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鸣马头出土的一件文物的“渊源”

商代晚期兽面纹提梁卣，1974年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全苏免岭出土。造型纹饰与安阳郭家庄出土的亞址卣相近， 可能是中原传入。

名称：兽面纹提梁铜卣

尺寸：通高40厘米，口径17×12.8厘米，底径19×15.5厘米时代：商代来源：1974年出土于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全苏免岭

盛酒器。卣身及盖四面有棱背，提梁置于正背面脊上。盖面、腹部饰以浮雕式的兽面纹，眉、目凸起。盖面上两兽面纹向左右，腹部两兽面纹向前后，互不相望。盖缘、颈、圈足均饰夔纹，盖钮饰六只蝉纹。提梁饰夔纹和蝉纹，两端作牛头形。盖内有标志着做器奴隶主族徽的铭文。此为典型的中原器物，至于为何出现在瓯骆地区，有专家猜测，其可能是通过赏赐、购买或交换而来，也有可能是战利品。

广西考古手记之一：人杰地灵大明山

2008年01月22日 06:15来源：广西新闻网-南国早报作者：蒋廷瑜编辑：蒙卫芝

时下，人们说起大明山，很自然就会浮现出旅游胜地的印象。其实，大明山还有众多古迹，早在几千年前，大明山一带区域就活跃着人类文明，广西的考古工作者在大明山下一带，发掘到不少非常有价值的文明遗址、遗迹。

商卣南传新信息

“挖到宝了!”1974年1月19日，广西武鸣县马头公社全苏大队几名社员在村子附近的勉岭东南坡挖贮粪池，无意中挖出一件色泽晶莹、纹饰繁缛的青铜卣。他们赶快提去水沟洗净。得到消息，我们次日就赶到了出土铜卣地点。

马头公社现在叫马头乡，全苏大队也叫全苏行政村了，位于武鸣县东北部，大明山的东南麓。勉岭出土的铜卣，有提梁，带盖，有圈足，器体呈椭圆形，通高40厘米，腹部宽19.4厘米，重10公斤。身、盖四面有高耸的扉棱，通体以云雷纹为地，饰3重花纹。盖面和腹部是浮雕式的兽面纹，目、眉、耳突起，目似圆球，眉如卧蚕，眉尖突出器外。盖上的兽面向左右，腹部的兽面向前后，上下互相错开。盖的边缘、颈部、足部，各饰一圈夔纹，夔身上又饰勾云纹。盖缘的夔向左行，颈部的夔向右行，足部的夔又向左行，富于变化。盖的左右棱脊伸出，脊的侧面呈圭形，有阴线蝉纹。提梁呈弓形，由两两背向的夔龙组成三角带，三角内也填饰蝉纹。提梁两端作牛头形。整件器物构图严整，刻镂精工，美不待言。专家们反复摩挲，赞口不绝。

当年2月15日，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家、文物鉴定家商承祚教授带着他的助手应邀来到南宁。他在看过这件铜卣之后说：这是标准的商代铜器，而且年代不太晚，可能是早商，起码是商代中期的，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又说：卣的纹饰用知鸟（蝉）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其它铜器上用知鸟有两个时期：一是早商、中商，到晚商就没有了；二是春秋时期。

我们几个年轻人私下议论，认为他的断代太早了。

勉岭铜卣的盖内有一阴刻铭文字，可译成“天”字或“子”字，与中原地区一些商末周初青铜器上的铭文很相近。有人认为这是黄河流域的一个地名。后来我带铜卣照片到北京，向北京大学和故宫博物院研究商周青铜器的专家请教，他们也认为是商代晚期的，不是商代早期的。

铜卣是一种盛酒器。这种盛酒器只见于商代和西周前期，在这之前或之后都是没有的，时代性很强。为了弄清铜卣出土情况，我前后3次到全苏勘察出土现场，向发现者询问发现情景。铜卣周围的土已被挑去铺路，我又重新将这些泥土挖出来，细心翻检过，除了找到两片铜戈残片之外，其它一无所获。

黄河流域的商代铜卣怎么会越过千山万水跑到大明山脚下来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过去有一种传统说法，认为商朝奴隶制国家的统治范围只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这种陈旧的说法已被考古新发现所打破。不能按商王朝的实际管辖范围来看待商文化的传播。生活在广西的民族，远在传说时代就同黄河流域发生了联系。传说“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此“交阯”就应含广西在内。《逸周书》记载，在商代向商王朝贡献方物的民族中，有广西的瓯、桂、产、里等国。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商朝晚期向南方用兵的记载，而同地出土的海贝、龟版，经鉴定有不少是南海所产。这就给我们透露了岭南地区同商王朝发生联系的信息。到周代，向周王朝贡献的方物又有“路人大竹”、“苍梧翡翠”，这路人和苍梧也应在今广西境内。由于联系的不断加强，他们从中原带入青铜器是完全可能的。

