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

这篇文章七千余字，名字可以叫做《吐蕃王朝的妇女地位问题》。我将用两个案例来揭示吐蕃王朝的女子们对政局的影响，并解释吐蕃女子地位颇高的政治风俗原因。

吐蕃王朝（松赞干布至朗达玛）与唐王朝在时间上恰好相吻合，这两个霸主之间存在很多颇有趣味的相似之处。吐蕃有松赞干布承父祖之志勃勃而起，唐朝有李世民开贞观之治称雄天下；

唐有武则天临朝称制翻手为云，吐蕃有王太后赤玛伦拨乱反正掌控朝纲；

吐蕃有“桑耶佛诤”，唐朝有“义理之辩”；

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灭佛，唐武宗则紧随其后，大开“会昌法难”之门。

除此之外，唐朝的妇女地位大概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中最高的，那吐蕃的女子地位又如何呢？

关于吐蕃王朝妇女地位的问题，目前藏史学界讨论较少，尚没有权威的著作面世，本文将通过吐蕃女子干政的案例，对此进行尝试性的分析。

本文列举的两个案例分别是：

1、一首歌曲导致一国被灭的萨玛噶；

2、堪比武则天的吐蕃王太后没庐·赤玛伦；

由于涉及吐蕃女子干政的案例多不为人熟知，且涉及很多吐蕃赞普年代考证的问题，有些至今仍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为了避免文章太过干涩无趣，我尽量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讲述。

在讲述以上四位王妃事迹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吐蕃法律中对“女子干政”的记载。

对比汉藏两地的史料可以发现，“女子不得干政”的律条屡见不鲜。

汉地史料《旧唐书》记载：“妇人无及政。”

《册府元龟》记：“吐蕃国……女子无敢干政。”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载，松赞干布所颁布的“六决议大法”中，有一条规定：“女不参政。”

《西藏王统记》则记载，松赞干布仿十善法而制定的臧律二十条中，明确规定：“所有筹谋，应有主见，勿听妇之言。”

五世达赖喇嘛所著《西藏王臣记》也记载，松赞干布所定十六清净人法有“不听妇言”之条。

近代格鲁派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执政时，六品以上的官员随身都携带一本手册，手册内所写十六条法规中，第八条再次申明，“不要听取妇人之言”。

但事务就是这么充满悖论，律条中反复禁止的事情，恰恰说明经常发生，因为只有经常发生，才有被约束的必要。因此，西藏法律里不停的约定“女子不得干政”，恰好反映出了吐蕃女子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并对政策的取舍造成影响。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涉及“女子干政”的案例。

1、一首歌曲导致一国被灭，影响了吐蕃政治取向的萨玛噶。

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王朝统治了前后藏的大部分地区，但西部阿里地区还有一个强大政权存在这就是象雄国。

在吐蕃悉卜野家族崛起之前，象雄曾是雪域高原上最强大的几个邦国之一，实力一度远强于蜗居山南一隅的吐蕃。但随着连续几代吐蕃赞普励精图治，等到松赞干布接任赞普时，吐蕃已经吞并了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另一个霸主苏毗女国（孙波），一跃而成高原上最强大的政权。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吐蕃和象雄是一种互不干涉的联盟关系。

公元638年（唐贞观十二年），吐蕃对吐谷浑用兵时，象雄还曾出兵相助，吐蕃和象雄的联军大败吐谷浑军，几乎将其灭国。

为了拉住这个强大盟友，松赞干布娶了象雄王李迷夏的妹妹为妃，又把自己的妹妹萨玛噶嫁给了李迷夏。

但这桩双向的政治性婚姻，不但谈不到美满，反倒诱发了象雄国的灭亡。

据说，松赞的妹妹萨玛噶嫁入象雄后生活并不如意，象雄王李迷夏� ��爱别的妃子而冷落了她，心怀不满的萨玛噶“不理内务、不养子女，另居于别室”。

当吐蕃的使臣赶来问候她时，她已经不在象雄王城居住，而是游荡在神湖玛旁雍错岸边。

萨玛噶将一包用头巾包裹的绿松石交给使臣，让他带给哥哥，并对使臣唱到：

我陪嫁之地啊，

是穹窿银堡寨，

他人均谓地域宽广。

从外观看是险峻山崖，

从里看是黄金宝石，

在我面前展现。

……

按照藏族的传说，头巾包裹绿松石的含义是，如果你是男人就佩戴者绿松石带兵前来攻打象雄，如果不派兵前来，你就是女人包着头巾来吧。

而她所唱的歌曲里，则透露了象雄王都穹隆银城的位置，最终松赞干布凭借妹妹提供的情报，一举灭亡了象雄国，生擒活捉的李迷夏。

疑似象雄穹隆银城遗址之一。

当然了，传说毕竟是传说，不能当做历史来看。

象雄国地广兵多，远不是松赞以前平灭的小邦可比。这场血腥的战争，一直持续了三年，直到公元644年，吐蕃军队才攻破了琼窿银城。

随后，松赞干布将象雄土地分为十个东岱（千户），派时任大相琼保·邦色兼象雄总管，由此象雄成为了吐蕃的藩属国。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传说不能作为历史看，那松赞妹妹对吐蕃进攻象雄的影响力便存在疑问，况且她最多只能算是加速了吐蕃扩张的进程，而不是参与了对象雄征伐的决策。

公允地说这确实是个问题，但不要紧，下一位女性可是实实在在的左右了吐蕃的国家政治，这位便是吐蕃王太后没庐·赤玛伦。

2、比肩武则天的吐蕃王太后没庐·赤玛伦。

吐蕃王太后没庐·赤玛伦壁画

赤玛伦出身于大豪门世家“没庐氏”，作为吐蕃权臣“三尚四论”之一，估计从小耳闻目染练就了敏锐的政治嗅觉，这让她在之后云波诡谲的政治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当赤玛伦嫁给赞普芒松芒赞时，恰逢吐蕃王朝政局最怪异的时期，权臣世家噶尔家族成了吐蕃王朝的实际控制者。

