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与佛教文化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

导读：中国旅游与佛教文化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 1.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 2.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意义 3. 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影响 4. 谈谈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5.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 6.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7. 中国文化概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8. 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9. 我国的佛教文化 10.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

一、

1.儒学形成于孔子时期，战国时孟子、荀子将孔子的学说加以继承，荀子做到了集大成者。

二、

2.汉代董仲舒对儒学进行改造创立了“新儒学”，适应了当时统治者的要求。

3.五代时期，儒学遭到佛学和道家的冲击。

4.宋代时发展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儒学从此成为科举的必修课和统治者的理论基础。

三、

5.儒学作为传统的生命力强大的先秦学说有其在哲学、社会学、政治上的先进理论，又长期被统治者所推崇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应该本着批判继承的辩证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意义

　佛陀之教法，经僧众及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等护法者之大力宣扬，渐及全印度，并扩展至其他区域；向南传至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称为南传佛教，以巴利语结集佛典，侧重自我彻悟；向北经中亚诸国传至我国、韩国、日本等地，称为北传佛教，依准由梵语转译之汉语佛典为主，强调自度度人。惟佛教传入我国之确实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传统上则相信系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 ）传入，如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等皆载有当时佛教入传之事。　　兹略举佛教入传之传说如下：(一)谓海内经、山海经所载三皇五帝时之伯益已知有佛。(二)列子卷四仲尼篇，孔子尝言西方有圣人，此圣人即指佛陀，故谓佛教于先秦时代已传入；更有窜改周穆王篇，而谓西周穆王时佛教已传入。(三)汉法本内传、周书异记，均谓佛法于周代已传入。(四)历代三宝纪卷一载，周代已于各地建立阿育王佛塔，然佛塔与经典皆为秦始皇所毁；又谓秦始皇四年（243 B.C.），西域沙门释利房等十八人携佛典入华。(五)北齐魏收所撰之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汉武帝元狩二年（121 B.C. ）霍去病伐匈奴，得休屠王所祀之金人，安置于甘泉宫；或谓此金人即佛像，亦即佛教东传之证据。然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等，仅言及得金人之事，并未言及佛教，此金人或为西域之天神。