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有哪些历史意义?

《山海经》的书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山海经》将它公之于世,以为是大禹、伯益治理洪水时所记。班固依刘歆《七略》作《汉书、艺文志》,把《山海经》列在数术略中探究地域、人、物等形状以判其吉凶贵贱的形法类之首,这是对《山海经》性质的最早说明。东汉王景治水,明帝赐以《山海经》,《山海经》又被当时视为实用的地理书。到《隋书、经籍志》,《山海经》被冠于地理类书之首,以后《旧唐书、经籍志》等都把它归属地理书。明代胡应麟却对《山海经》的作用提出了异议。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他的见解自有他的高明处,但他却没有说出此书的确切性质。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把它定为小说,认为《山海经》是“小说之最古者”。除了把《山海经》的作用归入形法、地理、语怪、小说之类外,道教徒又把《山海经》看作黄老之言收入《道藏》。从上世纪初开始,文人学者们开始用新眼光研究《山海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神话与传说》篇中指出“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茅盾则从神话学角度指出《山海经》是“一部杂乱无章的神话总集”。鲁迅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许多文人学者所接受。学术界对《山海经》的作用和性质看法有二种观点:其一认为它是一部巫觋、方士之书,是古人施行巫术的参考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虽然它记述了山川、异域,但多系传闻之辞,很难考实,它并非以讲述地理为目的,不可视为实用的地理书。它虽对后世的志怪小说影响很大,但本身毕竟不能算是完全的小说作品。其二是坚持认为《山海经》就是地理书这一传统观点。有的人还断言,《山海经》是第一部具有科学价值的地理书,持这种看法的大多是史地学家。既精通历史地理学家又精通古代宗教和神话的顾颉刚,对《山海经》指出一个二者兼顾论述即,“这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山海经》的作者虽然是西汉的刘歆题为尧、舜之际禹、益所记,但证据不充分,且实在离事实太远。现在一般人认为《山海经》虽不是禹、益所作,但其内容来源必定很早,开始是口口相传,在流传中不断丰富内容,最后形成文字。可以肯定的是该书并非成于一手,也不是作于一时,更不是出于一地。但它是我国珍贵的文学遗产,对它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开发利用,将会取得丰硕的成果。(该文根据资料写成,在此谨向原作者编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公十八卷。

作者不详,一般认为成熟于战国,秦汉时有所增补,是先秦典籍中一部具有独特风貌的作品。所记五方之山,八方之海,包括山川道里,金玉矿产,鸟兽昆虫,殊国异域,八方民俗等内容,

保存着上古时代人们生活的记录,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地里、文化、民族、宗教、民俗、医药、生物、矿物、祭祀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山海经》所记神话故事,有后人熟悉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内容之奇特,想像之丰富,都令人赞叹。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的鼻祖。

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唐代传奇,以及《西游记》、《封神演义》、《镜花缘》都与《山海经》有因承关系。

具体说来,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多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佛法灵异等,保存不少民间故事和传说。拖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就是在《山海经》影响下的作品。从内容、结构、笔法,都模仿《山海经》。

《山海经》对明 白话小说的创作也很有影响。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的创作,无论从题材,还是艺术构思,都来自《山海经•海外经》

古代不少诗人,也从《山海经》里吸取养料。晋陶渊明就有《读【山海经】十三首》诗。《山海经》中的故事,一直为后代文学家所引用。至于《山海经》所保留的远古社会史料,更有待于今天的人文科学工作者去挖掘研究。

可以肯定地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四个自信”的今天,《山海经》作为一部独具风格的作品,一定会在繁荣文艺创作,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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