要说噶尔家族可能大家不熟悉，但要说禄东赞（噶尔·东赞域松）和他那几个厉害儿子赞悉若（噶尔·赞悉若多布）、论钦陵（噶尔·钦陵），对西藏历史稍有了解的都耳熟能详。

作为松赞干布时期最重要的大相，禄东赞对吐蕃王朝的政治体制建设功不可没。当松赞干布英年早逝后，其子先于松赞去世，年纪幼小的孙子芒松芒赞继位。

主少国疑从来都是帝国之踵，吐蕃尤甚。每当赞普少年践祚，吐蕃都要翻云覆雨乱上一阵。

但在禄东赞把控朝政之下，松赞干布和芒松芒赞的政权继承出奇的顺利，这足见禄东赞不凡的能力。

可权臣太有能力，对君主未见得是件好事儿，之后五十年吐蕃政令均出于噶尔一门，甚至，每年最重要的，各地方势力首领均需参加的盟誓大典都由噶尔家族主持。

这相当于集团公司召开中层以上领导大会，董事长在一边看热闹，全程由CEO操办。

禄东赞塑像

但形势比人强，芒松芒赞和赤玛伦只能在一边默默忍着，无可奈何。加之，噶尔家族的爷几个真不白给，个个都是人种龙凤。尤其是赞悉若和钦陵，在禄东赞死后接过了老爸的枪，驮着吐蕃王朝风驰电掣，宛如一只发怒的野牦牛，顶翻了一个又一个对手。

在钦陵的带领下，吐蕃军队连续击败唐军，“大非川、承凤岭、虎山”三战，数十万唐军战殁，史载：“（唐军）尸骸高与天齐”，这让他在吐蕃军队中声望鼎沸。

面对噶尔家族连续开疆拓土的功业，吐蕃王室也没辙了，虽然赞普已经年满26岁，但噶尔家族� �点也没有交权的意思，芒松芒赞和赤玛伦龟息大法还得接着练。

其实吐蕃王室也不是没比划过，禄东赞晚年，曾因“年老体衰”为由退居二线，但接任大相的俄玛岱类赞不久便因谋逆之罪被杀，禄东赞二次上台，一直干到死。

这显然是一次失败的政治尝试，吐蕃王室心仪的大相控制不住局面，被人用“心怀叛逆”的罪名搞倒，这几乎和秦桧杀岳飞罪名“腹诽”如出一辙。

就在吐蕃王室开始心眼活泛，暗中联络各大贵族世家之时，第一次重创袭来。公元676年（高宗仪凤元年），芒松芒赞35岁时英年早逝，赤玛伦的儿子赤都松赞7日后方告出生，又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幼年赞普。

而在《资治通鉴》中，则记载了另一个惊人的内容。

如果大家仔细看会发现，汉藏史料关于赤都松赞的年龄是对不上的，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说的主要内容。

《资治通鉴》这条记载惊人的地方在于，一个六岁的吐蕃王族居然会在钦陵军中，莫非他成了钦陵的人质？

而这个孩子，还因为大家对钦陵的畏惧，差点被立为赞普，而最终是因为钦陵不同意，大家才拥立了赤都松赞。

换句话说，钦陵完全有能力，凭其手中的军事实力，行使废立赞普之事，只是他不愿意而已。

即便被拥立为赞普，十年后（685年）他才被上了赤都松赞的尊号，算是得到了噶尔·赞悉若所控制朝廷的承认。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吐蕃王室的地位有多弱势。

噶尔家族干预赞普王位的继承，已触动了吐蕃王室最敏感的神经。此时，已不再是权臣跋扈独揽大权的问题了，而是到了关乎悉卜野家族生死存亡的层面。

正是从这时起，王太后没庐·赤玛伦成了吐蕃王室的主心骨，她必须要在狭缝中，寻找一条复兴王室的道路。人类社会的政治斗争，有时不是凭借个人努力就能达成的。如果噶尔家族保持团结，可能终赤玛伦一生，也不会有什么机会，但噶尔家族的内讧，给了她一个难得机会。

公元681年，噶尔家族内部的权斗演进为了刺杀，大相赞悉若被族亲噶尔·芒辗达乍在苏毗杀死。

噶尔家族露出的破绽旋即便被赤玛伦抓住，她马上宣布政变首脑噶尔·芒辗达乍为继任大相，并表示愿意与其合作。

噶尔·芒辗达乍登上大相之位后，将拉萨城内支持赞悉若的势力屠戮一空。

但当钦陵领兵千里奔袭赶到拉萨为兄报仇，赤玛伦立刻就把噶尔·芒辗达乍卖了，转而表示支持拥兵而来的钦陵。

钦陵拉萨城内大开杀戒，将芒辗达乍和支持他的势力尽数灭门。等到钦陵杀累了，赤玛伦亲自将大相之位双手奉上，请其向父亲一样独领吐蕃王朝的军政大权。

拉萨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连续经过了两次血腥的洗牌，城内的政治势力几乎被彻底清空。

这两场仇杀，不但让噶尔家族元气大伤，也让吐蕃贵族世家深受其害，只有吐蕃王室在赤玛伦的操作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独收其益。

而让钦陵独领吐蕃军政大权则是条极为高明的妙计，深谙为政之道的赤玛伦，深知噶尔家族虽然势力受损，但依旧不能轻易撼动。这场和噶尔家族的游戏，不过是又换了个对手而已，她和小赞普还得继续忍着。

