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意义非凡的石碑,它的出土曾经轰动了整个欧洲!

中国有一块石碑意义非凡,它的出土曾经轰动了整个欧洲。这块石碑也历经沧桑磨难,几次面临被毁坏的命运,最终都奇迹的保留了下来,如今它藏身于西安碑林之中,仍然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往西安去寻找这块石碑,他们大多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这块石碑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景教——中国最早的基督教

基督教何时传入中国,这个考证上有很多说法,一般认为东汉之时,在西域就有基督教传入中国,天主教会也有另一种说法说的是汉明帝梦到胡人白马,其实是耶稣弟子多玛。当时他在印度传教,此后汉明帝委派使者却错误的带回了佛教。(卫匡国《中国图记》)

有记载可以考证的就是唐代阿罗本带来的聂思托里分派基督教思想,当时聂思托里分派从印度传来,由于聂思托里分派不承认圣母玛利亚的神性,被罗马教廷宣判为异端而被迫东逃,在印度在稳下脚跟开始传教,聂思托里分派神父阿罗本此后前往大唐,在此传教,受到唐帝国的热烈欢迎,从而在长安落足,唐朝政府允许他传教授业,并且在全国兴建十字寺作为教堂。最为繁盛时期,十字寺多达十万多座(碑文记录)聂思托里分派在中国也被称为景教,与明教(即摩尼教)、拜火教(即袄教)统称为三夷教。此后景教也逐步佛教化,很多解释也脱离了基督教的理论。唐武宗时代灭佛兴起,会昌法难,景教也受到了严重的牵连,最终灭亡。

唐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由由波斯传教士伊斯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即大名鼎鼎的吕洞宾)书并题额。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龟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

道教上师吕洞宾,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

第二次基督教传教而来是在蒙元时期,蒙元少量贵族信仰基督教,因此将基督教再度带来了中国。但是此次传播十分有限,汉人几乎无人信仰此宗教,随着蒙古人被汉人赶走,基督教也再度在中国消亡。

第三次传入,就是在明朝末年了。耶稣会士利玛窦先生远方来华,进行传教,结交儒士,终于打开了大门,利玛窦的传教较为成功,尽管基督教徒数量稀少,但是获得了当时士大夫的广泛认可。利玛窦与徐光启之间也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此后耶稣会派遣大量传教士来华传教,在利玛窦的安排以及当时的朝廷大员的安排下,各地开始兴建教堂,传教士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曾德昭——石碑的见证者

传教士来华后,他们一方面将中国记闻的所见所感写下来带回欧洲,一方面留在中国寻找基督教曾经的痕迹,不过明朝末年时期,距离前两次基督教传入历史太久,很多历史遗迹渐渐散去,其中曾德昭神父就在这项工作上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曾德昭,葡萄牙人,本名奥伐罗·塞默多,耶稣会传教士。他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崇祯年间回到欧洲,在华26年,不仅亲身经历当时南京教难,也是石碑出土后的第一见证人,他还是李之藻的好友,杨廷筠受洗入教时的见证者,可以说在基督教早期传播上付出了汗马功劳。

曾德昭神父汉服像,他是第一个见到石碑的传教士

曾德昭在其著作《大中国志》中描写道:

在这里找寻基督教的遗迹真不容易,我们发现很多人在出生的孩子头上用红笔划上十字,也有人吃肉时或者在门框上画十字,当我们询问他们缘由时,他们普遍说是祖先就有的做法。有些线索指向基督教曾经在华传播,可是那些又是什么呢?(第二十五章:出土了一块证明基督教传播的重要石碑)

············

中国除了摩尔人(即穆斯林)还有犹太人,一位在北京的犹太人看到了我们的教堂,他看到了圣母像,却较为固执的认为主是天使米迦勒或者摩西,庞迪我神父随着他前往了开封,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很是古老,庞迪我神父在那里住了一个月,也参观了会堂,但是他们始终不肯拉开帘子让神父看他们帘子后的圣经,但是一位懂的圣经的小伙子告诉我们,他们的圣经和我们的一样,中国的犹太人谦卑有礼不像我们那里的那么固执,他们一直为自己不再认识祖先的文化感到哀伤,这次我们的到来可以帮助他们构建新的信仰(第二十四章:中国的摩尔人和犹太人)

就在此时,大明天启三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出土。当时的县令恰巧与李之藻是朋友,看到了碑上的十字架,他将信交给了李之藻,李之藻受到信件后,火速派人去杭州请来数位传教士,曾德昭也在其中。听闻这块石碑的出土,曾德昭十分兴奋,经过请示后最先赶了过去。

感谢天主的鸿福,冥冥之中庇佑他的子民,这块石碑的出土令我十分激动,恰巧leo(即李之藻)博士的朋友将要上任,我便与他一起前往西安去考察这块石碑,刚到西安后,我们得到了当地曼达林(即官员)的热情招待,天主的鸿福让他允许我们在这里建立一座教堂教化这里的子民,我前往石碑出土的地方,他们将它保存好,放到了一座和尚庙里,我当天下午就赶过去了。在那里我几乎什么事都不想做,我看它读它,只要一有时间就去阅读。我拓片了很多张,我很惊喜它的碑文居然保存的那么好,上面有个十字架托在云朵上,就和我在印度看到的一样,石碑上都是描写细致的中国字,也有一些别的文字,这些文字不是希伯来语也不是拉丁语,此后我回教廷述职时途径印度,见到了当地耶稣会的主教,他精通亚洲各国的文化学术研究,他告诉我这是叙利亚文……

——曾德昭《大中国志》

享有盛名——遭遇浩劫

石碑传到欧洲引发了狂热的兴趣,各地的学者都在谈论这块石碑,当时著名学者基歇尔收集大量史料研究这块石碑,发表学术论文,轰动了欧洲。至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欧洲一直备受显赫的关注。

碑文拓片

然而明王朝灭亡后不久,清廷即传下禁教之令,传教士的活动区域仅仅被局限在皇宫内,这块名贵的石碑尽管多次被申请保护,却逐渐被人遗忘。时间过去了两百年,清末时期,随着国家羸弱,盗贼横行,各地汉学家来到中国大肆盗掘国内文物,久负盛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被觊觎。当时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传教士与当地基督徒对于保护石碑,付出了很多努力,可是当地官员一直不予重视。最终基督教徒集资与咸丰年间,由武林韩泰华重造碑亭,但不久因战乱碑寺被焚毁,碑石暴呈荒郊。西方一些学者主张将此重要的景教文物运往欧洲保管。1891年欧洲某公使馆请求总理衙门设法保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总理衙门汇出100两银子,但到陕西时只剩下5两,只能草草搭一小蓬遮盖。

20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为了给大英博物馆寻觅至宝,悄悄准备买下石碑运往英国。他瞒过了所有的传教士与基督教徒用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这件事被当地基督教徒得知后,迅速上报。清廷得知,立刻通令陕西巡抚制止,当时石碑已经装车,就在最后时刻,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赶到现场,与荷尔姆协商,最后何尔谟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何尔谟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十分逼真,几可乱真。1907年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入藏西安碑林(现西安碑林博物馆)安置。何尔谟回伦敦后又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复制了一批,分派各国大学朝鲜金刚山长安寺。

经历风风雨雨,石碑总算保住了,如今在西安碑林中,它还矗立在那里见证中国基督教变迁史的历经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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