(六)释老志又载，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后，谓大夏之邻有身毒国，尝闻浮屠之教；然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汉书卷六张骞传等，虽言及身毒国，却无浮屠之记载。(七)刘宋宗炳所撰之明佛论载，东方朔尝与汉武帝论对劫烧说，此为汉代接触佛教之据。(八)明佛论又载，刘向所撰之列仙传中，有七十四人为佛经中之人物；然列仙传之真伪已属可疑，更遑论其内容。　　以上诸种传说虽难以与史实相符，然由其内容及所列之时间可推知，佛教传入我国时，或许未及时受到重视，以致未留下详尽之记录。又佛教为外来宗教，在其教团逐渐扩展之时，势必与道教，甚至儒家学派争衡，或为提高佛教之权威性而逐步上溯其东传之年代。　　至于一般所承认之说法，则有三种：(一)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英传、卷一一八西域传，及后汉纪卷十等载，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太史傅毅以为或即西方之佛，明帝遂遣使往西域求法。途中遇梵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归至洛阳，明帝建白马寺，梵僧即于此译出四十二章经。是为我国有佛僧、佛寺、佛教之始。　　(二)楚王英传载，楚王英崇尚黄老与浮屠。一般公认，东汉之上层阶级多信奉儒家、黄老，及外来之佛教。楚王英封于彭城，可知由西域来华之外国沙门，其活动范围自北方长安、洛阳，已延展向南方各地。其后楚王英因故左迁丹阳泾县（位于安徽），佛教得以再向南地拓展。　　(三)曹魏鱼豢所撰之魏� ��西戎传，引三国志魏志卷三裴松之（372～451）注，谓西汉哀帝元寿元年（2 B.C.），博士弟子景卢（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即佛陀之音译。是为佛教入传之最早、最可靠之记载。魏书释老志对此事件之评述则谓，我国虽已听闻佛教之说，却尚未信受其义。故可确知佛教在西汉末年已传入我国，惟尚未产生有力之影响。　　此外，东汉时代处于佛教初传阶段，信徒多以现世的、功利的道教信仰形式来接受佛教，视佛陀为具有禳灾招福、不老长寿等灵力之神只，视大力传道之西域沙门为巫祝、神仙修行者等。而我国固有之儒家、道教等，难免对此一外来宗教产生极大之排斥作用。　　东汉末年牟子作理惑论，一方面揭示佛教之真正面目，将其自方士、神仙家中析出；一方面调和儒、释、道三家，阐论佛教思想非但不与儒、道相互抵触，且有相辅相成之效。其后随着时代之变迁，排佛论与容佛论互有消长，此后此一论诤亦成为历来知识分子间重要论题之一；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等时，更有实际迫害佛教之举动，至宋代理学崛起，始渐融合三教之争。　　我国素有著书立说之教化传统，故佛教信徒亦重视佛典之翻译编纂，以为传教之基础。佛典来源有二，一由外国沙门自印度、西域携带来华；一由我国信徒、高僧亲往西域、印度求法、求经所携回。佛典又分梵本与胡本二种，梵本成书于印度，以梵文书写；胡本则系西域诸国译自梵文之经典，如龟兹语、于阗语、粟特语等之经文。又外国译经沙门中，法号之上若有‘安、康、支、帛’等字者，皆为西域人，均非以梵语为国语者，而于翻译佛典之工作具有极大之贡献。　　初时我国为方便理解佛教，常撷取儒、道二家精义与佛学互作解训，形成格义佛教。东晋道安（312～385）则倡言，须以佛教立场来理解佛学精义，其否定格义之论广受瞩目，更促进中国式佛教之发展；因隋朝以前之佛教饱受儒、道之影响，至唐朝始因政治安定、民生富足，培养出开阔之世界主义胸襟，能视佛教为印度文化思想之结晶，而以求取新知之态度从事译经工作。　　以下即以各代西行求法及翻译佛经之概况，略窥佛教入传之过程：　　东汉明帝时，四十二章经首先为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译出。迦叶为中天竺人，后示寂于洛阳；法兰亦中天竺人，精于汉语，受明帝供奉于清凉台，后亦示寂于洛阳。迦叶、法兰二人另译有十地断结、佛本生、佛本行、法海藏等经，惜皆佚失。惟四十二章经之译者、版本等问题，至今尚有争议。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时，西域沙门相继来华，积极从事译经工作。　　安世高（安清）系安息（伊朗东南）人，质帝时（145～146）入洛阳，译有安般守意、阴持入、大小十二门、修行道地、人本欲生、阿毗昙王法、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阴喻、转法轮、九十八结等经。