但噶尔家族之前的强盛，有赖于赞悉若和钦陵一内一外的无间配合，现在噶尔家族自断一臂，如何不让她见猎心喜？

钦陵虽然独领吐蕃军政大权，有乃父之盛，但他却不具备禄东赞左右逢源的政治头脑，对比拼腹黑的政治棋局来说，不过却是一个新丁。

所能凭借的不过是“吐蕃军神”，纵横沙场十数年，未尝一败的崇高威望。加之身为一个军事统帅，钦陵不� �能长时间坐镇拉萨，这就给吐蕃王室留下了足够的政治斡旋空间。

事态随后发展，完全印证了赤玛伦的设想，钦陵在边境依旧强势无匹，打得唐朝叫苦不迭。但在国内，沉重的战争负担，却让越来越多的贵族逐渐站到了赤玛伦一边。一转眼，十三年过去了，赤都松赞已渐渐长大，可噶尔家族丝毫没有还政于王的意思。

就在这一年（694年，武周延载元年），噶尔·赞辗恭顿（汉史称赞刃，钦陵的五弟）和西突厥可汗联兵6万人进攻西域。

唐将王孝杰率部在冷泉、大岭一带击败吐蕃联军，吐蕃军溃逃，噶尔·达古日耸（汉史称悉多于，钦陵的四弟，）在逃亡中被粟特人俘虏。由此可见，吐蕃此战应是场惨败。

逃回拉萨城的赞刃并没有安全上岸，一场致命的阴谋正等待着他。

695年，赤都松赞招赞刃入宫觐见。也不知怎么就对赞刃随身佩戴的小刀发生了兴趣，拿过来在手里把玩。

不料想，小刀无意中将手指刺伤，太后赤玛伦马上以这个理由宣布赞刃谋反，将其处死。

赞刃谋反事件完全是吐蕃王室对钦陵的一次试探，同时也说明，王室已经聚齐起一支隐隐可以和噶尔家族抗衡的力量。

吐蕃武士壁画

此时，钦陵和他的三弟赞婆均领兵驻扎在青海地区。消息传来，钦陵得知自己最小的弟弟被杀，心中十分痛苦。

对于赞普剪除噶尔家族势力的做法他心知肚明，但赞普毕竟是吐蕃之主，除非噶尔家反叛，否则钦陵也只能默默接受。

面对王室的试探，钦陵并没有做出明智的应对，他反而决定继续以打击大唐作为手段，来彰显自己的重要性。

但这并没有缓解噶尔家族的危机，伺服已久的吐蕃王室在第一次试探得逞后，终于亮出了利齿。公元698年（武周圣历元年），赤都松赞带着三千护卫外出行猎，这一反常的现象没有引起噶尔家族的重视，等到赤都松赞的卫队到达噶尔家族的封地蔚布·蔚达附近时，赤都松赞却突然亮出了屠刀。

他命卫队围攻噶尔家族的庄园，噶尔家族毫无防备，全族两千余口全部被杀，噶尔家族除了跟随钦陵和赞婆驻军青海的成员以外，几被灭门。

赤都松赞血洗嘎尔庄园后，立刻召钦陵回拉萨议事。钦陵已经得知此事，自然不能回拉萨送死。赤都松赞宣布噶尔家族反叛，并亲自带兵向青海进发，围剿钦陵的部队。

此时，禄东赞的五个儿子中，曾为大相的长子赞悉若死于家族内讧，四子悉多于在西域兵败没于粟特人之手，五子赞刃因为伤了赞普的手指，以谋反罪被杀，只剩下钦陵和赞婆尚在，曾经盛极一时的噶尔家族已经凋落了。

钦陵见状心知大势已去，他拒绝了唐朝的招降，选择了以自杀来保全对吐蕃的忠诚，吐蕃一代军神就此陨落。

公元699年，赞婆和钦陵之子噶尔·莽布支迫于王室的军事压力，率部七千余帐降唐，并改姓论，取名“论弓仁”，成为汉地“论”姓的始祖。

钦陵之死，意味着噶尔家族烟消云散，吐蕃王室在五十年后终于重掌朝纲。正当盛年的赤都松赞领兵在外弹压各地，朝中政令均出于王太后没庐·赤玛伦之手。噶尔家族给吐蕃王室留下阴影太强了，其后七年吐蕃居然没有再次任命大相一职。

赤玛伦没有让儿子失望，她坐镇拉萨主持会盟、颁发诏谕、接见使节，所有的政事都处理的井井有条。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赤玛伦早就发现，吐蕃穷兵黩武的和大唐拼下去，早晚有撑不住的一天，所以早在噶尔家族掌权期间，便开始寻机和唐朝缓和关系。

公元689年，她借武则天修筑明堂完工之机遣使朝贺。公元703年（武周，长安三年）� ��吐蕃使者在她的授意下带着千匹良马、两千两黄金入长安为赤都松赞求婚。武则天也不想边境天天都闹得鸡飞狗跳，权衡之后，答应了吐蕃使者的请求。

眼看着吐蕃走上了正轨，国内逐渐稳定，与唐朝的关系也在缓和，已54岁的赤玛伦终于可以颐养天年了。

但命运显然不愿放过这位命运多舛的老妇人，公元704年（武周，长安四年），赤玛伦的人生再遭重创。赤都松赞在平定云南蛮地叛乱的过程中，死于军中，年仅34岁。

赤都松赞猝然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长子拉拔布和次子野祖茹。吐蕃国内再起狂澜，叛乱之火迅速燃遍大地，各种政治势力分别下注对自己有利的王子。

