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张翎：在美国发现温州

以下内容由作家张翎上周五晚在【行李讲堂】线上分享的整理，在喜马拉雅APP和荔枝FM上搜索【行李讲堂】即可回听全程分享会。

▲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现定居于多伦多市，曾为注册听力康复师。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代表作有《劳燕》《余震》《金山》等，电影《唐山大地震》便是改编自小说《余震》。

1.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翎，是来自加拿大的华语作家，谢谢大家在周五的夜晚丢下你们手头一千零一件本来可以做的事情来听我侃大山，你们本来可以去看《红海行动》或者《唐人街神探2》，或者和朋友逛逛夜店，或者把女王节没花完的钱继续扔给马云，可是你们选择来到这里，所以我谢谢你们选择了阅读，选择了文学，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是知音。

为了报答你们，我尽量做到不那么端着，少说套话，少说废话，多说一些人话，希望今天在这里能和大家产生一些真正的、深层次的智慧的碰撞。

这些年我写了不少小说，大家最熟悉的可能还是《余震》，因为它曾经被冯小刚导演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至今我每一部小说的腰封上都会写着“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小说作者”，这说明电影作为大众媒介的影响力。

这两天我看见朋友圈里都在传，《唐人街神探2》和《红海行动》都已突破30亿的票房，这更加证明影视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有影视给文学打广告，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作为小说家，我也希望有一天文学能够以自己的力量独立存在。我希望文字的魅力和画面的魅力，它们两个是相互辉映的，而不是相互取代。

《余震》发表在2007年，距今已经过去11年。其实在《余震》之前，我已经写了十多年小说，也已经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可是那时候都没有引起太多关注，那时连找出版渠道都很不容易。比较幸运的是，在我决定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做好了准备，这一辈子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也没有人会读我写的一个字。我码的那些字，都会作为废纸运到垃圾场去。

后来发生的事情，比我最初的想象略微好那么一点点，至少今天我还拥有你们这样的听众和读者，所以我也算是个满足的人了。

《余震》这部小说不见得是我最好的小说，但它肯定是我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它把我带进了大众的视野。这部电影肯定赚了大家不少的眼泪，在《余震》之后，我又写了《金山》、《阵痛》、《流年物语》，去年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书《劳燕》。

这几部作品的题材和写作方式都不太一样。《金山》讲的是广东开平一家四代，为了生存，被迫分离，男人到北美的洛机山讨生活，他们淘金矿、修铁路，他们的女人在家乡苦苦的守候，一年到头等待着丈夫从海外寄来家书，寄来钱。但后来因为战争、人头税、排华法等等事件，他们一辈子都不能团圆。《金山》就是这样一个家族的史诗。

《阵痛》讲的是三代女人在抗战、文革和“9.11”的灾难中，以非正常的方式，在山洞里、在家里、在出租车上九死一生生下孩子的故事。《阵痛》里的女人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她的下一代会在太平年月里生下孩子，养大孩子。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到极点的可怜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可见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一直灾难不断。

《流年物语》写的是贫穷的童年会给一个人留下什么样的永久烙印，这样的烙印又会怎么样悲剧性地影响人的一生，哪怕这个人到后来已经不再贫穷，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富翁，那也没用。我觉得贫穷是一种黏度很高的心理疾病，它会黏在你身上，这个阴影也会跟随你一辈子。

这几部小说，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同，但如果你有这个耐心刨去表面的不同，会发现底色里有一些一脉相承的地方，它们的主题都涉及了灾难、疼痛、创伤和救赎。我在这几部作品里都想探讨：灾难把人性逼到绝境的时候，人的状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巨变？他会爆发什么样的能量？会生出什么样的大慈、大善和大恶？灾难过去之后，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弹能力？我很好奇，一个人带着累累的创伤，是不是依旧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他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得到救赎？

但是把人性逼到最紧迫、最残酷地步的，还要算我的新作《劳燕》。考虑到很多人还没有机会读到这本书，我想略微剧透一下，希望不会影响到你们阅读全书的兴趣。

2.

《劳燕》是一部以中美联合抗战为背景的小说，讲的是美国援华海军在浙南一个叫“玉壶”的村庄，建立一个特种技术训练营，专门培训当地的特种军人。

书里面有三位男主人公：一位是来自芝加哥的美国教官伊恩，一位是在当地生活了十几年的美国牧师比利，还有一位是当地身怀家国仇恨，前来报考训练营的中国学员刘兆虎。这三个身份背景完全不同的男人，在训练营里结下了铁血般的战友情谊。

