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母亲曾送他一件令他“痛苦一生”的礼物

从来如此，便对么？

——鲁迅

朱安当年如果不嫁给鲁迅，那么就没有那么多的人知道她的名字。如果周树人，听从母亲的安排和朱安老老实实地过日子，我们也不会知道朱安的名字。

可是，乡下的周树人成了京城的鲁迅后，朱安就只能是朱安了。虽然，她也跟着周树人进了京城，可她还是乡下的朱安。

这是时代使然。

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在每个人脸上烙上清晰的痕迹。当然，事情总有例外。

周树人超越了旧的时代，而朱安却独自在旧时代里挣扎。这是两个人最大的不同。而这不同，正是这两人不幸的根源。

一个人一生中经历两个时代是幸运的。可跨越时代是痛苦的。有的人耸身一摇，就改头换面了。而多数人却难以摆脱身上重重的壳儿。所以，有的人活着，而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活在一个新时代，有的人却死在旧时代中。

时代的划分是不以人的意志而任意改变的。有人称之为天意，有人称之为命运。天意难违，命运难改。多数人就成为顺民，成为天意弄人的接受者，成为命运摆布的承受者。可总有少数人，逃离，追逐，涅槃。天网恢恢，他们成漏网之鱼。

周树人，就是一条漏网的大鱼。本来按着命运的安排，他应该科举，入仕，宦游。公事之余，喝酒，饮茶，下棋，赏花。可事实并非如此，可命运并非如此。他遇到了一个剪辫子的时代。头发已不再是忠于朝廷的标志了。关键是皇帝没了。做了两千多年的皇帝，说没就没了。这让多数人失望，却让周树人这样的少数人欢呼。辫子没了，旧道德也失去了威力。周树人成了战士鲁迅。

周树人最终会变成鲁迅，这是时代的必然。至于他后来成为圣人，那实在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出乎意料的事太多，因为改朝换代了。

人，非得要超越时代吗？

朱安一直是个温顺的人。她很听话。母亲给她裹脚，她就裹脚，虽然很疼，她也忍着。母亲让她学针线活，她就老老实实地学。虽然累，她也没有一句怨言。她慢慢习惯了逆来顺受！

朱安，终其一生还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她是婆婆送给儿子的“礼物”，是丈夫的陌路。她活是周家的人，死却不是周家的鬼。

历史不能假设。假如朱安离开周家会如何呢？大约她的确会死的。

鲁迅说过：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如此，人不是吃人者，就是被人吃。吃人者，剔着牙，心满意足。被吃者，老实巴交，任人宰割。

朱安是被谁吃掉的呢？

有人反抗命运，最终获得自由和解放。有人接受命运，随波逐流。两相比较，接受命运比反抗命运更难。

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吗？

活了六十九年，只幸福了三天。这是对朱安的评价之一。此话概括性强，但不一定准确。幸福说到底是一个人很私密的感受。谁也无法准确感受别人的幸福。所以朱安幸与不幸，不是别人说了算的。

她不幸吗？

我们无权评论朱安的一生，更没有资格去同情这个温顺善良的女人。有人说：朱安，一生欠安。我说，一生欠安的是我们。

周树人走了，朱安的名义上丈夫消逝。后来，婆婆也已离世。她仍是孤身一人，却活得更像自己了。

世上本没有路，走着，走着，就走出了自己的路。

岁月冲淡我们的记忆，期间有人被刻上纪念碑，有人埋在芥草堆里。有的人，载入史册，有的人只是别人饭后的谈资。可清风� �过，一样的毫无声息。

在生命的天平上，周树人和朱安这两个名字等值。

鲁迅逝世前说：一个都不饶恕。朱安临终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我不怨他。

这是命吗？

忘掉这个命途多舛的女人，管我们好好生活！

据说接受这件礼物的当天晚上，鲁迅哭了一夜，第二天出来见人时，脸上还带着靛青染料的颜色，那是因为他把脸埋进了刚刚做成的新被褥中，被有些掉色的染料蹭上的，可见当时哭的有多伤心投入。以后再也没有鲁迅先生因为这件礼物再次哭泣的记录，哭泣如同一个标签，自从鲁迅使用过一次，便决绝的把这个标签转让给了这件礼物，从此陪她终生。