这种局面下，如果没有一个强力人物出面，吐蕃马上便会四分五裂。在此生死存亡之际，赤玛伦再度挺身而出，挽狂澜于即倒。

她顾不上安葬自己的儿子，而是首先派兵镇压了吐蕃腹地的叛乱，随后又将另一势力扶持的新赞普拉拔布废黜，将赤都松赞的小儿子野祖茹扶上王座。

当时野祖茹只有一岁，尚在襁褓之中，而其母后不谙政务，只能由赤玛伦再次出马，掌控大局。

这段吐蕃变乱的岁月，赤玛伦显示出不逊于男性雄主的霹雳手段，对内毫不犹豫的铲除异己，将上至大相，下至贵族的反对者一一根除。对外，指挥军队血火弹压，即便泥婆罗（尼泊尔）这种亲族王权也不留丝毫情面。

时任泥婆罗国王是先赞普之兄，当赤玛伦发现他和国内叛军存在联系，马上就派大军兵临城下。刀锋之下，泥婆罗国王无奈出降，被带回吐蕃幽禁致死。

公元707年（唐神龙三年），赤玛伦再次派大臣前往长安，将求亲表章放在中宗（李显）御案之上。

这桩婚事在武周时期（公元703年），武则天本就答应了，只是因为赤都松赞暴亡而搁置。

这次，再提和亲虽然换了吐蕃赞普，但也算是对上次承诺的延续。李显最终选定雍王李守礼的女儿出嫁，并册立她为“金城公主”。

纵观赤玛伦一生，两次挺身而出辅助幼主，掌控吐蕃政令二十余年，凭一己之力将吐蕃王室悉卜野从悬崖边拉回。如果说松赞干布的妹妹远离政治决策核心，对朝政的取舍没多少影响力的话，赤玛伦可是在吐蕃王室最暗弱的时期，纵横捭阖于各大政治势力之间，算得上影响吐蕃政局的关键性人物了。

其实，我还搜罗了另外两个吐蕃时期王后干政的例子。但文章实在是太长了，全文一万七千多字，实在不适合在手机端阅读，我们另开一篇来细细讲述。

下面，以我个人对西藏的理解，解释一下吐蕃王朝女子地位高的原因：第一点，吐蕃王室太后地位普遍偏高，源于王室的政治需要；

纵观吐蕃王朝，历代赞普大多英年早逝，有的干脆就是被刺杀的。

这导致新任赞普大多少年践祚，无力独自处理朝政，这时母后无疑是最稳妥的依靠。因此，母后参政的记载屡见不鲜。

另外，吐蕃王朝有一个痼疾始终未能解决，即地方豪门势力过大的问题。

而王后本身就是政治性婚姻的产物，其家族自然是吐蕃王室可以依仗的势力。所以，在赤玛伦最危急的时刻，她也是借助的其娘家没庐氏的影响力，这也成了吐蕃外戚参政的发端。

第二点，从传统上看，青藏高原地区女性的地位本就比较高；

在两唐书所记载的东女国（今四川西北的大小金川地区），完全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以女子为王，子从母姓，男子只负责对外征战，社会地位较低。

自古以来，人们把墨尔多神山周围居住的部族称为“嘉莫查瓦绒”，“嘉莫”是指女王，“查瓦绒”是指河谷，合� ��来即表示“女王的河谷”。

“女王谷”的嘉绒藏族

而今天从昌都到拉萨，雅鲁藏布江以的苏毗故地，同样也是以女性为王，母系社会体制。

这些传统的风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吐蕃王朝的社会结构，导致当时女性地位较高。

第三、苯教对生殖的崇拜，造成了女子地位比较高；

苯教长期以来都吐蕃信仰的主体，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力，并成为了吐蕃人生活习俗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自然崇拜的宗教，苯教有着许多崇尚生殖繁衍的仪式。而女性则是生产繁殖的象征，因此在本教的信仰中，女性扮演着重要的地位。例如，藏族很多地方神祗都是女性形象。

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也有可能影响了吐蕃社会中的妇女地位。

第四，女性有可能掌控着家庭经济的支配权；

在藏区，妇女负责了大部分的生产性工作。这种情况，不管是在农区还是牧区都广泛存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协调和梳理也围绕女性来完成。

同时，女性在家产的继承方面也拥有和男子同样的地位。若家庭中没有生下男丁，则女儿可以用招婿的方式进行家族的传续，并可以继承相应的家产。而入赘的女婿则必须灌上女方的族姓落户于女家，成为女家的一个家庭成员。

第五，藏族社会中舅舅的地位颇高；

在吐蕃政权的结构中，身为外戚的娘舅地位颇高。

在吐蕃的法律中，曾有一部列出了“伤人性命的赔偿规则”，其中赞普舅氏位列赔偿的第一等，由此可见，外戚的社会地位之高。

这似乎可以隐隐映射出吐蕃社会生活中，娘家人是一个颇为重要的组成单元，也可以看出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虽然吐蕃屡见“禁止女性干政”的政令，但就像前文所述，越是反复申明，越能证明女性地位之高。更何况，社会生活习俗是长期自然形成的，想凭借一纸政令便轻易逆转几乎万无可能。

赤玛伦在王室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算是一个特例。之后，吐蕃再也没过涌现出，能与之相比的女性政治家。

但王后公然与赞普对抗，甚至刺杀赞普的事件却能在吐蕃发生，足见吐蕃王朝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根本不是一纸政令能够化解的。

下一篇我们将会讲述，另外两位左右了吐蕃政坛的王妃：

“身陷两代赞普谋杀阴谋的蔡邦妃”和“以宫心计的方式，导致吐蕃王朝崩溃的那囊妃”。

无论是哪个历史时期，像王后干政这样的事情都是不多的，贾南风算一个，但像司马衷这样的白痴皇帝太难遇到了，太后干政倒是不少，从西夏的大小梁后，辽朝萧太后，张居正的“知己”李太后，再到慈禧，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了。而吐蕃历史上同样有一位强悍太后——赤玛伦。