在玉壶村，还生活着一个另外一个逃难而来的少女，阿燕。这三个男人和阿燕之间，产生了复杂纠结的感情，可是造化弄人，他们最终谁也没有能够和阿燕相守。

阿燕在自己的家乡遭受了日本人的残酷凌辱，可能老一辈的人在农村就能想象，当年在偏僻封闭的农村环境里，贞操大概是一个家境平常的女孩子所能够拥有的全部家当。阿燕失去了贞操，几乎就失去了一切，村里人觉得她脏、下贱，都唾弃她，甚至欺负她，所以她只能逃离自己的家乡来到玉壶。

这个女人像泥土一样，被一万只脚踩过，经过她的人都可以往她身上扔下最脏的垃圾，可是她的生命力实在是太顽强了，她能把所有扔在她身上的脏东西、垃圾，最后都吸纳为自己的营养。哪怕阿燕被踩成一张纸那样薄，只要有一场雨下来，她就可以像泥土一样，立刻生长出植物来。到最后，反而是这么一个受尽了侮辱的卑微女子，成为了所有人的力量和救赎。

七十年之后，这三个男人都早已死去，他们都化成了鬼魂，但是恪守着当年定下的誓言：在抗战胜利日那天来到玉湖，一起缅怀他们的青春岁月。他们一起到了医院，看见当年那个年轻的女子，如今已经是一个躺在病床上等待死亡的垂老妇人。阿燕的故事，就是从这三个鬼魂的回忆中，一层一层剥开来的。

对于美国在抗战中对中国的支持，我们并不陌生。空军方面，我们听说过大名鼎鼎的飞虎队将军陈纳德，最近有一部很热的电影《无问西东》，我看了两遍，其中演员王力宏扮演的一身阳光、无比干净帅气的沈光耀，他就是从飞虎队训练出来的飞行员。陆军方面，我们听说过史迪威将军、魏特曼将军的故事，也听说过驼峰战线，还有非常悲壮的远征军的故事。

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对美国海军的援华行动知道的却不多。据我所知，《劳燕》应该是中国第一部描写美国海军秘密援华的作品。

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出版了九部长篇小说、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每一部小说都带给我不同的感动，但《劳燕》带给我的震撼和所有其他小说都不同，因为这本书让我知道了一段在我身边沉睡了七十多年的历史。

最早我只是想写一些战争题材的小说，但我不知道到底要写些什么、怎么写。在我开始泛泛的阅读和调研的时候，有一件非常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我非常偶然的看到一本美国退休援华海军将领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里提到一个地名，叫“玉壶”。我注意到地名后面加的注解。这些年为了写小说，我看了不少书，查了不少资料，我发现一个真相：印得越大的字眼，越是不重要的，可以被忽略的，但是那些字体特别小的注释，往往隐藏着最重要的信息，跟广告是一样的道理。那天我仔细看了那一行关于“玉壶”的注解，我吓了一大跳，因为注释里说，玉壶是浙江温州的一个乡。而我正是温州人。

这个叫玉壶的地方十分闭塞，连我这样地地道道的温州人也从来没有听起过。这个地名之所以被记录在美国海军将领的回忆录里，是因为它是当年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和国民政府建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下设的第八训练营所在地。

当我看到这个地名的时候，心理停跳了一拍，我虽然是温州人，却对温州的抗战历史几乎不了解。在我印象中，我觉得温州和抗战的关联并不是很大。我一直以为，在整个东北、华北、华中都已经陷落到日本人手里的时候，温州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世外桃源，但是那本回忆录让我知道自己的无知。

七十多年前，在玉壶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子里，竟然来过几十个美国军人！你可以想象，那里非常宁静的乡村生活方式，它到底经受过什么样的震撼？我充满了好奇。

3.

这件事说起来简直有些荒唐：我是在美国发现了玉壶这个地方，尽管它就在我的故乡。我看到这个地名的时候，它写的是拼音，当时还不知道到底是哪两个汉字，后来查到确切中文的时候，忍不住赞叹这两个字里蕴含的诗意。浙江的地名非常美丽，曾经有人做过一些地名研究，认为江浙一带的地名温婉、优雅，在建制改革之前，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县级市，温州市下有很多县，县名都非常富有诗韵和文化内涵：瑞安、泰顺、平阳、文成、乐清……《劳燕》这本书的背景地玉壶，原来属于瑞安县，现在归划在文成县。

浙江还有好几个地名曾经被人编成歌谣，我记得有一首歌谣中间有一句是：“龙游丽水，仙居天台”，龙游、丽水、仙居、天台，都是地名，所以当你发现战争的硝烟也进入拥有这样诗意名字地方的时候，那真是另外一种残酷。

