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祠堂文化，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能看得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文明萌生之日起，祭祀活动便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彰显其神圣性，同时也出于行祭地方便，诸如神坛、祭祀台和宗庙等祭祀场所应时而兴。随着社会的发展，两汉时期，祠堂作为祭祀活动的场所显得愈发普遍和重要。然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多是依托考古资料对某一墓地祠堂的建筑元素和形制进行剖析，或将其纳入地方信仰和山川祭祀中，整体上对汉代祠堂的诸多特点缺乏一较为系统的梳理，足见祠堂的文化内涵尚待进一步发掘。

祠堂，是旧时供奉和祭祀祖先、山川鬼神及先哲圣贤等的场所，又称为祠庙、祠室、庙堂等。祠之本意为祭祀，《说文解字》释祠曰：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叫释堂曰：殿也。从土。清代学者钱大昕云：祠本宗庙之祭，秦汉以降，神祇群祀通称焉……祠于堂，谓之祠堂。《中国祠堂通论》云：祠堂是人们祭祀祖先、贤哲或神灵的房屋。由此看来，祠堂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建祠的主要目的乃用于祭祀；二是有专门的房屋类建筑。

目前，学术界对于祠堂的起源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它滥觞于商代冏，有学者认为它兴起于战国时期，又有部分学者认为它出现于汉代。祠堂出现的时间虽众说纷纭，但作为一种祭祀场所，亦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两汉时期是尤为普遍和流行的。按祭祀对象的不同，汉代的祠堂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宗族祠堂又称亲属祠堂，主要指夫妻一方为其逝去的配偶或子孙为其先辈所立之祠。两汉时期，规模最大的宗族祠堂乃皇室宗庙。此外，各郡国宗庙也蔚为大观，《汉书韦贤传》记述元成之际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关于两汉时期的宗庙制度，前人多所论及，囿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正是在汉代，祠堂这一名称开始从帝王宗庙系统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

故两汉宗族祠堂发展的另一重要标志乃立祠之风在以功臣贵胄为代表的上层人士中的兴起和流行。龚胜临终嘱咐不随俗作祠堂，正说明修建祠堂已成为普遍性的社会习尚。

当时，像龚胜一样主张不立祠堂的人，可谓寥寥无几。

清河孝王刘庆恭谨谦让，其母宋贵人殁后，他不敢言立祠堂，以至于常泣向左右，以为没齿之恨足见祠堂在汉代丧葬礼俗中的重要地位。与后世不同的是，两汉的宗族祠堂多建于墓旁，即司马光所说的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冏，故宗族祠堂在汉代又被称为墓祠。神灵祠堂是人们为具有超凡能力或奇异功能的神仙鬼怪、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所立之祠。早期的神灵祠堂是由坛台等简易的祭祀场所进化而来的，形制较为简单，之后才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祠堂或庙宇。在汉兴之初，礼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何的背景下，西汉前期的统治者多承袭前代神灵系统，建五帝祠、蚩尤祠、陈宝祠。

此时诸侯王尚处于半独立状态，往往各自奉祠。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即位后改革祭祀体制，新立泰一祠、后土祠、粤祝祠、白虎祠等。宣帝又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呦，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祠于长安城旁创。

东汉时期，国家为五岳及郡国名山设立了专门的祭祀场所，这种场所是和当时社会祭祀活动中出现的祠庙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祠庙可称为祠堂，也可简称为祠切。除山川之祠外，东汉还为其他神灵兴建祠堂，如下博县有神人白衣老父之祠，益州犍为郡有彭祖祠，邛都有天马祠，滇池北有黑水祠。佛教传入中国后，又产生了浮屠之祠。神灵祠堂由专门� ��人员管理领祀，在朝中则为太祝。

从史书记载来看，方士亦可自主兴建神灵祠堂，其原则是各其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方士死后，因无人打理之故，这类祠堂往往被废置或裁撤。显宦名哲祠堂是政府或地方民众为功臣贵戚、清官循吏、先哲圣贤等地位崇高或功绩卓著之人所立，是民间宗教信仰淡化、社会实用性增强的基础上，对祖庙的演进于延伸而来的凶。

先秦时期，晋有叔虞祠、吴有伍子胥祠，由此推论，显宦名哲祠大致肇兴于春秋战国之际，而其繁盛实在两汉。汉代显宦名哲祠内所祭之人涵盖古今，上至神农、黄帝、尧、舜等远古帝王，下至当世英杰。如蜀郡守文翁任职期间，移风易俗，兴建学校，死后吏民为立祠堂。

显宦名哲祠与宗族祠堂一样，所供奉的都是曾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但相比较而言，前者独具两大特点：其一，显宦名哲祠堂的立祠者与祠主之间不必有亲属关系，除个别情况外，这类祠堂多是民众自发修建或朝廷诏令营造，故显宦名哲祠的兴起与宗法制度解体后以乡里为基础的地方组织的活跃有莫大关联。其二，显宦名哲祠堂不必立于墓所，也无须遵循一人一祠制度，这是汉代祠堂已脱离墓地而走上相对独立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亦对后世祠堂的选址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加强了家族之间的联系，而且是人们在道德层面上有了约束，稳定了国家的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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