公元676年时，吐蕃赞普芒松芒赞死去，留下了怀孕的王后赤玛伦。在芒松芒赞去世后的第七天，王后生下了老赞普的遗腹子赤都松赞。

这种情况下，孤儿寡母的，自然有权臣越界，比如噶尔·钦陵，在这个时候，赤玛伦只有忍辱负重，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等到赤都松赞长大成人后，赤玛伦开始了行动，通过撤换禁军将领等举动蚕食噶氏的势力。

公元698年，赤都松赞以出城狩猎为名，率领3000亲兵直接端了噶氏家族的封地——蔚布·蔚达。在此之后，赤都松赞带兵向唐王朝推进，而国内的大小事务自然是交给了自己的母后处置。

正当母子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打得唐王朝焦头烂额的时候，倒霉的事情来了，704年正值壮年的赤都松赞死了。

在千钧一发之刻，赤玛伦不得不亲自执掌赞普权柄，逼迫长孙拉拨布退位，加� �对各地动乱势力的监控，赤玛伦同时还改革了吐蕃的军事建制，征收农业税和黄金税，并且多次为孙子赤德祖赞向唐王朝请婚，最终为孙子迎来了金城公主。

在局势安定之后，赤玛伦这位威名赫赫而又不失可怜的女人在712年冬天去世了，她可以说是吐蕃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了。

至于吐蕃妇女的地位，才疏学浅，我无法作答。

青海九层妖塔旁盗吐蕃古墓 吐蕃

A通逃犯刘三勋近日审判，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在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的茫茫戈壁上，聚集着中国最大的吐蕃墓葬群。

其中，规模最大的古墓葬——血渭一号大墓，被文物专家称为吐蕃古墓中最惊人的发现。因其特别的建造方式，当地民间称为“九层妖塔”。

然而，“摸金校尉”（盗墓者别称）频繁潜入，电影和小说里的盗墓场景，屡屡在这里上演，带来的却是对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巨大破坏。

2017年8月18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曾以《A级通缉令背后都兰盗墓之痛：九层妖塔旁摸金校尉盗吐蕃古墓》为题，报道了曾在“九层妖塔”东侧实施盗掘的河南禹州籍男子刘三勋在潜逃多年后，投案自首。

近日，这个公安部通缉的“A通逃犯”被法院判决。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判决书显示，2018年3月27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刘三勋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组团盗墓

2017年7月31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10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刘三勋名列其中。8月9日，刘三勋向河南禹州市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青海都兰县公安局办案民警曾向澎湃新闻介绍，刘三勋是“技术型人才”，他对盗墓很感兴趣，私底下钻研过不少关于盗墓的知识，在“圈子里”小有名气。

自2013年伙同一个10余人的盗墓团伙在“血渭一号大墓”东侧盗掘后，刘三勋潜逃数年。

据法院判决查明，2013年8月份，刘三勋伙同包欧非、赵小卫（均已判刑）和刘配雨、国宝、洪涛（均在逃，其中国宝、洪涛姓名不详）6人，经预谋后从河南驾车至都兰县欲盗掘古墓。

到达都兰县后，包欧非、赵小卫等人与祁武及钱晓东商议盗墓事宜，后祁武、赵小卫纠集才仁东主、尼智达巴、娘改加、周曲才让（均已判刑）4人在盗掘古墓葬时放哨，约定事后分成并由其4人准备盗掘工具。

2013年8月14日23时许，祁武驾驶一辆本田CRV越野车将刘三勋和包欧非、刘配雨、国宝等人送至按事先商定的都兰县热水乡血渭一号大墓东侧盗墓地点后返回，刘三勋及包欧非、刘配雨、国宝等人对古墓实施盗掘。才仁东主、尼智达巴、娘改加、周曲才让4人现场放哨。一伙人从古墓中盗出漆盘、瓷尊、铜斗、漆盒等文物十余件。

后部分文物以6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由钱晓东联系的买主刘某，其它文物赠送他人。刘三勋分得赃款3200元。

获刑7年

在盗墓得手后的次日，都兰县公安局便接到举报，随后派员出警，经对现场勘查和走访调查，当日便立案侦查。

此后一周内，包欧非等8人相继归案，被盗文物被追回。刘三勋等4人潜逃。

据刘三勋供述，他被团伙其他成员“请”去挖墓，所盗掘的古墓已是别人以前挖过的，里面有很多土，“刘配雨拿着手电四周看了看发现墓里还有一个小密室，我们三个就将密室挖开了，挖出来一个花瓣样的青色瓷瓶、一个三条腿的铜器、一个木制盘子、几块有花纹的木板，还有几根铜丝、三个黑色木头盒子、一块破布、一根动物角、一个铜勺子和一些我说不上名字的东西，我们将这些东西取出，把盗洞封了。”

盗得的文物被迅速出手。在分得赃款的当晚，刘三勋出门见网友，走到所住的宾馆大门口见到有警车停在宾馆门口的路口，引起警惕，过了大约二十几分钟被团伙成员刘配雨告知赵小卫等人被抓了。刘三勋等人后来租了一辆出租车去西宁，逃至兰州住了一晚，潜逃回河南。

经青海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刘三勋等人盗掘的墓葬属于唐代中型古墓葬，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热水墓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墓中共被盗出二级文物二件，三级文物二件，一般文物十一件。

海西州中院曾于2014年12月对落网的包欧非、赵小卫、祁武、钱晓东等8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以盗掘古墓葬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缓刑不等。

2018年1月10日，海西州人民检察院指控刘三勋犯盗掘古墓葬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18年3月27日，海西州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刘三勋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九层妖塔”再遭盗掘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刘三勋团伙盗墓的3个月前，几乎在同一位置发生了另一起盗墓案。该案同样由海西州中院判决，10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年或七年的有期徒刑。