当我决定要写《劳燕》的时候，我是很清醒的。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每年都要出很多本书，作家千辛万苦写完一本小说，极有可能在书的海洋里打个滚就不见了，所以决定写一本书时，除非我是真正心怀感动，非写不可，而《劳燕》真的是让我心怀强烈冲动的一本小说。我想写那一段在我身边沉睡了七十多年的抗战历史，想写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美国海军援华抗战的故事。其实我最想写的还不完全是战争，而是想写在江南这样的地理环境里，想以战争为背景，写灾难是怎么样把人逼到角落，没有退路，人性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裂变，毁灭之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希望和救赎。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劳燕》是一部抗战小说，但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抗战小说。你说它是心灵成长史也可以，心灵创伤史也可以，甚至说它是情感小说也可以。但玉壶的特殊背景，是我在写作的时候特别要考虑的因素。后来小说成型之后，为了避免让人家产生对号入座的嫌疑，我把这个地名改成了“月湖”。

十九世纪有一批欧洲作家，比如非常有名的卢梭、乔治·桑，他们提出和崇尚过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文学观念。他们把欧洲文学分成西欧和南欧两大群，他们认为，一个作家所处的地理环境，会决定他写出来的作品基调和文风。在西欧，比如英国和德国，都地处寒冷地带，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冷峻、理性，而南欧，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那里常年温暖炽热，所以他们的作品必然是热情如火的。在某一点上，我是赞同这个观点的。

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个观点，在当年很有影响力，因为当时的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一个人出生在哪里，基本上一辈子就在那里，环球走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今天，环境改变了，移民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我们看一看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里，半数以上都是移民作家。著名的作家像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奈保尔、勒克莱齐奥、莱辛，他们都是移民作家，而他们一生居住过的地方，都会给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来非常明显的影响。

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今天看来有些过时了，但是我们都不能否定，一个人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地方，总归会在生命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写出来的作品，或多或少总会带着他的童年印记。这些印记，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特之处。

在写作《劳燕》的时候，我考虑过这部小说人物的地域性，尤其是那几个中国本土的人物，比如说阿燕、刘兆虎、班长、鼻涕虫、水牛，他们都是生活在玉壶附近的人，他们在面对灾难、寻求救赎的过程里，必定会有一些地域的特色，这个抗战故事一定会和华中、华北或者东北地区的抗战故事有所不同。

4.

在为《劳燕》做调研的过程中，我了解到玉壶当年的训练营旧址如今还在，而且已经被浙江省政府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保留下来，而当年就近招生的那些训练营学员、抗战老兵，如今依旧有人健在。我找到当地关爱抗战老兵义工队，在他们的帮助下，进入了训练营所在地玉壶。

实地考察的过程，真是一个非常感动，甚至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的过程。前面我说过，我是在美国发现了玉壶，而当我来到玉壶的时候，又感觉我在玉壶发现了美国。

我采访到三位当年参加训练营的老兵，他们都是世纪老人，接近百岁，我们一起去玉壶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训练营的旧址，当年美国教官宿舍的地址已经不太能够确定，可是当年中国学员的宿舍却还一直留存着。那是一处清代嘉庆年间建造的三进大宅，当年这里肯定是乡里最豪华、最气派的院落。

这三位老人都是第一次重回训练营旧址，有一位也是第一次跟他的战友们重聚，尽管他们都居住在同一个地区。我注意到他们并没有彼此询问这些年里的境遇，其实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家可以想像得到，他们都经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对往事都不太愿意提及。有一些老兵的子女，是直到现在，随着媒体的曝光，才知道他们的父辈曾经是铁血军人。

当年铁一般的军纪，在七十年以后还带着非常强大的惯性。当他们跨过那道记录着他们铁血青春的院门的时候，都面无表情，那一刻失态的反倒是我，我一进入那个院落，就忍不住哭得稀里哗啦。他们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开始回忆起：这是我们集体吃饭的地方，那是集体开会听长官训话的地方，那是打地铺睡觉的地方，等等等等。有一位老人一直很沉默，这时突然问他的同伴，那个当年常来这里的小姑娘阿红呢？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突然产生强大的好奇心，我非常想知道这个阿红是谁，是他们的洗衣女吗？是他们干杂活的小帮工吗？还是给他们买菜送货的邻居呢？

▲三位当年参加训练营的老兵。

那个时候的训练营，是一个封闭和绝密的地方，学员之间都是以代号相称，他们甚至和家里人也不能暴露身份，这个叫“阿红”的女孩子来到这群人中，会给这群因为承担秘密使命而与世隔绝的年轻男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光亮和色彩呢？这个阿红今天健在吗？她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我当时很惊讶，也很奇怪，七十年那么长久的记忆，第一下刨下去，这个缺口不是关于战场，不是关于硝烟，不是关于某一个行动、某个牺牲的战友，而是关于一个年轻的女子的。

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真正了解到这个女子的身份，但是这个身份不明的女孩子，给了我巨大的灵感，使我对小说情节和人物的设想，在这里拐出了一个大大的弯。多年以前，我们有过一部很有名的电影，《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我想这世上是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女人走开的，因为女人住在男人心里，只要男人活着，女人是无法真正离开的。

