作为知识分子的领袖胡适没有真正站起来为雷震说话，没有强烈抗议，或者用激烈的态度去抗议。“雷震事件”后，殷海光对胡适彻底失望，从此他再也不提胡适。胡适去世后，殷海光甚至不去吊唁。

殷海光说：“早年的胡适确实有些光辉。晚年的胡适简直沉沦为一个世俗的人了。他是怕大家不再捧他，唯恐忤逆现实的权势，思想则步步向后溜。”

唐德刚认为，胡适先生是一位思想家，但不是一位行动家。他在学术与思想界，有着当代圣人的地位，但在政治上却始终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实际作为。

胡适支持雷震办《》，但是胡适不反对国民政府不反对蒋介石，寄希望于蒋介石，寄希望于国民党自己来改革。

当代思想家李泽厚说：“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 无见解， 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 (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 、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唯一值得注意的是， 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 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

从美国学成归来时，胡适公开发愿：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1933年，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连续写信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和驻德大使。胡适婉言拒绝：“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可是事与愿违，胡适一生与政治没有脱离关系，胡适的理想是实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实现美国式的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1937年，胡适就说：“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

胡适一边批评国民党，另一边支持国民党，大力支持蒋介石，“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

1949年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胡适对美国记者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胡适把自由民主的希望寄托在独裁者身上注定是一个悲剧。胡适支持《》杂志，支持雷震，建议蒋介石无为而治，不要再连任总统，无疑让蒋介石大怒。可是当雷震被捕以后，胡适没有和蒋介石翻脸，反而说出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话。胡适所做的就是送给监狱中的雷震一首诗而已，不敢越雷池一步，懦弱的本性暴露无遗。

蒋介石对胡适的忠心并不买账，表面上客客气气，送钱送房子收买人心，私底下对胡适恨得也是咬牙切齿，1960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胡适不过是蒋介石的民主花瓶而已，胡适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但是传统的士大夫情结根深蒂固，提一辈子意见绝不敢造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胡适忠心耿耿换来的却是“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

殷海光说过：“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灵魂人物，反而让人感到失望，有思想没行动，匍匐在权力面前。

唐德刚给胡适的结论就是：“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做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

所以说从雷震案中，唐德刚觉得胡适懦弱和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

身为一代自由主义宗师，胡适最后感叹：“宁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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