支娄迦谶（支谶）系月氏人，精勤法戒，灵帝时至洛阳，受支亮之襄助，译有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经，及兜沙、阿■佛国、宝积经等大乘系之般若、方广、华严等诸部经，至此大乘佛教始渐受重视。竺佛朔系天竺人，亦协助支谶译经，译有般舟三昧经等。支曜，译有成具光明定意经、小道地经等。　　三国时代，昙摩迦罗（法时、昙柯迦罗）系中天竺人，魏嘉平二年（250）译出僧只戒心，此戒本又作僧只律，属部派佛教大众部系之戒本，首立羯磨法授戒，奠定我国佛教戒律基础。昙谛（帝）系安息人，译有昙无德羯磨（又作四分律）、摩诃僧只律之戒本等。康僧铠（僧伽跋摩、� �伽婆罗）为康居人，于白马寺译出郁伽长者等四部经，或谓亦译有无量寿经。康僧会祖籍系康居人，后移至交阯，译有六度集、杂譬喻等经，并为安般守意、法镜等经作序、注释。　　支谦（恭明）系月支人，灵帝时来华，后避乱于孙吴，译有维摩诘、大明度无极、瑞应本起、大般泥洹等经。另译有本业、首楞严、大阿弥陀等经，然今已佚失。此外又撰有了本生死经注。其时，曹魏沙门朱士行因感般若道行品经文词晦涩，难解其义，乃于魏甘露五年（260）出塞，至于阗，得大品般若经之梵本。几经波折，至西晋太康三年（282）始达洛阳。元康元年（291），由于阗沙门无叉罗及优婆塞竺叔兰等人译出，称为放光般若经。竺叔兰另译有维摩、首楞严等经。　　西晋之时，以竺法护（昙摩罗刹）为当代译经家之代表，世称月氏菩萨或敦煌菩萨。竺法护原系月氏人，世居敦煌，因随竺高座出家而易姓，尝随师游西域，携回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余部经，译出维摩诘子问、正法华、大哀、般泥洹后灌腊等经，共计一百五十余部，其所依版本中亦杂有胡本，如罽宾之修行道地经、龟兹之阿惟越致遮经、于阗之光赞般若经等。帛远（法祖）系河内人，译有惟逮菩萨、佛般泥洹等经。　　帛尸梨密多罗（吉友）系西域人，于东晋都城建康译出大灌顶神咒、大孔雀王神咒、孔雀王杂神咒等经；竺昙无兰亦为西域人，于扬都译出咒齿、玄师■陀所说神咒等经，是为密教经典东传我国之始。僧伽跋澄（众现）系罽宾人，苻坚建元十七年（381）入关中，与佛图罗刹、沙门智敏等人译出阿毗昙毗婆沙；又与昙摩难提、僧伽提婆、惠嵩等人译出婆须蜜经。昙摩耶舍（法明）系罽宾人，东晋隆安年间（397～401 ）至广州，译出差摩经；又至关中，与昙摩掘多译出舍利弗阿毗昙。　　此时期之西行求法者以东晋法显为代表。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399）由长安出发，至北天竺，求得摩诃僧只律、萨婆多部律抄、杂阿毗昙心论、綖经、方等般泥洹、摩诃僧只阿毗昙等；又渡海至师子国（锡兰），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杂藏等。归国后撰有佛国记一卷，记述各国风物。其他尚有：康法朗，西行过流沙，搜寻经论。慧睿，西游诸国，远达南天竺边界。支法领、法净等，至于阗，携回华严梵本三万六千偈。智严、宝云等，共游罽宾、于阗等地，并请佛陀跋陀罗（觉贤）相偕同归东土。　　其后，智猛、昙纂、竺道嵩等，于后秦姚兴弘始六年（404）至中天竺，携回大泥洹、僧只律等之梵本。法勇（昙无竭）、僧猛、昙朗等，于刘宋永初元年（420）西行，至中天竺、南天竺等地，法勇经罽宾时得观世音受记经之梵本。　　法献于刘宋元徽三年（475），经巴蜀、凉州至于阗，得乌缠国佛牙一枚、舍利十五粒，及观世音灭罪咒经；至高昌，则得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等。北魏之道荣，越过葱岭至西域。北魏神龟元年（518），胡太后遣惠生往西域取经，宋云同行，经于阗入天竺，求得大乘经典一七○部。北齐之宝暹、道邃往西域取经，获得梵本二六○部。　　龟兹僧鸠摩罗什于弘始三年入长安，在西明阁、逍遥园设译场，与僧肇、道生等诸弟子共译出坐禅三昧、阿弥陀、大品般若、新法华、维摩诘所说、新小品、金刚般若、十住、思益等经，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等三十五部经论，为我国经典旧译家之代表人物。此外罗什又自撰实相论、维摩论、答慧远大乘深意十八科等。　　著名的高僧有道安、鸠摩罗什、法显、慧远、智颉、吉藏、玄奘、道宣、法藏、菩提达摩、� �能、善无畏、一行、鉴真、怀海、敬安、弘一等.更详细的可以看看高僧传.

