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求败的罗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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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从临安青山湖到富阳,经过206省道,沿途经过板桥、三口、永昌,我们绕一点路到新登停下,因为罗隐。

新登现在是个镇,过去是个城。从三国孙吴时起便在此置县,一千八百年里绝大部分时间,这里都是新登县(或新城县)所在地,撤县为镇不过五十来年。

眼前的新登,纵横的街衢上车水马龙,显然还有旧时县治的规模和气象。蔚然深秀的贤明山下,一个占地数十亩的公园,凿池叠石,植木莳花,是大都市才有的大手笔。我们沿着步道拾阶而上,去参观山腰的“罗隐碑林”,却不巧关了门,便在旁边的“昭谏亭”盘桓了一会儿。亭为六角,两柱刻着罗隐临终前吴越王钱镠登门问疾时题赠在壁上的两句诗:“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再往山顶走,有明万历年间的一位知县所造的“联魁塔”,寄寓此邦“人文蔚起,联袂登魁”的美意。我心想,罗隐的碑林建在这座塔下方,实在是个反讽。要知道,罗隐正是连年不魁,所谓“十上不第”的背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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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三百年间的科举考试中,无名的失败者太多。有名的人中,清代蒲松龄是连举人都考了八次考不上,明代归有光是考了八次进士,六十岁方博一第。他们的境遇都更惨烈,因为明清科考是三年一度,所以竟考到六七十岁。唐代科举是一年一试,所以罗隐属于短痛型,但来得太实在频密了,加上他才名籍甚,每一次都势在必得,期望值高,失望也就格外大。到了最后,罗隐考不上,竟比他考上了更传奇。

话说回来,罗隐怕是越考到后来越不当一回事。唐人科举都有行卷之风,就是拿平常所做的诗和文章精选一番,先呈主考大人过目,好得个印象分。别人呈上的是精挑细选的诗赋传奇,罗隐偏要拿许多愤世嫉俗的小品文去行卷,这便是他的《谗书》。鲁迅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

他骂“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的刘项:“视玉帛而取者,则曰牵於寒饥。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英雄之言》)

他斥“以所得为私有”的大禹:“夫安九州之大,据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动适在我,鲜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之让》)

他称赞尧舜不传子而传贤,“欲推大器于公共”,“示后代以公共”,“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丹商非不肖》),在家天下的时代,这简直是逆天的狂言,却深契主权在民的现代政治思想。

如此放言无忌,难怪为有司所不取。罗隐也知道它们的“虮虱痒痛”,给旁人添堵,给自己添乱,但他不在乎,说什么文章之兴,不为举场不为名,他自有更高的使命:“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

罗隐读书处的石虎

在后世的品评里,罗隐湮没在晚唐一众小家的名字里了,但我认为,他被严重低估。我读韩愈,觉得不是一般的装;读罗隐,则觉得真率,直截,痛快。他的博杂,他的通脱,实在令我吃惊。他不光是一个通俗的诗人,属对精切,用事平易,写了许多“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之类熟到让人忘了知识产权的好句子,他还是有担当的节士,也是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不仅有《谗书》,还有《两同书》,那是中国政治哲学史上有地位的书。《孟子》之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前,两千年里对君主耳提面命的人屈指可数,而罗隐是那数得上的人。

罗隐何止政治观念很现代,他还有更超前的经济思想呢。《谗书》里有一篇《市赋》,托晏子对齐景公描绘市场的热闹,我发现他早就注意到了现代经济学中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了:

信义之所约束,非法令之所禁锢。市之边,无近无远。市之聚,无早无晚。货盈则盈,货散则散。贤愚并货,善恶相混。物或戾时,虽是亦非。工如善事,虽贱必贵。……蜀桑万亩,吴蚕万机。及此而耗,繄何所之?东海鱼盐,南海宝贝,及此而耗,其谁主宰?君勿谓乎市无伎,歌咽舞腰,贱则委地,贵则凌霄。君勿谓乎市无门,可南可北,阴阳迭用,人之消息。市之众,不可以言,或有神仙。市之杂,不可以测,或容寇贼。舍之,则君子不得己之玩好;挠之,则小人不得己之衣食。