我原本是想写一群男人的故事，写一个跨越国家、跨越文化的战争故事，可是那一天，就是这个老兵嘴里一句“那个小姑娘阿红呢”，让我一下子改变了想法，我生出想写一个女人和一群男人的故事的念头，后来书里的主人公阿燕，就是在那个时候冒出来的。

那天我们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院子里还有一些老居民，他们从屋里走出来看热闹。突然有一个脸色非常红润、声如铜钟的老人冲了出来，非常激动的拉住一位老兵的手说：“我记得你们，我阿爸是给你们烧火煮饭的火夫，那年我才7岁。”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时光的轮子“咔嚓”一声停住了步子，三位一直表情麻木的老人，这时脸上裂开了一条缝，他们的情绪开始松动起来，我抓住那个宝贵的瞬间，留下了一张照片。后来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那张照片应该得“普利策新闻奖”的。

▲当时训练营的各种课程。

从训练营旧址的大院走出来，我们又探访了村里一些见过美国教官的人，当年他们都是小孩子，现在都是耄耋老人了，他们会回忆起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来。

我在各种回忆录里都读到关于狼狗的事，美国人是世界上唯一一群疯狂训练狼狗的人。他们相信，经过良好训练的狼狗，如果把它们引入战场，可以降低人员的伤亡率，所以他们当时通过非常宝贵的驼峰战线上飞机的容量，把狼狗从美国的军犬训练基地一直带到重庆，再从重庆把这些狼狗送到各个训练营。我从回忆录里看到，中国当时有13个特种技术训练营。我一直想证实到底有没有狼狗，到了玉壶村，向那些老人求证，他们说有啊有啊，美国当年的狼狗个头很壮，经常把村里的孩子吓哭。孩子一哭，美国人赶紧把他们抱起来，说别哭别哭，我教你说句话，然后伸出大拇指，说你们说“美国好”，小朋友就跟着说美国好。这些美国人就会回一句：中国好中国好，然后就拿出糖果和子弹壳来哄孩子。七十多年过去，玉壶人在种田、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还会发现当年美国人留下的子弹壳。

后来我们还采访到一位老婆婆，当年美国人来的时候，她还非常年轻，过门没多久，刚刚生下第一个孩子，却一直不能喂奶，她看遍了当地的郎中都没效果，那时没有西医，只有中医。后来有人建议说，美国人不是带了一个军医来吗？你去看看洋人的军医吧？美国人给她看了病，后来诊断得了乳腺肿瘤，就给她动了手术。

这件事在今天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它发生在七十多年前一个非常封闭和封建的环境里，通常来说，一个年轻的女人，根本不会让任何一个男人来触摸你的身体，更何况是让一个洋人，在身体上那么敏感的部位动刀子。你可以想象，那个老太太是何等有勇气，所以这件事在当时很轰动，村里那些老人到现在谈起来都还印象深刻。

那天我们还去医院采访到一位曾经给美国人做饭的帮厨。当年美国教官的伙食和中国学员的伙食是分开的，因为饮食习惯很不一样，美国人永远会怀念他们的炸薯条。大家都知道，温州是一个方言众多的地方，那天我们采访这位帮厨的时候，这位老先生讲的温州普通话，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所以他的侄子一直在边上给我做翻译。可是我打死也没想到，这样一个一辈子没有学好普通话的老人家，却能说一口漂亮的英文。他的英文不是那种天文地理满天胡聊的英文，而是厨房里的英文。他能够非常标准的说出厨房、食品、厨具等等英文单词，说得天衣无缝。当年他给美国人做帮厨的时候才十几岁，可见那群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那天他住在医院里，我们在病房里和他聊了很久很久，得知一些美国人在玉壶很有意思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对我写这本书起了很大的帮助。

▲正在采访的，就是那位普通话完全听不懂，却能说一口漂亮“厨房英语”的帮厨。

《劳燕》是一本横跨七十年、横跨两个大陆的小说，不是光凭几个时间、地点、事件那样的数据和资料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在骨架搭好之后，还需要无数细节来填充，小说才能变得有血有肉、具有可信度。玉壶村里的老人家给了我很多真实、饱满、充满人情味和人性化的细节，这部小说才不至于流于概念化。广东非常著名的评论家谢有顺教授说过，《劳燕》里的每一个器物都有出处，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允的评价。

在采访的过程里，我们遇见很多感人的事。记得那天午饭，我们和原来中美合作训练营的老兵金福元老人一起吃饭，当地政府请我们，一个很简便的工作餐。金福元老人饭后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平平整整的百元纸币，很显然，他是一早就准备好了的，他塞给做东的当地政府官员，算是午餐的费用。金福元老人家境贫寒，没有儿女，50岁才娶上亲，现在和久病的老太太相依为命。他有一段时间连低保都没有，靠种植一小片柑橘林为生。