公开报道显示，都兰古墓群是中国最大的吐蕃墓葬群，被考古界誉为唐蕃古道上的“东方金字塔”，墓葬的构筑形式和风格在我国考古发现中绝无仅有，1996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都兰县热水乡是古墓最为集中的地方，分布着大大小小200多座古墓，最大的一座便是“血渭一号大墓”。然而，这些极具研究价值的古墓葬，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因利益驱使，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

2013年8月14日，中新社曾报道称，都兰县境内古墓数量大约在2000座，几乎一半以上的墓葬都被盗过，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最猖獗的时候，盗墓者开着挖掘机肆意乱挖。“热水乡分布的200多座古墓无一幸免，结构风格在中国考古发掘中绝无仅有的热水一号大墓也未能逃脱被破坏的噩运。”

然而，在2017年11月，此地墓群再遭盗掘。

据媒体报道，当月，一个盗墓团伙多次在“血渭一号大墓”东侧十米处挖掘盗洞，从墓葬中盗取文物400余件。2018年3月，20余人组成的盗墓团伙被警方摧毁，被盗文物悉数追回。

2018年6月，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在公开通缉的10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中，就有这起案件中的嫌犯王某。

此前的3月20日，浙江台州市天台县公安局接到青海警方的协查通报，称王某可能潜入台州。天台警方高度重视，对王某展开追查，获知躲进了台州市天台县、临海市、仙居县与绍兴市新昌县、金华市磐安县接壤的高山密林中，以帮人砍伐木头为业。

2018年6月16日凌晨，浙江台州市天台警方在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后，将准备跳楼逃跑的王某抓获。

6月22日，浙江台州警方发布消息称，曾参与盗窃青海都兰古墓“血渭一号大墓”的王某落网，并于21日被青海都兰警方带回审讯。

据王某初步交代，盗墓后，有买家曾报价8000多万元收购他们手中的赃物，但未等他们出手，青海警方就抓获了他们的团伙成员，并追回了全部被盗文物，而他侥幸逃脱，至6月被抓。

吐蕃塔形墓的起源与原始塔葬 吐蕃

在吐蕃墓葬考古中，就古墓的外观形制而言，除了发现有梯形、方形和圆丘封土外，另外还发现有一种地域选择上与传统的土葬极为相近的外观形制比较特殊的封土类型——塔形墓。塔形墓，顾名思义，其外形、结构与佛塔有共同之处。因此，在以往的考古简报和相关著作中，皆从佛教文化传播的视角加以解释，如西藏考古学家霍巍教授把它称之为“原始塔葬”[1]。从目前已公布的简报来看，西藏自治区境内塔形墓的分布情况如下：拉孜县查木钦墓地3座、萨迦县雄玛乡吉龙堆墓地32座、萨迦县给白山墓地2座、朗县列山墓地3座、扎囊县斯孔村墓地1座、扎囊县加日村墓地9座及加查县邦达墓地1座，共53座，分布于七处不同的遗址。尽管在多数墓地中，塔形墓所占的比例较小，有些墓地中甚至未有发现，但不能改变塔阶式塔形墓曾在藏地普遍流行过的事实。

以往的学者，一味地强调塔形墓的封土形制与佛塔的相似之处，却忽略了它与苯教文化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一部分塔形墓的封土形制不仅与原始苯教仪轨中的驱凶辟邪所用的垛（to）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关系，而且也未完全脱离吐蕃原有的墓丘封土模式。且各个墓群的塔形墓所呈现出的样式也不同，从目前试掘的结果来看，与正统的塔葬相去甚远。目前虽有众多的佛塔研究成果，但对于塔形墓的分类和起源问题，除了《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之外，还没人做过专门的研究，故本文对塔形墓的最初源流、形制差异、原始塔葬的始兴年代和功能等问题做一简要讨论，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塔形墓的形式分类与归纳

（一）查木钦墓地共有135座封土墓，其中有3座塔形墓。M111号墓，平面呈方形，立面共分为上下五级，最下层一级系石块砌筑成的塔基，其上逐层向上收分，每级相接处砌筑石块，底边长14米、高5.1米，占地面积196米（见图一）[2]。

（二）萨迦县雄玛乡吉龙堆墓地共有125座封土墓，其中有32座塔形墓，占墓葬总数的25.6%。封土平面呈梯形，正视呈塔形，用大小石块砌筑三层石墙，每层逐次叠收形成塔形状，内填土石，经夯打，夯层清晰。一般高1.8米—4.8米、底边长12.3米—29.3米、顶边长9.5米—21米、腰边长13米—25.8米，面积137平方米—625平方米（见图二）[3]。

（三）萨迦给白山墓地封土墓共有34座，其中塔形墓2座，平面呈梯形，正面呈塔形。石块砌石墙三层，逐次叠收成三级塔形，内填黄土，经夯打。均用土、石、木材逐层夯筑而成。M36号墓，高1.8米、底边长16.5米、顶边长12米、腰边长10米，面积142平方米[4]。

（四）朗县列山墓地封土墓共有187座，其中塔形墓3座。M168号墓是一座平面呈方形的大型封土墓。此墓的特点是封土的立面分为四级、有明显的收分。墓丘通高7.25米，塔基边长17.6米。其外观呈塔形，共由塔基、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均用土、石、木材逐层夯筑而成（见图三）[5]。的盗掘破坏，原有的形状已不太清楚（见图五）[8]。

从上述资料来看，塔形墓基本上都是石砌和夯土相结合构筑成的，而且均与吐蕃其它封土类墓之间有共存关系。按平面形状可分为梯形、方形、长方形、曼荼罗形四类，这些类型在每处墓地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4.1%、28.3%、3.7%、3.7%。塔阶一般为三至五级不等。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真正具备塔阶至塔瓶的只有两座，分别是列山墓地M168号和斯孔村墓地M3号，其余的只有塔阶，并不具备塔的形制，似乎不能称之为塔。

