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和中国近代饭店业的历史发展

  中国的第一家个体饭店――“悦宾”隐藏在北京东城区的翠花胡同里,平时这里一片宁静,而在每天饭点时推开“悦宾”的门,恍惚间好像走进了20多年前的公社食堂,一派热火朝天。悦宾已经走进第28个年头,创业者刘桂仙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个体第一家的牌子不能倒。  ◇办证颇费曲折  刘桂仙和老伴郭培基今年都75岁了,他们十几岁就离开河北肃宁老家到北京谋生。刘桂仙曾在一位首长家做过17年的厨子,跟着大厨师学做菜。郭培基“文革”前也曾在中南海和北京饭店干过,面食做得很出色。有一天他们听到广播里的一个消息,南方有俩人开了夫妻店,这让刘桂仙心动。她去向那位首长请示想开个小饭馆,首长很支持,指点她去找北京东城区工商局。  开始时工商局人告诉她:“没有营业执照我们不能让你开店,要营业执照我们又没有政策,也没接到指示。”但刘桂仙仍然天天去。最后当时的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靳云平被她感动了,同意选择刘桂仙这一户试试。“当时的环境‘左’得厉害,个体发展不发展的大问题都不确定,而且粮油都不知道要给批多少。”靳云平回忆说,因为当时粮油、副食都是配给供应,开餐馆的条件很复杂。这时刘桂仙想要开店的消息却传开了。一天,一个记者冒充炊事员来跟郭培基套近乎,郭培基以为是同行就跟他聊天了,讲自己有手艺想开店,却碰到没粮没油没政策的难题。后来这个记者写的新闻被广播出来,“我听到就傻了,但话确实都是我说的”。郭培基说。这之后,竟有人送了粮本来―――这个新闻反而推动了工商局的工作,工商局的干部老所终于说服了东城区粮食局,给刘桂仙拿到了批条。工商局的跟刘桂仙说,你回去准备准备,装修一下房子,准备开业吧。  ◇开业惊动美国合众社  刘桂仙夫妇原定是“十一”开张。头一天打算试开业,先做给街坊尝尝。1980年9月30日早上,郭培基把炉子生好火,就放心地去上班了。中午刘桂仙开火的时候,《北京晚报》的一个记者过来询问,听刘桂仙说要试试,意识到这是要开张了,于是赶快跑去电话亭,口述了一则新闻稿给报社。这天晚报上就登出一篇巴掌大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  “我晚上7点多下班回家,感觉胡同里的气氛不对了,怎么比大棚栏还热闹。”郭培基推着自行车根本无法前进,回到家一看,刘桂仙忙得满头大汗,工商局的人都来帮忙了。当时一个美国的记者说,3天之内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开了个体饭店,合众社报道了这个消息。  正式开业的第一天,刘桂仙买了4只鸭子准备午饭,做了一些“鸭子菜”,还包括鸭杂和鸭汤。“鸭子便宜,当时半只才1块多钱,而且不用拿本买。也没有酱油,因为买不起。”后来有人叫这个店为“鸭子店”,“不是因为鸭子做得好出名,而是当时只能买得起鸭子”。刘桂仙说起这些表情有些沉重。但是当天晚上,她就有钱去买7只鸭子了,过了一星期,“什么菜都有了”,一共百十来种菜式,也能用酱油了。  但是刚开业,刘桂仙还没拿到营业执照,也就没有可以购粮购菜的本。有人支持他们,送来了一些原料。区长为了鼓励这个“第一家”的积极性,甚至端着盆帮他们去找豆腐。刘桂仙听乡下亲戚说乡下的集市什么都有,就起早去保定和高碑店的集市调查,发现品种确实非常多,甚至北京见不到的河螃蟹和鳝鱼都有,而且有钱就可以买。刘桂仙从此开始了艰辛的赶集生活。她坐火车去,带两个大口袋,装了满满的东西回来,用这种办法解决了 时城里难解决的配给供应问题,用买回来的各种原料做出国营饭店都没有的菜肴。  ◇70多个大使馆的老外来品尝“政治”  “当时大家都想去尝尝‘第一家’,外国人更是去尝‘政治’的。”靳云平说。饭店每天到了午饭和晚饭时间,饭店门口都挤满了人。因为最初刘桂仙只把家里两个屋子腾出一间当饭店,里面放了4张桌子,每个桌子配4个小凳,一拨儿只能坐16人。这使在外面等位的人总那么多,她就让小儿子在外面发号,“也不让客人喝酒,浪费时间”。  这样又过了1个月,美国使馆突然提出要包桌,他们要按每个人10块钱的标准包桌。“那时候一个炒豆腐才1毛2,一个沙锅白菜1毛9,1块钱就能吃得很好,10块钱一个人的标准太高了。”于是在美国使馆的包桌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虾只要2块多钱1斤,一桌十五六人的包席,刘桂仙能挣一半,“很快就是万元户了”。而饭店包桌的预定居然已经排到68天之后,大多是使馆的人,“他们就是来看看中国的个体经济是什么样的”。  “当时我特别谨慎小心,因为我代表的不是一个小小的悦宾饭店,而是整个中国的形象。”刘桂仙最自豪的事情是她接待过70多个大使馆的人,“没出过一点错,没给国家丢人”。  ◇姚依林、陈慕华来拜年  在当时,个体是被人轻视的,也是遭人敌视的。悦宾饭店开业后,“个体第一家”的名号引来了很多食客,也引来了风言风语,“有人给我定性成了反革命”。刘桂仙也害怕过,担心自己会被批斗,所以再累,她也不敢雇工,生怕被说成“资本主义”。因为没有批照就让刘桂仙开业,靳云平也曾遭到一位上级的批评,“我承认我是有错误,但决定让她开饭店是没有错的”。而公安局当时也私下调查过夫妇俩。在种种压力下,经营了不长时间,刘桂仙把店关掉了。  过了几天,快到春节了,市政府领导拨开围在门口的记者进到刘桂仙家,劝说她重新开业,说过年时,国家领导人要来看望这个第一家个体饭店。“他们看着我把火拢上准备开张才离开。”1981年春节,国家领导人姚依林、陈幕华来到刘桂仙家拜年。“首长也告诉过我不用怕。”在这种特殊支持下,重新开业后,风言风语没有了,刘桂仙和郭培基的心里踏实了。陆续的,北京又有第二家第三家个体饭店,经营环境开始越来越好。1981年,刘桂仙用赚到的钱在距悦宾饭店200米的地方买了房,开了“悦仙”饭店。“这20多年都顺利地过来了。”郭培基欣慰地说。  ◇刘桂仙一直不放权  这么多年,刘桂仙一直不放权,以前身体好的时候每天都要去店里,督促卫生,尝尝菜的味道有没有变。刘桂仙经常说的是:这个中国的“第一家”可不能倒啊。靳云平一直劝刘桂仙撒手,“但孩子确实比不了他们的经营管理,没有那种朴素的不怕苦不怕累、要干好的劲头。但是她现在身体太差,不放手也不行了”。刘桂仙的大孙子郭诚今年刚毕业,刘桂仙就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我信得过这个孙子,打算放一放手”。(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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