他掏出这张百元纸币的时候，姿势是挺直的，几乎在敬军礼，你可以想象，七十年前，他所在部队的军纪。现在一百元钱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个大事，可是我了解金老的家境，我知道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那天当然没有人会接受那张被他捏出汗来的纸币，但是这件事真是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抗战老兵金福元，是《劳燕》中刘兆虎的灵感来源，如今已93岁，曾经孤身独胆炸过日本人驻海门司令部，现在生活陷入困境。在张翎和她朋友的帮助下，募集到一部分善款，解决了他久病在床的妻子一年的护工费。

5．

《劳燕》可以解读成抗战小说，也可以解读成心灵创伤历史，或者是情感小说，但书里的爱情，跟和平年代的爱情有明显不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里面的爱情。

战争会改变我们对时间的判断和管理，我们在和平年代讨论时间的时候，会用比较长的、整体的单位。农村人会说，秋收之后我们就可以添置一些衣物，年底的时候卖掉养肥的猪，或者开春的时候可以下定嫁女儿等等，你会有比较长远的规划。但是战争彻底改变了时间的概念。战争时期，人会把一条时间的长线切成很碎的碎片，会关注眼前很具体、很瞬间的事情，比如下一顿饭怎么解决？逃难的时候晚上到底在哪儿留宿？

战争不仅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认识，也会改变人们对感情的认识。在生存被逼到绝境的时候，爱情是一种奢侈。《劳燕》里其实没有爱情，或者说没有和平时期我们定义的那种爱情，但存在比爱情更宽阔、更包容、更温厚的感情。举个例子，阿燕和刘兆虎之间，更多的是救助对方于危难之中那种恩情和感激，假如没有战争，他们两个是青梅竹马，也许会在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中产生爱情，可是战争改变了一切。

由于阿燕被日本人强暴，她失去了贞节，村里人都看不起她，甚至欺负她，即使对于受过一些教育的刘兆虎来说，也同样不能够跨越贞节这道门槛。他可以随时献上自己的生命为阿燕、为家人报仇，他给得起生命，却给不起爱情，所以他会和阿燕分分和和，陷入怪圈：救助、报恩，再救助、再报恩……最终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日子，但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恩情，而不是爱情。

处在战争中间，对未来的设想和盘算也是一种奢侈品。和平年代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个人规划、个人设想，但是战争会打乱一切。牧师比利对阿燕的一生，他有很多远大的设想，他想在战后送阿燕上医学院，两人在乡村开设一家正规医院，让阿燕成为正式的乡村医生等等。这种计划在和平年代里可能很有吸引力，但在战争时代一点不管用，激不起阿燕心里热烈的回响。阿燕对他只有信任，就是那种“我从万丈高山上跳下来也不用害怕，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从下面接住我”的绝对信任，但那也不是爱情。

这本书里唯一和爱情比较接近一点的，我觉得是阿燕和美国教官伊恩之间的感情。在他们俩年轻的心里，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顺应被战争改变了的时间概念，没有过去，不想未来，只抓住当下那个片刻。但即使那样一段有着很强烈荷尔蒙成分在里头的感情，我觉得也不是真正的爱情。假如伊恩在战后能够按照当时的“战时新娘法”（当时美国有这个法律，驻扎在别的国家的美国军人，可以带当地的新娘来到美国，即战时新娘法），果真把阿燕带到美国，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离婚。战争年代里缔结的婚姻，几乎没有几个经得起和平年代的考验，这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就有很多例子。

但伊恩那种没有过去、不想未来的青春激情，能够让阿燕动容。假若没有战争，他们绝无可能相遇，也绝无可能产生对对方的好奇和感情纠葛。当灾难把人逼到角落、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男人和女人的存活姿势是不同的。男人通常采用的是一种方的或直的姿势，像一根棍，当生存空间很矮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折断或者碎裂。而女人不是这样的，也许是因为养育儿女的缘故，她们更具有韧性。她们可以以站的姿势、蹲的姿势、跪的姿势，甚至以匍匐的姿势来顺应环境。阿燕就是这样一个像泥土，也像水的人，她就是被踩扁了，也还可以生长万物，只要有一丝缝隙就能钻过去，她就用这种姿势保全了生命，也保全了心灵。

我们又回到十九世纪欧洲作家提到过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从前已经有过很多文学作品写到战争，也写到战争中的女性，但阿燕是玉壶的女子，她不是青纱帐里的女子，不是呼兰河畔的女子，也不是皇城根下的女子，她的行事为人必须具备她自己的地域特色，而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地域。

