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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以前发生了多少次大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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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辽、金、蒙古
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汴京疫病大起，「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编辑] 元朝
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同时期蒙古人西征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散布病毒至欧洲各处。造成1347年欧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
[编辑] 明朝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瘟疫。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军将士染病。
崇祯十三年，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人死八九。
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计》卷六）
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编辑] 清朝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俞樾的《曲园笔记》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丘墟。乱定之后，孓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骤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於道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光绪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发现於香港，后即酿成疫疠。流行於世界。（《中国医学史》，陈邦贤）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区爆发霍乱。死亡超过一万余人。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 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1910年，伍连德（1879年—1960年）的《伍连德自传》记载「这种病……满州里一带的俄国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拨鼠为之山东移民，患得更多。他们将鼠捕来，剥取其皮，染以颜色，冒充黑貂，售与西方妇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条鼠皮，即往客栈居住，静候顾主之光临。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传染整个客栈，再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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