二、塔形墓的起源与早期形制

（五）扎囊县斯孔村墓地封土墓共有12座，其中塔形墓1座。第3号墓平面形制呈方形。边长l l米，通高9.8米，共分上下三级。其底层为塔基，铺有一层厚0.5米的石块。其上有两级方形的塔身。均用砂土夯打筑成。最上部为圆形的塔瓶，高4.5米，最大直径5.6米，塔瓶为实心，中部的夯层中用石板搭起“十”字形的小孔（见图四）[6]。

（六）扎囊县加日村墓地封土墓共有43座，其中塔形墓9座。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其中方形7座，长方形2座。（据公布的线图资料观察，其中两座墓的平面形状是梯形）残存较好的仅有三、四层，外观似塔，其结构外边是石墙，内为夯土，夯土内夹有大量的小碎石块。如M14号墓，东西长16米、高4.5米，此墓没有石墙，外边是夯打而成 [7]。

（七）加查县邦达墓地封土墓一共有20座，其中塔形墓1座。此墓的墓丘封土由封土基和封土身两部分组成。封土基系夯筑而成，平面方形，边长26米，高2.3米。封土身现存共三级，高2.7米，由下至上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由夯土筑成“亚”字形的十字折角形平面，完全模仿佛教艺术中的“曼荼罗”，高约2米；第三级现存高度约1米，因遭后期

塔形墓，是当代考古学家视其外形所定的一种名称，也就是根据现今藏地佛塔与墓丘结构的相似性而命名的结果。佛塔源自印度，梵文“窣堵坡”（Stupa），具有圣物和坟冢两层涵义，前者指类似于纪念意义的某种建筑；而后者则指坟墓，相当于现在的灵塔[9]。根据佛教经典，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佛塔早在佛陀在世时就已很流行，但后者主要源自“八王分舍利”修塔加以供奉的历史故事,后因受到佛教徒的虔诚礼拜而成为了佛教的重要象征物之一。虽然在印度、南亚、中亚、西域以及中原等佛教地区，有着大量的佛塔建筑，但是这些与藏式佛塔在外观形制上有很大的区别。

藏式佛塔，尽管在文化内涵等方面吸收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但是，从外观形制上看，它与前佛教时期的苯教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早在上世纪初著名学者更敦曲培首先指出西藏流行的佛塔与印度流行的塔在度量形制上并无关系，在印度现存的上万计佛塔遗迹中没有一个与西藏佛塔形制相似[10]。随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西藏史前的岩画和苯教的垛（to）文化中，我们不仅能够找到关于塔形墓形制的一些线索，而且发现这种塔形墓有其自身的演变和发展脉络。对岩画中出现的塔图像（见图六），美国考古学家John Vincent Bl lezza已在本世纪初出版的专著[11]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中国学者张亚莎、夏格旺堆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此有专门的研究，并认为西藏塔形图像与早期的苯教文化有关。特别是张亚莎教授在《西藏岩画》一书中指出：“一、西藏岩画中塔图像绝大部分与佛教在造型上有明显的区别。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相当部分的塔图像与流行于印度或中亚地区（包括中国古代的西域地区）佛教的塔，无论是造型样式，还是所表达的理念，都很不一样。只有少量的塔图像与印度的塔比较接近，但并不完全一样。二、我们已经从西藏岩画的塔图像发展序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高原苯教不仅拥有祭祀用的‘塔’状石砌祭坛，而且苯教的石祭坛也确实有它发展演变的明确轨迹。而苯教塔祭坛的基本特点，便是以垒石构成台阶式的塔状物。”[12]

显然，不管是从早期岩画遗迹还是从本文所讨论的塔形墓的相关资料来看，西藏佛塔形制的起源与早期的苯教垛（to）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张教授所说的“石祭坛”一词，或许是Bl lezza先生书中英文单词shrine一词的对译，而shrine一词源自藏文r taen mkhar/r taen gnas，其原意是（确实是如此对译，尚可。建议直接找出张教授‘塔’状石砌祭坛与垛文化之间的联系。）指早期苯教仪轨中的垛（to）,是一种垒石构成的台阶式的塔状物。但与石祭坛之间不仅相去甚远，也很难在苯教中找出类似的文化现象。这种垛图像，一部分见于苯教学者丹增南达的文集中，他是从一本早期的古籍中收集到的，共有26种不同组合的图像 (见图七)[13]。这组图像，向我们展示了早期苯教垛（to）文化的一些信息。

另外，塔形墓作为具体的立体物，我们可观察其平面到剖面，这一点是古岩画和古图像资料所不能提供的。平面到整体外观以及石砌加夯土的构筑法与吐蕃时期的其它封土墓有密切关系，如平面呈梯形和长方形封土墓，应是对吐蕃时期最流行的梯形墓和长方形墓的承袭。除了在吐蕃墓中可以找到它们的早期原型外，在其他文化中很难发现类似的形状。给白山墓地已试掘的一座塔形墓的丧葬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据简报“M 31：封土呈塔形，高1.8、底边长2、顶边长10、腰边长11.5米，面积125平方米。穴内填砂石，夹砾石，墓口下0.8米为石棺盖，石板厚0.1—0.25米，墓室、墓底均系石块砌筑，墓室呈长方形，长1.8、宽1.4、距墓口深1.72米。墓室很混乱，人骨、羊骨掺杂一起，无遗物。人骨则见股骨、胫骨、脊椎骨、肱骨、尺督、桡骨、髋骨、骶骨等。羊骨有下颌骨、牙齿、肋骨、椎骨、肱骨、胫骨及碎骨。”[14]M31号墓室虽已被盗墓者破坏，扰乱严重，但可以看出墓室、墓底均系石块砌筑并带有棺盖等，有吐蕃早期墓室的特点，随葬羊骨等的出现，进一步表明了这是一种吐蕃苯教文化流行期间动物做陪葬的坟墓。另外，号称东方金字塔的都兰吐蕃一号大墓也是墓堆下由三层用泥石混合夯成的石砌围墙[15]构成。