阿燕是这本书里虚构成分最多的一个人物，我并不能从任何一本中美联合抗战的回忆录或者某个老兵的回忆录里现成搬过来一个人物原型，调研过程带给我的，阿燕至多只是一闪而过的灵感。阿燕的衣着打扮、说话姿势、脾气性格，其实是一个多合体。她最初是一个对生活、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朦胧向往的青春女子，到后来，她是用卑微和坚韧抗起人间所有侮辱和灾难的成熟女子，她身上聚集了江南女子的各个侧面。

她其实是我从小到大观察到的各种江南女子，在经过破碎、糅合之后，再重新组装过的一个“泥人”。虽然和牧师比利一样，她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她身上那些特性和行为特征，却是我从故乡女子身上观察到的真实状态：她在茶园里采茶时的状态，她第一次来例假时的那种惊恐，后来对刘兆虎近乎于母亲式的包容，她竭尽一切保护自己中美混血的私生女阿美的举止……都是我儿时在温州的街面见过的熟悉身影。

创造阿燕，就像小学里做手工课的过程，老师给我们发很多纸片、布片、木片，满桌子都是这些材料，哪一块都是真实的，但你把它们散放着，它们就永远成不了一座房子。经过取舍、剪裁、搭配、协调、粘合，最后才有可能把各种碎片搭成房子，这个取舍、剪裁、搭配、协调、粘合的过程，就是把素材和想象力糅合在一起，化成虚构小说的过程。

6.

现在这本书终于完工，它已经从我的书桌走到读者面前，我以前讲过，今天还要讲。

写作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大家看见了光鲜，站在台上人模人样说个话、领个奖、拍个视频、做个采访等等，那都是相当表面而且罕见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你得掏尽兜里每一个铜板去旧书摊买那些贵得离谱的资料书，去鬼都不会去的偏僻地方采风、勘探，无比耐心的从历史见证人零零碎碎的回忆中捞出你所需要的只言片语。

一旦进入写作，你就会处在一种不知三餐、蓬头垢面、状如女鬼的状态，你会为一个不落俗套的情节、一句巧妙的对话、一个逻辑之内又意料之外的结尾，把你可怜的脑袋瓜想出破洞来。当你终于走到隧道的尽头，把一部长篇小说熬出来了，发现版税还真不少，够你从出版社把自己的书买回来送给朋友，剩下的钱还够请那些替你庆贺的朋友吃顿饭，不过你不能乱请人，你要请那些靠谱的而不是乱点菜的人。

当然是笑话，我真正想说的是：假如不是内心有一个长明的火把在照着你的路，一个认真、严肃、独立的作家，是很难从外部世界得到写作的动力的，能够长久燃烧、支撑着你写作热情的，只能是你内心的力量，否则你很快就会被消耗干净。

从11年前的《余震》，到后来的《金山》、《阵痛》，再到今天的《劳燕》，我这些年的小说都反映了人被灾难逼到墙角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某些很特殊的状态。为什么我对这些状态那么感兴趣？得从我曾经的职业讲起。

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做过17年的听力康复师，到2010才辞职专注写作。当初选择这个职业，仅仅是为了用它来养我的作家梦想，大家知道光靠写作为生的确不是很容易。

这个听力康复师的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很特殊的人群——从战场上下来的退役军人。我接触过从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场、越南战场、各种中东战事上退役的老兵，这些人的生命体验让我对灾难、创伤、疼痛、救赎这些话题产生极大的兴趣。我会对人类历经磨难后，依旧拥有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怀有深深的敬意。灾难不一定都发生在地震、战争中，每个人的人生，在某个阶段都有可能被囚禁在某一种绝境中，这也是灾难。

这种绝境因人而异，有可能是一段不能摆脱的情感，有可能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工作环境，也可能是你觉得非常乏味，但欲罢不能的人生。绝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积极的状态，它让我们意识到自身的能量，而顺境有时反而是挺消极的状态，它会导致懒散、随意，就像一个人不患牙痛的时候，永远不会意识到牙齿的功能和力量，就像一个被宠坏的人，永远不会认真对待感情。

▲做听力康复师时的张翎，和她当时的“病人”。

绝境中迸发的能量是一种神秘莫测，让人非常惊叹的状况。我一直很想把这个状态挖透，所以我会写这样的小说。

很幸运，《劳燕》出版后得到读者和评论家们的喜爱，它被选为新浪2017年度十大好书、《当代》2017年度最佳长篇小说，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入选2017年度最有影响力的50本书……这是我的幸运。

如果有朋友有兴趣阅读《劳燕》的全文，可以在当当、京东、亚马逊、淘宝上订购，当当网上还有我的签名本。我讲了一个晚上，可以做两秒钟的广告吧？谢谢大家听我分享写作路程，和我一起思考灾难、困境、创伤、救赎这些话题，我想以一句英文的谚语来结束我的话题，那就是“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 那些没能杀死你的，会让你更加强壮。

