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的内涵

秦文化的根源乃嬴秦文化,又称秦氏文化。而秦氏文化是历代秦氏先祖和秦族人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所有秦族人、秦氏宗族及其相关组织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秦氏宗族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它是嬴秦族人自身的宗族文化。它的载体包括秦族人及其相关族系组织。据史料记载，秦姓的来源出自赢姓、姬姓和大秦人。赢姓秦氏是秦国王族的后裔，以国为姓，称秦赢，其郡望为天水；姬姓秦氏为周文王的后裔，周公旦之子伯禽受封于秦邑，以秦为姓，其郡望为太原；大秦人是中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谓，据称古代迁来中国的大秦人，也以秦为姓。以上三宗秦氏，以赢姓秦氏为代表。
秦文化是赢姓秦氏先祖在秦氏文化的基础上开创的人类文明成果，是我国法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典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发源于中国西北部的秦国故地，在西周时期，它由宗族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升华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在秦国统一中国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它又上升为占居主导地位的全国性文化。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秦文化的要素又转变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明法度，定律令“的法治思想是秦文化的基础，“维护国家大一统和推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秦文化的核心内容。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多个朝代、近千年历史的锤炼。早在五帝时期，传说黄帝之曾孙颛顼帝（名高阳），其苗裔孙女修，吞“玄鸟殒卵”生大业，其子大费助大禹治水有功，舜帝乃“妻之姚姓玉女”，又“赐姓赢氏”；大费恩命“佐舜调驯鸟兽”。至“夏桀之时”，其玄孙费昌“去夏归商，为商御”，“遂世有功，故赢姓多显”，“遂为诸侯”。至周穆王时，其后裔造父助周救乱，穆王“以赵城封造父”；同宗族裔秦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由此为赵氏”。至周孝王时（约公元前900年），秦非子（一世祖）“居犬丘”，“好马善养”，孝王为保西垂，封之于秦地，“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至周宣王时（前827～782年），秦庄公（四世祖，前821～778年）受命率兵七千，征服西戎，被授“西垂大夫”。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秦襄公（五世祖）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赐歧西之地，受封诸侯国，秦国日渐强盛。至公元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经济文化有较大发展。至秦穆公（十四世祖，前659～前621年）时，任用百里奚为大夫进行变革，势力向东扩展，后又“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至秦孝公（三十一世祖，前361～前338年）时，任用商鞅为左庶长推行变法，推行“郡县制”，“并小邑为40县，迁都咸阳（前350年）”；至秦始皇时（前246～210年），夷东周，灭六国（前221年），建立中国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始皇为了“天下大一统”，制定了全国统一的经济与文化政策，实行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以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在政治上“不师古，不崇经，禁儒术，以法为治，以吏为师”，“依古以来典法行之”。从西周时期至秦朝建立约900年间，秦国所创制的政治制度和法治文化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在秦人的价值观上，功利主义的特征十分明显，与儒家提倡的重礼义道德大不相同。《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荀 子议兵》也有类似的话：“秦人其生民也q(即狭隘)，其使民也酷烈。”颜师古注《汉书》和杨(jing4)《荀子》，都解“狭隘”为地势狭小险固，但郝懿行《荀子补注》、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第五》认为“狭隘”在这里指秦国人民生计穷蹙。而商鞅之法又规定“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在这种政治下，秦人社会养成了十分明显的功利色彩，其生活节奏和社会风气里显现出“急促”的特征，与齐、鲁等地“舒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社会形成了“贪狼强力”的风俗，无疑，商鞅变法对秦俗的这种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秦人著述的《秦诗十篇》，王照圆《诗说》论云：“秦晋诗音节皆入商声，殊少大和元气之妙。而秦尤雄厉，或以为水土使然。然溯其始，秦固周岐丰之地也。二南之作，为王化始基，周若彼其和平，秦若此其猛厉。何欤？且帝王不易民而治，彼强悍战斗之俗，独非忠厚仁让之道欤？此无他，古今之异宜，则政教之殊致也。”又曰：“秦晋之风多剽急，而少舒缓之体。与齐音正相反。”李斯说秦的音乐也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具有简单粗犷的特色，与郑、卫之音的靡丽也大不相同。
秦的文字和东方六国的文字虽然原都是从西周文字发展而来，但其后的发展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到战国中晚期以后，虽然六国各国文字也表现出了地域上的差异，但与秦国的文字相较，基本上仍是一个系统之内，而秦国的文字却独成一系。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战国以至于秦汉时 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西汉初年，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这里所说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

秦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秦文化，一般指自西周秦国建立后至秦朝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文化组成部分，以及由其衍生的相关地域文化等。
狭义的秦文化，指由秦姓族人提出的秦氏家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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