因此，吉龙堆墓地、给白山墓地、加日村墓地的塔形墓应属于早期苯教文化的遗迹，其年代应该确定为吐蕃早期。封土底部具有阶梯状形制，不能成为佛塔文化影响的证据。

三、佛塔文化的传播与原始塔葬的始兴

从佛塔的外观形制上讲，在印度、中南亚和内地等地方，虽在具体形制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整体上有共同点，一般由塔座、塔瓶、塔顶三部分组成，这一点在藏式佛塔文化中也是一样的。据《西藏王臣记》等藏文古籍记载，在赞普拉脱脱日年赞在位时，有一次，忽从天空降下《诸菩萨名称经》、黄金宝塔、《宝箧经》、心要六字大明咒、旃陀罗嘛呢印模等，落于雍布拉康顶楼之上[16]。这个记载说明了这一时期佛塔已传入了藏地。至公元八世纪下半叶，以印度欧丹达菩提寺为蓝本，按佛教曼荼罗的形制建造了桑耶寺，其主殿四方建有红、绿、黑、白四座佛塔[17]。现存吐蕃时期的松噶尔石塔（见图八），据说是寂护大师主持雕凿[18]的。这些佛塔既有古印度桑吉塔式的覆钵式的特点，也不失藏式阶梯状的收分特征。上述佛塔中，多数是作为佛教文化的圣物或塔内装有舍利而得到了供奉，而有些佛塔，如黑塔类在初建时就已经具有了驱凶辟邪、镇魔厌胜的功能，这是吐蕃建塔、供塔的另一种目的和愿望。在赤松德赞执政后期，佛教作为国教在吐蕃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这一时期起，吐蕃的丧葬文化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开始废弃原始苯教的丧葬仪轨。在赤松德赞逝世时，围绕赞普的丧事，佛苯间曾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佛教徒取胜，按佛法办理了丧事，从此开始禁止殉牲等苯教丧葬习俗，转而修佛殿、抄写经文等方式来替代殉牲[19]。据文献记载，当时来自印度的静命堪布去世后，在埋葬他的哈布山脚下建立了一座佛塔[20]，这就开创了为亡者立塔的先河。但这与塔葬还是有所区别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塔葬，这种佛塔或许是属于一种为了纪念贤者而立的纪念碑式建筑物。根据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在赤松德赞执政晚期才出现了为死者立塔以代替墓葬的习俗，如五王妃：觉姆强恰杰（赤松德赞妃）、觉绕白吉昂次玛（赤祖德赞妃）等墓[21]，这些是直接修建佛塔而未修墓室。列山墓地M168号和斯孔村墓地M3号，应该属于这个时期的墓丘，这一类型的塔形墓丘在外观上也和都兰吐蕃墓出土有两枚擦擦上印有塔像（图九）和松噶尔石塔一样，是一种藏式佛塔与西域佛塔相结合建筑模式，尤其是斯孔村墓地M3号跟古代龟兹地区现存库车县苏巴什佛寺河东遗址的塔之间有很多相似点。都兰吐蕃墓的树轮校正年代[22]，主要集中在吐蕃中、末期。同样，原始塔葬出现的年代“约开始于公元8世纪后半至9世纪上半叶这一历史时期内[23]”。

关于塔形墓的墓主身份，以往的研究结果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其本人即为佛教高僧、活佛，死后按照佛教的丧葬仪轨实行‘塔葬’，同时附葬入统治阶级的墓葬之中；第二种可能，是死者本人不一定是佛教高僧大德，但却是佛教的忠实信徒，死后虽仍行土葬，但在所采取的墓葬形制方面，则已深受佛教的影响，基本上按照佛教的‘窣堵坡’样式来营建其坟丘。”[24]但从前面引的文献记载来看，吐蕃时期似乎只有王妃级别的尊贵女性才建塔安葬。另外，墓地有塔形建筑，不能统统归结为塔形墓的范畴，因为，有些是在墓地为死者祈福或厌胜巫术而修建的，未必与塔葬有直接的关系，不应该归为墓葬范畴。

关于原始塔葬习俗的起源，霍巍教授认为主要源于唐朝，并怀疑可能与印度和南亚相关。笔者认为，也有可能受到了西域或于阗的影响。唐修建灵塔的年代大致上与吐蕃处于同一时代或稍早，相比之下，古代于阗的这类丧葬文化时间较早，并且与吐蕃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据考古学家林梅村的研究，佛教传入于阗后，于阗人遁入佛门，一般采用火葬，用骨灰盒。上层僧侣墓地表立佛塔。……因此，我们很少发现公元3世纪以后的于阗古墓[25]，对此很多大唐高僧传里有很多相同的记载。于阗和吐蕃之间的关系据龟兹洞窟题记，早在聂赤赞普时期已有使者的往来[26]，松赞干布时期也有不少于阗和尚在西藏进行传教活动[27]，甚至楼兰出土的佉卢文与藏文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也有人做过相关考证[28]，之后公元665—670年间吐蕃开始占领于阗[29]，进而两地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单从建筑平剖面的形制角度讲，吐蕃佛塔的很多原型在西域地区能找到相关线索。故西域也是一个特别需要重视的地域影响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吐蕃墓葬考古中发现的塔形墓，从年代大致可以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早期塔形墓，是受到原始苯教丧葬文化的影响而形成；晚期塔形墓，则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塔形墓的墓主，据藏文文献记载，主要是王室中尊贵的女性。塔葬习俗的源流，西域应该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域影响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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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