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体育精准扶贫的实施路径是什么呢？

“体育+”或“+体育”扶贫模式并非是简单的套用成功扶贫案例模板，如若“体育+”扶贫模式不考虑贫困地区地域、资源及民族差异，其扶贫效果反而适得其反。体育+扶贫模式发展过程中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改革创新体育资源配置，在可做增量的地区，于量与质一同下文章。

于不可做增量的地区，充分利用其他资源，因人因户施策，找准症结把准脉，发展本土特色，挖掘体育开发优势资源、注重体育文化传承培育，实现“体育+”或“+体育”扶贫“一乡一品”合理布局。同时也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注重当地的生态环境。如德清莫干山“裸心”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盘锦市大洼区发展本地特色盘活闲置资源“吃、住、游、购、娱”为一体的田园养老，拉动当地经济的增长。

在我国贫困群众当中，由于教育而致贫的人约占10%左右。教育是摆脱贫困代代代传递的重要渠道，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更要加强民俗体育文化丰富地区的基础教育，同时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体育器材设施配送、建设体育场地，促进全民参与体育活动。

如武陵山区学校根据当地的民俗特色，将少数民族武术项目纳入到学校体育教学中。一方面既提高了当地学生的文化水平，打破传统的封建观念，另一方面又使得当地的体育资源得以开发、体育文化得以传承。

除此之外，还可通过体育旅游传承、产业化传承、民族间组织传承等方式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传承。人是文化传承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仅是传承技能的核心，更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纽带，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关政策体系融入生活环境的实践者。

随着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冲击，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变化，加之传承方式单一阻碍了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出现传承人断层现象，以致于一些民俗体育面临消失的危机。而加强政府对传承人的政策及资金扶持力度，有利于激发其内生动力，减少人才的流失，促进文化的代际传承。

主体多元化“体育+”或“+体育”精准扶贫模式的特征，不同的知识及资源被不同的组织掌握，采取集体行动必须依靠其他组织。因此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始终是扶贫有效治理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否则相互之间的摩擦与钳制反而会导致“反效率”的结果。搭建对话平台，破除信息壁垒，由政府出面，召集不同部门统一协商，充分发挥其各部门的信息及资源优势，取得协调合作的最优化效果。

社会层面，互联网及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如相关媒体加强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宣传，使其原生动力、异质文化得以凸显，势必可促使相关部门采取行动。于社会体育组织方面，需上下联动，打通需求表达渠道，将工作落实到基层，打破供需错位，达到精准供给。

地方政府是体育扶贫的发起者、启动者、管理者，也是政策制定者和服务提供者，它对贫困地区和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政府应以目标细分为中心，明确不同模式发展的重点任务，体育赛事小镇、体育健身休闲小镇、体育装备及用品制造小镇等。全面清理“僵尸化体育扶贫地区项目”，完善考评机制，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科学评价，加强对政府审核通过体育+扶贫项目的管理、评价与考核。

政策法规颁布是体育扶贫工作开展的前提，但政策的实施是其发展的重点和难点，监督评估机制主要对体育精准扶贫的参与部门进行适当的约束，以整合式的监督模式取代单部门的监管，监督各级各部门与组织的政策执行力度，将监管标准同全过程监管机制融合，使得监管的重心从监管机构转向 监管服务，从而破除相关部门“重要而不迫切”的认知，使得政策落实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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