3. 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影响

佛教起源于公历纪元前后，大概公元前67年左右（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

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佛教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我国。

4. 谈谈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内地，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它从一种外来的宗教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社会历史进程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佛教的传播流行经历了封 建社会的上升、鼎盛和衰落三个时期，此后又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在封 建社会时期，佛教经过初传演变，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道教一起依附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纲常名教,对维护、巩固封建统治制 度起了积极作用。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经典、教义和以“方 外”、“出世”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处世方式来“协契皇极”，。

“助王化于治道”， 僧人中直接和间接参与政治的极少(西藏地区采取政教合一体制除外)》佛教的 僧官体系是封建官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的寺院经济依附于全国的封建 经济制度。佛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个拥有僧尼教团和广大在家信 徒的社会实体。

僧尼中由于所处地位不同，情况也不一样。广大中下层僧人一般 要从事艰苦的生产劳动,属于劳动人民。在民族危难，社会动乱之际，有不少僧 人参加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斗争。大乘佛教的慈悲济世，普度众生的思 '想，也激发不少佛教界人士投身社会进步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

对于佛教对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具体影响，涉及的时间长，范围广，问题很多，有待 于今后各学科的深入综合的研究，这里不能详论。

进入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佛教已十分衰败,社会影响甚微。虽有有学 识的居士、高僧出来编印佛经，建立学校培养佛学人才，倡导“佛教复兴”，但在 民主革命日益深入的形势下，并没有改变佛教衰微的趋势。

5.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当然毒害了人民的思想，消耗了社会的财富，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正如列宁在《论工人政策对宗教的态度》中所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但是也必须看到，佛教的流传也影响了中国文化，它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形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有别于印度佛教文化的中国佛教文化，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现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例可以证明：　　一、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从它产生以后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两种认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 ��体系。只不过禅宗所主张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进一步否定了佛教所设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承认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存在罢了。这样，禅宗就把佛教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儒`佛`道三家，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结为一体。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宋代以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几乎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营养。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借用了华严宗的某些命题，陆九渊和王守仁的陆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理学就如同隔岸观火。而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佛教哲学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离不开佛教思想史，而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二、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题材而论，历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从全唐诗来看，共唐诗约五万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占了近十分之一。这些诗，赞美佛寺风光，歌颂僧俗有宜，有不少写得相当精彩和生。唐宋以来，名僧的社会地位很高，文人纷纷为他们树碑立传，留下许多渗透佛理的散文。其次，以艺术风格而论，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出世，至禅宗而而宣扬心中求佛，使文学界形成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如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奉佛最盛，如王维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最初隐居终南别业，后在宋之问的别墅，优闲自在，吃斋奉佛，（2）“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3）这种风格也体现得最盛，即使是其他流派的的作家，其世界观和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宋代的苏轼等。第三，以诗歌理论而言，唐宋以后，主张“以禅论诗”，讲究诗歌创作要“物象超然”、“意境空蒙”，认为“说禅作诗，本无差别”。最后，以创作队伍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和尚诗人，史书上称作“诗僧”。著名的如唐代诗僧寒山、皎然、齐己、贯休，都有诗集留传后世。宋朝重显、文莹、祖可及至清代八指头陀、近代苏曼殊等等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绘画和雕塑更能显示出佛教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以及西域的石窟艺术也跟着传入。人们知道，古印度的佛教佛教艺术主要就是石窟壁画和雕塑，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和阿旃陀（在今印度德干高原）石窟艺术为代表，均为公元前一世纪的作品，前者以雕塑著称，后者以壁画闻名。中国的石窟艺术是它们的继承和发展。其影响路线，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但中原地区的石窟雕塑，则逐渐吸收和融合中国艺术的风格，造象也模拟了中国人的形象，当然也保留了印度雕塑世艺术的某些特点。以佛教为内容的宗教壁画大大发达起来，出现了象吴道子著名的宗教画家。在表现手法上，释迦牟尼在印度的生活，加入了中国传统的亭台楼阁下，使中国人在感觉上更为接近和亲切。　　四、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佛教的流传，使佛语、佛教、佛偈大量渗入社会生活并失去了佛教含义而具有了社会含义，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如“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六尘”。如果在修行时能摈除一� �杂念，佛语就叫“一尘不染”，变为社会语言以后，是非常清洁的意思。又如“当头一棒”、“五体投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头头是道”、“心心相印”、“清规戒律”、“想入非非”、“现身说法”、“恍然大悟”、“火烧眉头”、“菩萨心肠”等等都来自佛经、佛语、和佛教故事，至于从佛教生活衍化出来的语言就更多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庙小菩萨大”、“临时抱佛脚”、“不见真佛不烧香”等等。　　五、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的影响。佛教主张离尘出世，因而寺庙建筑大多在幽深的山林里，形成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局面。千百年来，各阶层的人们，为了信佛、拜佛、敬佛和护佛的需要，花费大量的资财，人工建造了无数的石窟、佛像、佛塔和佛寺，留下许多有价值的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有的甚至堪称世界奇迹。国内现存最多的文物古迹就是佛教的，概括起来有：A.佛教四大名山即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和浙江普陀山。B.佛教四在禅林，指山东省长清县灵岩寺、浙江省天台县国清寺、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寺和南京市栖霞寺。C.三大石窟艺术，指云冈、敦煌、龙门三处规模最大的石窟。D.十大坐佛，这里指单独营造的石刻大佛，位于石窟中的不计在内，这类大佛多依山而凿。E.四大卧佛，多为岩石开凿，也有木胎泥塑。F.两大木佛，一般取站立姿势。G.两大铜像，一是西藏喀则市扎什布寺未来佛，二是河北正定县隆兴寺铜菩萨，为千眼千手观音菩萨。H.一部金版《大藏经》。I.一处石经山，这又是一处国宝，在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以石刻佛经闻名于世，故名“石经山”J.一枚佛指灵骨，1987年6月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是地宫内发现，这是世界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些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均集雕刻、绘画、书法、建筑、图案艺术之大成，都打上了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烙印。（4）　　综上所述，证明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化的佛教已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6.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多元文化的综合

