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党项族的历史

一、投元为官 西夏亡国后，元朝称西夏为河西，或称唐兀。在划分4个民族等级时，元朝将他们划为第二等，视同“色目人”，政治上给予优厚待遇。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试用之”，起用党项贵族上层进入元朝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中任要职：元朝初期比较著名的有湖广行省平章李恒，他是西夏皇室李惟忠之子；侍御史斡玉伦徒，是西夏仁宗仁孝的宰相和学者斡道冲的曾孙；翰林学士高智耀，是献宗德旺时期的右丞相高良惠的孙子高智耀。他以科举入仕，见国事不堪收拾，就不受官职隐居在贺兰山。元太宗皇子阔端镇守西凉（今甘肃武威）时，儒者受歧视，被罚做苦役。高智耀前往西凉府求见，请求废除这种凌虐儒者的做法。元宪宗蒙哥时期，高智耀又向朝廷进言，认为应该任用儒者，并强调“用之则国家治，不用则国家不治”。宪宗很满意，下诏免除了国内儒生的一切徭役。世祖忽必烈早对高智耀的才学有所耳闻，即位后召见他并任他翰林学士。他又劝世祖提倡儒术。为了阐发他的意见，竟“反复辩论，辞累千百”，终于说服了忽必烈。他了解到淮蜀一带的儒士遭俘虏后都沦为农奴，处境极为艰窘，便请求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巡行郡县，释放儒士三四千人。他还建议设御史台，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自此以后，元朝有了正式的监察机关，使封建统治机构更加完善；元初在西夏故地设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简称为西夏行省，后改为甘肃行省，任用党项人管理其它各路诸事务。 在中央地方机构里为官者中影响最大的为余阙。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元末在合肥为官，后任淮南行省右丞都元帅，奉命驻守安庆。他所率领的军队”皆夏人，人面多黎黑，善骑射“。江淮红巾军包围安庆，余阙率军坚持数月，城陷后自杀于安庆莲花塘，年56岁。余阙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死。死后，余阙封夏国公，谥忠宣，后人称他为“忠宣公”。朱元璋对余阙的死难评价很高，说是“自兵兴以来，阙与褚不华（褚不华守淮安五年，后殉难，其精忠大节，时人比之为唐之张巡）为第一”,并为其树碑立祠。 二、留居西夏本土 西夏灭亡后，一部分党项人仍然留居西夏河西故地。 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元代曾多次从河西陇右签征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专门组成的军队，称“唐兀军”。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成宗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西夏字）大藏经3630余卷，“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即西夏的兴州（今宁夏银川市），永昌路即西夏的凉州（今甘肃武威）。这说明留居于河西兴州、凉州一带的西夏遗民数量仍然不少。 三、投金 西夏灭亡后，一部分西夏遗民投靠了金朝，被金朝统治者安置在河南唐（今泌阳）、邓（今南阳）、申（今信阳）、裕（今方城）一带，给田耕种，并派专人管理。《金史·西夏传》记载：西夏使臣王立之出使金国，还未回国复命，西夏已经灭亡。金哀宗下诏将他安置在京城，主管西夏降户。后来王立之的妻儿家小30余口逃难到金国，金哀宗安排他们一家团聚并赐给他们金钱绸缎。王立之上本称自己先祖本是申州人，恳请辞官回居申州居住。金哀宗同意他的请求，让他以原官职住在申州，主管唐、邓、申、裕等地的西夏降户，并拨给良田千亩和各种农具让他们耕种。 四、迁徙 西夏亡国后，还有一部分党项人经过长途跋涉，四处迁徙。山西居庸关洞壁的6种文字石刻、甘肃酒泉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 ��世袭之碑》、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等碑铭及民间至今仍珍藏着的大量的西夏遗民后裔宗谱、族谱、家谱等都证实从近年来西夏学者考察掌握的材料中，我们发现，历史上西夏人因亡国以不同方式、不同路线、不同时间迁徙到今河北、山东、江苏、江西、云南、四川等地，定居繁衍。 至今四川省西康木雅地区还流传着“西吴甲尔布（王）”的传说。据传西夏国灭亡后，一支以党项人为主的队伍，跋涉千里，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方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并在此过着定居的生活。当地藏民称其首领为“西吴王”，即“西夏王”。该地方政权与蒙元王朝并行存在一个世纪之后，明初曾帮助朱元璋征讨盘据于四川重庆一带的明玉珍，立有战功。至明成祖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被授予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从此世为明正土司，直到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因嗣绝停止世袭，前后经历了470余年。 在今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阙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毫无二致，他们今天申报的民族均是汉族。56个民族中虽然没有党项羌这个民族，但我们知道，它的血脉已融入到我们56个民族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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