7.Q&A

Q:张老师讲到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你自己的成长经历是怎样的？

张翎：跟在场的大部分听众相比，我肯定比你们年长一些。我的成长经历肯定有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因为我们经历了十年的文革。我16岁的时候开始做工人，一直到22岁文革结束，79年考上复旦大学外文系。

我是在温州成长，度过整个童年、少年时期，然后来到上海读书。复旦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北京煤炭部工作，如果大家脑子里有地图，可以顺着这个线画出来，就知道我一步一步的北上。

当年温州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海船。可以想像一下，在上复旦大学之前，我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外界的冲击对我非常巨大。我一路北上，来到北京，在煤炭部工作了三年，然后出国，一路远行，越走越远。

每一个我所经过的地方，都在我的写作中留下了烙印。所以我想，我走过的每一步，尽管在当时都觉得是很大的弯路，没有能够跟大家一样比较幸运的、按部就班过日子，但这些所谓的弯路，在后来的写作生涯中都起到了事先不可预测的作用，它给我带来的灵感和丰沛的生活营养，非常可贵，所以我还是感谢命运。

Q：如果你的作品没有被很好的改编、导演，你会觉得遗憾吗？

张翎：目前为止，我只有两部作品变成影视，一部是《唐山大地震》，一部是不为那么人知的《一个温州的女人》，也是得了英国的万象电影奖。这两部作品我都没有参与其中的改编，画面艺术不是我擅长的，我擅长的是文字艺术。不懂行的事情，我不在那儿瞎搅合。作品如果进入影视制作环节，我会觉得它已经嫁出去了，她出嫁之后的命运怎么样，是婆家的事，作为娘家，我已经培育了非常好的女儿，我尽心了。我基本上还能够做好这个切割。

Q：作家严歌苓也是因为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后而被人熟知，她的年龄、背景、写作题材，和你比较类似，你会把自己和她归为同一类作家吗？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

张翎：自己看自己总是看不清楚的，这个问题最好留给后世或者留给评论家。歌苓是个很好的作家，我够不上她的标准，但我希望自己跟谁都不是一类的，每个人成为作家前的生活道路是千姿百态的，所以没有哪两个作家放在一起是真正一类的。归类也是必要的，那是对研究家、对学者、对评论家来说。对于作家本人，我更加愿意能够保持自己最独特的东西。

Q：女性作家写战争题材，会有什么障碍吗？

张翎：我想说的是，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已经把战争定义为某种东西，比如武器、军事行动、两军交战的场景等等。其实战争有很多很多方面，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从宏观上来说，抗战是一次国际性的战争，有美国军人来到中国帮助我们一起抗战。从微观上讲，它其实是每一个人的战争。如果你想到战争是一个人的战争的时候，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都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从这个角度说，我一点也不觉得女性作家描写战争有什么不同于男性作家的障碍。

Q：那你为什么总是关注大历史？

张翎：两方面。一方面，我这个人好象前世一定不是女性，我关注的话题通常不是女性特别关注的，我会非常热烈地加入男人们讨论的话题：政治、历史、社会。我向来对茶杯里的风波不怎么感兴趣，所以历史总是我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我也不是光写历史，只是会把历史作为背景，把人作为前景，其实真正写的是人。

另一方面，我当然也可以挑一个非常小的、当下的片断，照样可以写成一部有意思的小说，可是我已经离开中国三十年，虽然现在也时常回国，对中国的现状也比较了解，但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看客，并没有亲身参与过去三十年翻天覆地的过程，所以心里有一点点拿不准，会回避当下的题材。

这一两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由于我在国内的时间明显增多，能够跟现状产生很近的接触。我也想通了一个道理，即使我不是亲身参与者，一个局外人也配有观点的，局外人的观察也是一种观察。最近这一两年我开始涉及一些当下题材的创作，是比较小的中短篇，所以大家还没有太注意到。

Q：你为什么要出国？

张翎：一方面我是学外国文学出身，我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学的是英美语言文学专业，常常有朋友说你是复旦外语系的，我会莫名其妙的很生气，会非常严肃地更正他们：“不是的，我是复旦外文系，不是外语系。”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文学训练，读过很多当时英美的原著，在八十年代一切都还很封闭的环境里，我们是靠读书知道外面这个世界的，那时对外面的讯息了解得很少，是隐隐约约、半遮半掩的，但是人天生有好奇心，我想看一看我书里读到的众多世界，这是我移居海外最重要的原因。