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给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启示。在文化的发展中，应该充分利用和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使本国文化能够不断成长，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能够成为凝聚民族共性，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来源。正如我国封建时期的正统思想——儒学，就是对其他学术思想进行不断的吸收和借鉴，使其具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思想特质，从而实现儒家思想的兼容和扩展，适应不同朝代统治者对社会进行思想道德教化的需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时代的发展，思想文化的全球化已经形成趋势，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随时都在发生。面对外来文化，我国应该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对外来文化合理吸收，根据本国国情不断改进本土文化，实现本体文化的持续性创新。

（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是中华文明的灵魂和根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于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豪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明确提出增强“文化自信”的思想道德建设。在这一过程中，探究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使传统文化能够在现代社会不断创新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我们知道，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糟粕，� �今社会强调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指文化宣传工作者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进行提取，结合时代发展背景进行应用，使传统文化在青年一代扩大影响力，实现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而文化的创新指的是文化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发展和进一步创造，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外来文化中的优秀一部分，将其发展为本土文化，从而让本土文化更具生命力，更具影响力地发展和传播。

参考文献：

[1]董凯丽，黄三生.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研究[J].安顺学院学报，2019（21）.

[2]李旭艳.论中国传统文化在“五位一体”体系的价值[J].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5）.

[3]乔婕.中国文化自信的内涵意蕴[J].学理论，2018（12）.

[4]周东娜.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发展及其当代启示[J].理论学刊，2014（12）.

7. 中国文化概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共有十章内容。

第一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讲述了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

第二章为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讲述了“仁”与“天人合一”的知识；

第三章为《老子》与中国传统文化，讲述了《老子》的相关知识；

第四章为庄子，讲述了四个关于老子的故事；

第五章为佛教文化，讲述了佛教的相关知识；

第六章为古典文学，讲述了《诗经》、《元曲》、《红楼梦》的相关知识；

第七章为中国传统音乐，讲述了传统音乐的相关知识；

第八章为再现中国传统绘画之精髓，讲述了传统绘画的相关知识；

第九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书法艺术，讲述了书法的相关知识；

第十章为中国传统史学文化概论，讲述了史学文化的相关知识。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特色：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为主线，分模块，从多层次、多角度展示了儒道释文化，史学、文学、音乐、绘画、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色，最后归结到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和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展望。