细心分析，商代铜卣之所以埋到武鸣来，无非有3种可能：

一是南方民族首领向商王进贡，商王将铜卣回赐给他们带回；二是南方民族首领在同商或商的属国打仗时虏获了这件铜卣，作为战利品带回；三是商末周初中原战乱，失败的奴隶主南逃，把铜卣带到这里来。

大明山下现墓群

时间不断流逝，转眼又到了1985年3月，有人在离勉岭东约1.5公里的元龙坡挖到一个铜盘。这个铜盘，折沿，浅腹，腹侧有一对半环耳，高圈足，器底有一个半环钮，盘内中心饰六瓣花纹，六瓣花纹之外有重环纹，器外腹部饰窃曲纹，圈足外饰云雷纹。在造型和纹饰上都有西周晚期作风。这件铜盘于当年10月初被送到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该办公室即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武鸣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调查组，再次前往武鸣县马头乡。到了那里，我们这才发现，元龙坡是一处规模颇大的先秦墓地。这又为解开商代铜卣南传广西武鸣之谜找到了新线索。

元龙坡位于马头圩东北约500米处，属大明山西麓丘陵地带，最高海拔200余米，以最高处的顶部为中心，向西、南、东延伸，形成“T”字形丘岗。顶部较平坦，墓葬以顶部为中心向西、南、东及西侧坡面散布，形成三个聚集区。墓群范围较大，墓坑分布密集，排列整齐。墓内填土经过夯打，显得很坚实，最近几年，山上的树被砍伐，雨水直接冲刷地面，将周围的原生土冲走，而夯土被留下，形成一个一个土台，暴露于地表。

1985年10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武鸣县文物管理所联合组织考古发掘队，在韦仁义领队下，完成了安等秧战国墓群的发掘后，立即移师元龙坡。彭书琳参加了这次发掘。至1986年3月20日，在元龙坡清理古墓350座。

元龙坡墓的墓室为狭长形，有的在两端留有二层台，有的把墓坑挖成船形，个别的墓有半圆形耳室。随葬品较少，一般只有三四件，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墓空无一物。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次为铜器、玉石器。

这批墓葬有一种将随葬品打碎分散埋葬的特殊习俗。有的将罐、釜、钵之类夹砂陶器打破成数块，分别放置在填土中和墓室底，有的将玉镯折断，分置在填土和墓底，有的将石范打碎，分成数块放置在填土和墓底。这群墓还有随葬天然砾石的现象，一般在墓底两端相当于死者头部和足部的位置各放两块较大的砾石，少数墓只在一端放砾石，部分墓在填土中放砾石，少者三五块，多者数十块。

元龙坡墓群的年代，从出土的典型青铜器来看，初步推断为西周至春秋时期，从墓地采集的木炭作碳14测定的数据，也基本与此相符。这批墓葬是目前在广西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时代墓群。

青铜冶铸见萌芽

这群墓陪葬的铜器有盘、卣、刀、戈、矛、斧、钺、匕首、镞等。其中铜刀、钺、匕首等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还有一种像剑一样的圆形器，尚不知作何用，无法定名。

特别值得令人惊喜的是这批墓出土了一批砂石铸范。计有完整、成套的双面范6付，单扇能辨清器形的6件，残碎不能辨别器形的30多件。这些铸范都是用红砂岩雕凿而成的。有凤字形钺(即双斜刃钺)、扇形钺、单斜刃钺、斧、镞、镦、圆形器、叉形器等器物范。如镞范，内刻凿出3件镞模，共用一个浇注口，范面刻一对相向的云纹，并刻有类似数码的符号。这些器范都是呈抹角长方形的双合范，正面扁平，刻凿器物模型，做出椭圆形浇注口，外表打磨光平，使用时，两范对合，用绳索捆紧，将溶化的铜液向浇注口灌注，直到充填满为止。有些石范内有烧焦痕迹，说明已经使用过。墓内随葬的一些铜钺、铜刀、铜镞和圆形器，放入相应的石范中恰好吻合，说明就是用该石范浇铸出来的，这些石范曾是浇铸铜器的实用器。类似砂石铸范，在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平南县石脚山遗址和灵川县新岩遗址也发现过。这些遗址都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青铜时代初期的洞穴遗址。

其中一些钺、刀、斧、镞的石范，将墓中出土的钺、刀、斧、镞放入，正好吻合，说明这些青铜器就是用这些石范浇铸出来的，当时本地无疑已有了自己的青铜冶铸业。

但是，这种铸造技术是相当原始的。因为砂岩受石质的限制，既不能制造大型的范，又不能在它上面雕刻精致的纹饰，用砂岩制成铸范，只能铸造小件青铜器，而且多是素面的，或是只有简单花纹的青铜器。大件的，薄胎容器和装饰花纹复杂细致的铜器还得从外地输入。

【作者简介：蒋廷瑜，广西兴安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从事田野考古和地方史研究，曾任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队队长，广西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长。发表学术论文七十多篇，专著有《铜鼓史话》、《铜鼓艺术研究》、《古代铜鼓通论》、《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等。从今日起，本刊选载他的“考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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