Q：你一直说这样那样的感情都不是爱情，那你觉得什么才是爱情？

张翎：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爱情”这个定义，可能每个年龄段不一样。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崇拜一个男人的第一标准可能就是才气，才气可以掩盖他所有的不足，贫穷一点不要紧。慢慢到现在，我会觉得友谊是最重要的。“友谊”是说，你跟那个跟你在一起的人，可以讨论一切问题，而且彼此之间有非常大的兼容性。长久的生活在一起，兼容性非常重要。对钱财、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方法，三观得要一致。当然，不能排除你对他的身体、他对你的身体，都要有吸引力。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爱情，反正是我大致的想法。最好你们再问一问孟菲，或者黄菡，看他们怎么想。

Q：你自己生活中的困难处境，会借助小说写出来并得到慰藉吗？

张翎：很奇怪，我的小说里，虽然所有的人物和故事都带着我的世界观，带着我观察世界的眼睛，但是它们和我个人的生活没有太多联系。很多小说家的第一部小说都是自传或半自传性质，但我从来没有自传过，好象都是“他传”，都是虚构的小说。我总觉得，要把小说家的那个“我”，和生活中真实的那个“我”，非常清晰地切割开来，我不许小说家进入我个人的生活，也不许私我进入到写作。

Q：你写作和阅读的习惯是怎样的？

张翎：尽管现在手机的碎片化阅读也在开始侵入我的领域，但我还是保持着很好的阅读习惯。年轻的时候，我读的都是西洋经典，后来慢慢进入到非虚构的作品里，传记、历史、社会学论著、地方志一类。再后来，我开始进入逆反的状态，觉得年轻时候读的西洋经典，那是一部分人界定的经典，这个经典之外，还有广袤的世界我们不太知道，比如中东文学，拉美文学等等，所以就开始看这部分。

写作上，我真正开始写作的时候，通常是上午。一大早起来，直接冲到楼上，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头也不梳，臭烘烘地跑到楼上开始写，那时睡完一觉，是我精神最好的时候。写上差不多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肚子饿了，就把午饭和早饭一起吃了。吃完之后，有一点点睡意就休息一会儿，起来再写一小会儿。到了晚上，我什么也不做，不做输出的工作，开始做输入的工作，读书、看电影，吸取营养。

Q：你在不同国家和城市生活过，如果要在中国以外寻找一个地方作为写作背景，你会选择哪里？

张翎：我可能会选巴黎，因为巴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日子，那是唯一一个跟我现在接触到的北美，和我生活过的中国，都是不一样的地方。那里的某一类人还深深保持着对文学、对哲学、对历史的热爱。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法国人会比较少谈到公司的状况、工作的情况、家庭的情况、小孩上什么大学、你家住什么房子，他们始终关注的话题，是当代的政治、文学、历史、诗歌。有人说，在巴黎扫大街的老太太都能给你背波德莱尔的诗，这不是夸张，法兰西真的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很对我的路子，是我的菜。当然，在那里生活会有其他困难，但那是我愿意克服的困难。

Q：每个作家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带有地域写作的影子么？

张翎：地域性的东西，我想每个作家在小说里都会冒出来，不管你怎么压抑，那种影响是在血液里的，你也不用刻意调动它，它一定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一定会冒出来的。我是温州人，温州首先是我多部小说的背景，一部小说飘在空中无法落脚是不行的，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可以落地的地方，对我来说，这个落地的地方大部分情况下会选择温州。一想温州，我脑子里马上出来一张地图，会有熟悉的街景，熟悉的人物，他们站立时候的姿势是怎么样的，说话的表情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衣着、他们梳头发的样子……马上就会跳出来，一旦有熟悉的细节支撑我，写起小说来就会理直气壮，所以《劳燕》让我写起来很有底气，因为我有强大的温州元素在支撑这个人物站起来。

Q：你小时候的温州是什么样子的？

张翎：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刚才讲过，小时候没有火车，不通长途汽车，也没有飞机，温州是一个孤岛，跟外界接触的唯一通道是海洋，那时我去上海读书，要坐一天的海轮才能到上海，还是在没有台风的季节，如果是有台风的季节，几乎完全卡断。

小时候跟哥哥一起到瓯江边玩，那时江边不像现在这样，没有很多栏杆阻隔着我们跟大自然接触，我们在瓯江边上坐着，看着水到很远的地方就看不见了，心里有一个好奇：水变成天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瓯江之外，世界是怎样的呢？那里的人是怎么样生活的？有一种巨大的好奇心。

我常和朋友说，我们这些小乡下来的人，有一个好处，对万世万物都好奇。如果是皇城根下长大的人就不一样，他什么都见过了，你告诉他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觉得稀奇，可是对于我们这种小地方来的人，一步一步走到更大的世界，走到再更大的世界的时候，每次都像开了一片新天地。

更多故事，详见张翎新书《劳燕》，当当有售签名版。

文字整理：Daisy

照片提供：张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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