8. 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

太史傅毅答说：西方大圣人，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

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蔡愔等于西域遇竺法兰，摄摩腾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

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垍頭條萊

于是摩腾与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垍頭條萊

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说法，也为我国历史教科书所采用。垍頭條萊

9. 我国的佛教文化

中国宗教的结构，也是一个解释框架，可以说明宗教是怎样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过去很多学者说中国没有宗教，也情有可原。因为这个结构形态很特殊，是杨庆堃通过社会学的功能分析理论，第一次揭示出来的。这个总体结构就是：中国社会中同时存在着分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

我们先来说制度性宗教是什么？制度性宗教有自己独立的神学和宇宙解释系统；有独立的宗教生活、组织方式；也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神学阐释、负责祭祀活动。主要特点是，它可以独立于世俗体系之外运作，自成一种社会制度。

在传统社会，有三种制度性宗教方式。第一种是起源于巫文化的本土宗教，成型于商代，盛行于先秦到西汉时期。这种宗教后来逐渐消失了，一部分内容被民间的巫师、 占卜师继承，在传统社会里，他们是一种独立行业，掌握着上古时代流传的神秘方术，游离在世俗社会之外。第二种形式，是混合型的宗教团体，他们的组织性很强，行事隐秘，比如白莲教、天理教。

第三种形式，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在学术上被称为高级宗教。它们有合法地位，可以公开存在，代表就是佛教和道教。在我们刚才说到的世俗宗教生活里，老百姓也经常去佛教的寺庙、道教的宫观里烧香还原，这是佛教、道教面向民众的一面。同时，佛教道教也是中国世俗文化艺术的重要来源。但另一方面，这些宗教场所的本质属性，是为和尚尼姑、道士道姑这些出家人提供与世隔绝的环境，用来修行和研修经典教义。抽象地说，每个封闭的寺院，都是一个区别于世俗的社会组织，有一套比较独立的神圣秩序。

按照这本书的比较，上述三种制度性宗教，从宋朝开始衰落，到了明清时代，已经处于了相对弱势对位。宗教人士想拥有独立的、重要的社会影响力，需要直接领导大量有组织的信徒才行。巫师是很早就成了受人歧视的边缘行业的；而混合型宗教团体，一直被政治力量高度警惕，属于“一露头就打击”。

而佛教和道教，早就不像南北朝或唐朝时那样风光了。南朝的梁武帝全力推动佛教信仰，自己出过好几次家；唐朝皇室也长期尊崇道教。我们不做历史的对比，既然这是本社会学著作，还是尽量用数字来说话：按照统计，20世纪初，全国佛教、道家的出家人比例大概在五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之间，根据杨庆堃估计，在整个20世纪，出家人总人数大概在50万到100万人之间，这个职业僧侣的比例，相对全世界宗教国家来说，是相当低的。而且，大部分寺庙道观，早就没有专门的出家人修行和管理了，是由当地士绅雇佣社会人员维护的。按说，规模小点儿也没关系，如果内部成员相互间联系紧密，也可以形成组织网络，对社会政治施加影响。更重要的是，佛教在清代已经没有名义上的全国性“总部”了，那些坐落于名山大川中的千年古刹，只代表名义上的各宗派，但并不拥有实际权力，只能影响一小部分有学识的僧人。

真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居于主流的，还是分散性宗教。分散性宗教同样具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和信徒，但它没有独立的制度和运作形式。在中国，分散性宗教普遍地渗透进了世俗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宗族秩序、政治网络这些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中国的分散性宗教，主要表现为一种存在状态，不是哪种具体宗教。我们刚才说到：中国传统的宗教局面，是佛教道教和世俗民间信仰混合在一起，类似于“大杂烩”的状态。比如，过去的民间有一个常见现象：在乡下的寺庙里，出家的和尚道士自己都说不清自己信仰的是佛道中的哪一派，他们过得是和世俗之人同样的娶妻生子、吃荤饮酒的生活，老百姓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从制度性宗教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不合教义。但从社会学的功能视角观察，这是分散性宗教之下的合理现象。在传统中国社会，真正主导民众意识的，不是某一个宗教描述的彼岸世界，而是民间共同信仰的道德权威。按照儒家所说的，是以“神道设教”来教化民众。