熙熙攘攘的市场上,人们皆为逐利而来。货物的聚散,价格的波动,都根据自愿的原则,形成自发的秩序。市场各要素的配置和流动,彷佛由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机制在起作用,却“不可以言”,“不可以测”,不知道“其谁主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把这个在冥冥中平停酌剂、操纵调节的“主宰”称为“看不见的手”。作为主政者,你不要生事,不要为了奖善惩恶、兴利除弊而用法令去干预它。你干挠了市场,百姓就得不到吃的喝的。你放弃了市场,君子就得不到玩的乐的。你看,在重农抑商传统根深蒂固的古代中国,罗隐“以交易进退袪人蒙昧”,简直算得上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先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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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以恃才傲物著称当世。其《叙二狂生》曰:“气下於物则谓之非才,气高於人则谓之陵我,是人难事也。张口掉舌则谓之讪谤,俯首避事则谓之诡随,是时难事也。”他是左右为难,索性一意孤行。但在文人名心大炽、狂态毕张的晚唐,罗隐其实是大有品格和操守的。他留给后世正人君子们的形象不佳,多半是吃了辛文房《唐才子传》的亏。辛氏放大了他的简傲、褊急、讽刺与嘲讪,所谓“齐东野人,猥巷小子,语及讥诮,必以隐为称首”。这真是冤枉他了。罗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狂生谱系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因为他居然能够掂量出自己的斤两,雅善自嘲。五代后蜀何光远《鉴诫录》载:

罗秀才隐,傲睨于人,体物讽刺。初赴举之日,于钟陵筵上与娼妓云英同席。一纪后,下第,又经钟陵,复与云英相见。云英抚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矣。”隐虽内耻,寻亦嘲之:“醉别钟陵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笔记作者叙事应该无误,但显然错会了诗意。“可能”是“也许”的意思,“可能俱是不如人”分明是不胜唏嘘的自伤,是苦笑的自嘲,也是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对方表示同情。说什么内耻而嘲人,那是俗人的浅见了。所以我不喜欢这首诗被题作《嘲钟陵妓云英》,还是作《偶题》好。诗里的意思也非常偶然,非常难得,因为我们看到太多露才扬己的自大狂,和虚荣心受了伤的自恋癖,只觉得自己才大而不为世用,恨这个社会太不公平,恨他人欠自己太多。

T.S.艾略特在《莎士比亚与塞内加的苦修主义》(1927)一文中,批判一种“傲世的恶习”,说:“在所有的美德中,最难做到的,莫过于‘谦逊’了;要把自己往好里想的念头是很难消灭的。”罗隐居然能把自己往差劲的地方想,能客观地进行自我评估,坦承自己也许真的不如人。试想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文人说过这样的话?

罗隐读书处

生于末世运偏消,但罗隐并无积怨在心,似啮肠之鼠恨恨一生。唐末有多少久试不第的士子,蓄积成一腔子怨毒惨酷,然后疯狂地报复社会啊!“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这就是唐亡前夜著名的一夕诛杀三十多位文臣的“白马驿之祸”,祸起朱温的亲信李振二十年中科考屡屡失败造成的心理变态。但朱温篡唐的消息传到东南,时任钱王节度判官的罗隐劝钱王举兵讨梁,不要“交臂事贼”。钱王一直以为罗隐不遇于唐,或有怨心,这下才明白他的拳拳之忠,故“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罗隐的境界终究不是唐末一众汲汲于求售的轻薄文士所能梦见的。

可惜罗隐不只是生前不遇,死后也声名不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实很像股票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有的高开低走,比如扬雄,隋唐以前是极受推尊的大宗师,但宋以后声名一落千丈;有的低开高走,比如陶渊明,在钟嵘的《诗品》里只列中品,到宋朝却是众望所归的大诗人。这叫做“品味的陀螺”。可是罗隐却始终没有进入过这个陀螺型的曲线里。

虽然仔细想想,从李商隐死,到欧阳修生,差不多一百五十年间,谁能指得出有比罗隐更大的文人么?但受累于晚唐五代在文化上整体的低落,罗隐也只能以“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而被历史记取了。但我揣测,管它鼎鼎大名还是籍籍无名,罗隐恐怕终于不大在乎了,因为他心态比较好。“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这话是自我宽解,却也可为当今的“成功学”患者疗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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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最后的归宿是在民间。从来没有一个诗人像罗隐那样,成为众多民间传说的主角。从两浙到两广,这位貌寝、数奇、乞丐身、皇帝嘴的“罗衣秀才”,这位出口成谶、触手成春的整蛊大师,就活灵活现在村妪野老的口中,儿童的心中。这是上天给罗隐最高的奖赏,足以安慰这位永恒的loser的心。

从贤明山上下来,车过葛溪与松溪,对岸是罗隐的出生地双江村,我想那里是什么遗迹都没有了的。诗人只把名字留给了诗。我的诗人朋友茱萸就写过这样一首诗,《罗隐:秾华辜负》,结尾最是意味深长:

太平匡济的一揽子计划,远不如

民间为你编排的全套传奇脚本那般

来得有趣。从此安心做一个配角吧,

“俱是不如人”,他们却相信失败者

随口说出的谶言:在乏味的今日

唯有诗,提前将激情抛到了远处。

文 | 江弱水

感谢柴惠琴、吴昱老师提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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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智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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