她没有办法不哭泣，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是鲁迅先生的新妇——朱安，鲁迅哭的这天，也是他俩的新婚之日。

朱安是鲁迅家族亲戚的亲戚，父亲是商人，祖上出过县官，不算大家闺秀，也属于小家碧玉，有同时代小家碧玉所有的特征——烹饪、缝纫、裹足、脾气温顺，她的婚姻好事多磨，算是比较晚的，这个迟到的婚姻也给她带来一辈子的遗憾。1899年，18岁的鲁迅与21岁的朱安在亲戚们的介绍下完成订婚，这个过程两位年轻的新人并没有被安排见面，朱安只是通过亲戚的描述，大致了解了一下未来新郎官的家庭情况——家道中衰的一个前任官员的长孙，姓周，比她小了三岁，在新式学堂里念书，好消息是婆婆比较满意自己，仅此而已。鲁迅毕业之后，又拿到了去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婚事被推迟，一直到年龄大到有点不像话，鲁迅的母亲才把鲁迅骗回国内成婚，那年是1906年，朱安28岁了，鲁迅也已经25岁。

新婚之时，据说朱安听说新郎官比较新派，见不得小脚，还特意穿了大号的鞋子，把棉花之类的塞进鞋子里，没想到还是打滑脱落，暴露了小脚特征，这一幕为拖着一条假辫子的新郎官不喜。

新婚之夜，新郎官打量着这个母亲送给他的终生礼物，高耸的额头，轻薄的嘴唇，略陷的眼眶，苍白的肤色，尤其是又再度重逢了她那双局促的小脚，多年留日的开化，及医科的学识，都让他难以接受这种稍嫌病态的“美”，他选择了把新娘子独守空房，去到母亲房间里安睡。当然他也无法成功安睡，第二天脸上的靛青色，已经说明了他当晚的心理状态。

第二天，第三天，同样如斯，鲁迅始终没有亲密接触他的新娘子，很快，他又回到日本，朱安默默地在家乡陪鲁迅的母亲呆了13年。

1919年，朱安陪着鲁迅的母亲北上，与周作人一家全住进了鲁迅新买的西直门内一处宅院，算是一家团聚，但由此带来的失望更大。本来分隔两地，尽可以自欺欺人，但现在同居一处，反而不在一室，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朱安的落寞，可想而知。

鲁迅对朱安也是极客气的，买了点心先送至老母房间，也要留给朱安一份，每天也说三句话，但从来不说多余的第四句，同在一个屋檐下，这种状态却持续了多年。

朱安的心情慢慢的平复，但仍有不舍，她只琢磨着这一句话：“我就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爬得虽然有些慢，但总有一天，我会爬到墙顶的。”当鲁迅与许广平的事情传回耳边，朱安叹了一口气，“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真的已经没有力气再爬了，我待他再好，终归也是无用。”

周海婴出生时，周家老太太很为已近40岁的鲁迅高兴，但她察觉出来，朱安似乎心有抗拒，多次劝说下，朱安也把心中的郁闷最终放下，事已至此，何苦继续为难自己？剩下的人生岁月，只是尽心尽意的照顾老太太了。鲁迅死后，朱安也惦记着许广平娘俩，经 常直接给周海婴写信，甚至直接索要娘儿俩的照片，直言“很想念”他们。

朱安晚景凄苦，生活一度难以为继，只能吃小米窝头和咸菜，窘困之中，生出过卖掉鲁迅遗作的想法，后来被许广平和鲁迅的日本友人制止，但她婉拒了一些社会团体给她的救济，清贫度日，1947年，孤独终老，死前想与鲁迅合葬的遗愿最终未得到满足。

与其说鲁迅痛苦一生，那么朱安的一生，算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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