许多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者，认为这种局面就是低等的迷信。而杨庆堃通过对比，确认了这是另外一种存在形式的分散性宗教。它用自己的形式，来发挥社会功能。

分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的形态是完全不同的，我举个例子：在传统社会，维护最好的宗教场所其实不是寺庙，是什么呢？你应该能猜出来：是民间各个家族自己 维护的宗族祠堂。人们在本家族里，过得才是真正高度组织化的宗教生活。宗族的所有成员，一生都要按照自己的辈分、性别和家庭地位，在家长的组织下，有秩序地参加家庭祭祀。在葬礼、超度这些仪式上，虽然有专业的神职人员、也就是和尚道士参与，但他们不是组织者，而是受雇者。

前面说的各行各业的行会也是这样。商会的会长、行业的首脑也不是专业神职人员，但负责组织本行业内部的祖师爷、保护神的祭祀，这是维系从业人员凝聚力和行业秩序的重要手段，在过去是非常严肃的。

这才是分散性宗教的运行方式。并没有一个权力集中的宗教系统来组织宗教活动和民众的生活。各种宗教是以不同的形态，分散性地维护着不同领域里的社会秩序。

分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制度性宗教的教义大多否定现世，经常要打破世俗的传统，推行自己那一套独立的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比如佛教的剃度出家，在南北朝时代开始提倡素食等等。在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更是全面改变了欧洲人的世俗生活。而分散性宗教因为没有独立制度，所以会致力于维护现行的社会价值观和习俗，并且为这些既有生活方式赋予一层神圣化气质。这就推导出了一个假设：中国传统社会能够维持长期的保守性稳定结构，也许不只是来自大一统的王权政治，也有分散性宗教的作用。

所以，从宏观来看，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以分散性宗教为主。它的表面表象，既可能是佛教、道教这种制度性宗教，也可能是民间宗教或者其他信仰。但真实的形态，还是以社会生活或者家庭生活为基础，主动地融入世俗秩序。杨庆堃等很多学者，都对这种现象持肯定态度。从社会功能视角来看，没有哪种宗教一定是典范，简单地说就是：“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管用就行。

10.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中国三大文化是：儒学、道学、佛学。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儒学文化、道学文化、佛学文化三者融合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三者堪称是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

儒家学说是春秋末年由孔子创立的学术派别，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儒家的特征是宗师孔子，尊奉六经，崇尚礼乐仁义，提倡“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教”，重视伦理道德等。儒家学说一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此后至清末一直占据中国统治思想地位。二千多年来，历代儒者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又有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之流变。在漫长的历史中，儒家思想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塑造。

道家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学派，道家之名，始见于汉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称为道家）。老子是公认的道家创始人，他提倡以“道”为宇宙万物本原的思想，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万物产生于道而又复归于道。道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是“道”，道家提出“道法自然”，保持和发扬人原有的朴素的自然本性，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躁进，提出“无为而治”和柔弱胜刚强等策略；向往回复“纯朴”的至德之世。道家文化是仅次于儒家的重要学派，对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汉初，文、景两帝尊崇黄老道家，休养生息，成“文景之治”。道家学说后来被张鲁的五斗米道等宗教吸纳，其思想多为中国本土宗教� ��—道教的传承。道家思想包含较多的朴素辩证法，对中华文化尤其是美学思想产生过十分深刻的影响。

佛教以“佛”为最高教主，以佛崇拜为基本特征，是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传入中国最早在公元67年，传入中国后其流传。佛家学说讲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烦恼，自度度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为过去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行处世之道。中国佛教学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岁月，在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中曾有过广泛影响，对中国人的思想、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影响和丰富了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建筑、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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